市镇结构变化与经济重心北移

近代以前，台湾的市镇结构主要是以那些与大陆有贸易关系的港口城镇为中心，结合周围的腹地，形成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市场体系。这些港口城镇除了最著名的“一府二鹿三艋舺”外，还有鸡笼港、乌石港、竹堑港、造船港、后垄港、梧栖港、笨港、东石港、打狗港、东港和万丹港等。它们成点状散布在台湾西、北沿岸。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规定南部的打狗、安平和北部的淡水、鸡笼为通商口岸，^[123]船只人员的往来，商品货物的进出主要通过这四个口岸进行，渐渐地出现了以打狗（包括安平镇）和淡水（包括鸡笼）为中心的南北两个货物集散地，并以这两个集散地为中心形成了南北两个大的市场体系：彰化以南的原来各个市场体系转为隶属于打狗—安平体系；彰化以北的原来各个市场体系转为隶属于淡水—基隆市场体系。西海岸中部的一些港口城镇衰落了，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1873年前后位于中部地区，原来号称台湾第二大商业中心的鹿港进出的船只已大幅度减少，^[124]“一府二鹿三艋舺”的局面结束了。

台湾的开发最早从南部开始，然后向北部逐渐拓展，台湾地方的经济重心亦随着开发范围的推进缓慢地由南向北移动。不过，迄至开港之初，台湾岛上的经济重心还是偏于南部。就贸易额而言，1864年，打狗和安平的月平均输出额为17381英镑，而淡水和鸡笼仅为9446英镑，前者几乎为后者的2倍。^[125]但是，随后在对外贸易的刺激之下，茶业之兴起、煤矿之开发、樟脑业之发展，北部地区的土地和资源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利用和开发，经济蓬勃发展起来，所产“米、茶、油、煤、硫黄、樟脑、靛青、木材等，每年二三百万金”，^[126]成为富庶甲于全台的菁华荟萃之地。

南部地区开发较早，经济潜力挖掘殆尽，所出物产以糖为主，1886年以后台糖国外市场萎缩，出口减少，对南部的经济是一个沉重的打击。1889年英国领事商务报告指出：“台湾南部比其他地方更使外商失望，原是一个极为富庶的地方，却没有任何发展的迹象。出口一年少似一年，直到今天，贸易仍和25年前开港之时相同，进口以鸦片为主，出口以糖为主，虽然这两项的贸易额自开港以来有很大的增长，但在6年以前已经达到了极限，自那时以后，贸易一直是停滞不前的。”^[127]实际上，台湾南部的进出口贸易额于1880年达到最高峰，为4527554海关两，自1881年就开始下降，直到台湾割让之前也未能恢复到原来的水平。表7-7为近代台湾南部（打狗、安平）和北部（淡水、基隆）口岸进出口贸易净值的比较。

表7-7　1865—1894年台湾南北口岸进出口贸易净值变动比较表　单位：1873年前为两，是年起为海关两

续表

资料来源：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3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2：1618-1636．

如表7-7所示，自1865年至1894年台湾南部口岸进出口贸易额只增加了不到1．7倍，而北部口岸的进出口贸易额在同期内却增加了近11倍。北部经济的发展比南部快，到1881年北部口岸的进出口贸易总值已赶上并超过南部口岸的进出口贸易总值，这是台湾南北经济发展的一个转折点。1886年北部口岸的贸易总值已为南部口岸的2．1倍。1893年，尽管出现世界性的经济萧条，但北部口岸的对外贸易不仅丝毫未受影响，还创开港以来的最高水平，进出口贸易总值达7849951海关两。海关贸易报告指出：“幸运之神没有像今年这样更照顾台湾北部了。”该年淡水口岸的进出口总值相当于南部打狗口岸的2．38倍。“全台通商在台北者恒十之七八，而在台南者只二三。”^[128]

除了北部的贸易额超过南部之外，台湾地方经济重心的北移还表现为这一时期内北部地区人口的迅速增加。以下根据相关资料，将1811年（嘉庆十六年）与1893年（光绪十九年）台湾地区人口分布的情况作一比较。

表7-8　1811年、1893年台湾地区人口分布一览表

资料来源：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台湾省通志：卷2　人民志·人口篇[M]．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72：58-59；其中1811年（嘉庆十六年）之人口资料取自福建通志台湾府[M]．台湾文献丛刊第84种，台北：台湾银行，1960；1893年（光绪十九年）之人口资料取自伊能嘉矩．台湾文化志（中）[M]．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译．台中：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1．

如表7-8所示，1811年时，台湾人口分布的重心在南部，计占69．2%，其中仅嘉义一县就占42．1%；至1893年南部地区虽然仍为台湾人口重心所在，但比重已明显减弱，仅占全省人口的43．2%，其中嘉义县减少最多，比例仅占16．6%。

台湾北部地区在1811年时的人口仅占全台人口的13．3%，而到1893年时已增加到30．1%；中部地区的人口比例原仅占17．6%，至1893年增至26．4%。这都充分显示出人口重心北移的趋向，唯中部地区在1893年所辖的一部分地方系由原来南部地区内划出，故其人口增加所占的实际百分比应比上述数字为小，而北部地区未受这一因素影响，故可以说，这一时期台湾人口流动的方向主要是北部地区。^[129]

台湾北部人口迅速增加，岛上人口重心向北移动主要是发生在台湾开港后的同治、光绪年间。据《淡水厅志》记载，该厅在同治九年（1870）时计有人口421360人。^[130]光绪元年（1875），台北设府时淡水厅分为淡水县和新竹县，及光绪十九年（1893）时，淡水和新竹两县共有人口564707人，^[131]23年间这一地区的人口增加34．02%，年增长率为12．81‰。若以淡水地区为例，则人口增长的时间性就更为明显。道光二十一年（1841）淡水的人口为189746人，及光绪十九年淡水县的人口已经增加到407754人，^[132]52年之间增加了114．9%，年增长率达到14．821‰。淡水海关税务司马士（H．B．Morse）在《1882—1891年台湾淡水海关报告书》也提到：“在这10年间此一地区的人口数字是突飞猛进……台北县的人口大概已增加了三分之一。”^[133]

对外贸易的发展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台湾岛上人口流动的方向。在近代以前的移垦社会里，大多数大陆移民渡海来到台湾的主要目的是寻找土地，开荒垦殖。所以那时人口流动的总方向是由港口上岸后，流向乡村和山区，由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流向人口密度较低的地区。开港后，由于通商口岸及附近市镇的商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较多的就业机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岛内人口的流向逐渐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人口向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市镇流动的趋向。同治末年，日军侵台的“牡丹社”事件发生后，清政府实行开山抚“番”政策，从厦门、汕头及香港等地招徕移民，并提供路费，贷予资金，鼓励其开垦东部内山地区，然成效不彰，其主要原因即在于此。

人口流向的改变导致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人口迅速增加，其结果便是都市化的产生。大稻埕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它纯粹是由于茶叶贸易而兴起的一个专业化市镇，加上原来的艋舺和新建的台北府城，在台北形成了一个三街市鼎立的局面。据马士称，在1890年左右，台北市区就已经是一个至少拥有10多万人口的商业中心了。^[134]

1885年台湾建省后，刘铭传决定设巡抚衙门于台北乃是台湾地方的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北部的结果，而这一决定及其以后的一系列相应措施又进一步促进了经济重心的北移。然而，通观近代台湾经济发展的历史，从市镇结构的变化、经济重心的北移到人口流动方向的改变和都市化的发生，对外贸易的影响确实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注释】

[1]H．B．Morse．Th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of China[M]．3rd ed，Shanghai：Kelly and Walsh，Limited，1921：309．

[2]台湾巡抚刘铭传致李鸿章电[M]//李鸿章．李文忠公选集．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7：584．

[3]聂宝璋．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141．

[4]P．H．S．Montgomery．1882—1891年台湾台南海关报告书[J]．台湾银行季刊，1957，9（1）．

[5]Diplomatic and Consular Reports on Trade and Finance，China，Tainan[R]．1890：13-25，Appendix：Report by Dr．W．W．Myers on the cultivation and manufacture of raw sugar in South“Formosa”，and on foreign relations with the trade therein．

[6]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台湾省通志：卷3　政事志·外事篇[M]．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71：60-63．

[7]Reports on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Published by order of the general of Customs，Tamsui[R]．1891，1895；Reports on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Published by order of the general of Customs，Tainan[R]．1891，1892，1893．

[8]林满红．晚清台湾茶、糖、樟脑业的产销组织[J]．台湾银行季刊，1977，28（3）：200-220．

[9]陈培桂．淡水厅志[M]．台湾文献丛刊第172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63：114．

[10]陈培桂．淡水厅志[M]．台湾文献丛刊第172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63：114．

[11]Reports on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Published by order of the general of Customs，Tamsui[R]．1878：211．

[12]刘铭传．官办樟脑硫黄开禁出口片[M]//刘壮肃公奏议．台湾文献丛刊第27种．台北：台湾银行，1958：368-371．原文数字如此，与计算得出的数字略有出入。

[13]连横．台湾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356．

[14]蒋师辙．台游日记[M]．台湾文献丛刊第6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7：48．

[15]James W．Davidson．The Island of“Formosa”，Past and Present[M]．Yokohama：Japan Gazette Press，1903：374．

[16]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Tamsuy[R]．1870：83；林满红．晚清台湾茶、糖、樟脑业的产销组织[J]．台湾银行季刊，1977，28（3）：200-220．茶贩为一种将茶叶从乡下送入城镇加工的中间商人。

[17]东嘉生．清代台湾之贸易与外国商业资本[M]//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台湾经济史初集．台湾研究丛刊第25种．台北：台湾银行，1954．所谓“妈振馆”，据说是英语“merchant”的音译。它既非纯粹的茶商，又非简单的中介人，而是介于茶商和外商之间经营茶叶委托贩卖，同时以茶叶抵押进行贷款的买办性机构。“妈振馆”在厦门设有总号，在台北设有分号，其资金由洋行借用者占七成，由钱庄借用者占一成，自己的资金仅为二成，贷款利率一般为月息一分五厘左右，经营者以广东人为多。

[18]唐赞衮．台阳见闻录[M]．台湾文献丛刊第30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58：71．

[19]林满红．晚清台湾茶、糖、樟脑业的产销组织[J]．台湾银行季刊，1977，28（3）：200-220．

[20]唐赞衮．台阳见闻录[M]．台湾文献丛刊第30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58：71．

[21]光绪十八年淡水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G]//《中国旧海关史料》编辑委员会．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19册．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165．印、日指印度茶和日本茶。

[22]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Tamsuy[R]．1876；Reports on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Published by order of the general of Customs，Tamsui[R]．1881．

[23]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Tamsuy[R]．1879：239．

[24]James W．Davidson．The Island of“Formosa”，Past and Present[M]．Yokohama：Japan Gazette Press，1903：388-389．

[25]James W．Davidson．The Island of“Formosa”，Past and Present[M]．Yokohama：Japan Gazette Press，1903：374；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的《台湾省通志》卷3政事志·外事篇中记载经营台茶出口除了上述者外，还有怡和及嘉士两家洋行。

[26]James W．Davidson．The Island of“Formosa”，Past and Present[M]．Yokohama：Japan Gazette Press，1903：177．

[27]Reports on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Published by order of the general of Customs，Takow[R]．1866：50．

[28]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Taiwan[R]．1877：125；1878：131．

[29]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Taiwan[R]．1881：103．

[30]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Tamsuy and Kelung[R]．1876：94．

[31]Diplomatic and Consular Reports on Trade and Finance，China，Taiwan[R]．1888：5．

[32]Reports on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Published by order of the general of Customs，Tamsui[R]．1868：160．

[33]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Taiwan[R]．1880：177．

[34]H．B．Morse．1882—1891年台湾淡水海关报告书[J]．台湾银行季刊，1957，9（1）．

[35]聂宝璋．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128．

[36]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Taiwan，Tamsuy[R]．1864；Diplomatic and Consular Reports on Trade and Finance，China，Tainan，Tamsui[R]．1894．

[37]Reports on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Published by order of the general of Customs，Takow[R]．1876：99．

[38]Reports on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Published by order of the general of Customs，Tamsui[R]．1876：86．

[39]Diplomatic and Consular Reports on Trade and Finance，China，Tainan[R]．1892：6．

[40]Diplomatic and Consular Reports on Trade and Finance，China，Tainan[R]．1893：3．

[41]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Tamsuy and Kelung[R]．1874：69．

[42]Reports on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Published by order of the general of Customs，Tamsui[R]．1867：74．

[43]Reports on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Published by order of the general of Customs，Takow[R]．1874：140．

[44]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Tamsuy and Kelung[R]．1879：236．

[45]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Taiwan[R]．1879：227．

[46]H．B．Morse．1882—1891年台湾淡水海关报告书[J]．台湾银行季刊，1957，9（1）．

[47]除了外国商船之外，尚有一些洋布和土布是由民船运入台湾的。因受外船贸易的影响，民船来台贸易的数量不断减少，输入的货物也越来越少。所以，尽管民船土布数量缺乏准确的统计，但对这个结论并无影响。

[48]Reports on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Published by order of the general of Customs，Amoy[R]．1870：86；1873：117．

[49]Reports on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Published by order of the general of Customs，Foochow[R]．1878：191．

[50]Reports on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Published by order of the general of Customs，Swatow[R]．1876：140．

[51]根据姚贤镐的《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三册附录四“各通商口岸对外贸易的消长”表三“各埠洋货进口、土货进口、土货出口值：1865—1894年”相关统计数字计算。原表中1865年单位为两，今按1海关两＝1．114上海两折算。（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2：1618-1636．）

[52]根据姚贤镐的《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三册附录四“各通商口岸对外贸易的消长”表三“各埠洋货进口、土货进口、土货出口值：1865—1894年”相关统计数字计算。原表中1865年单位为两，今按1海关两＝1．114上海两折算。（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2：1618-1636．）

[53]H．B．Morse．1882—1891年台湾淡水海关报告书[J]．台湾银行季刊，1957，9（1）．

[54]Reports on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Published by order of the general of Customs，Takow[R]．1868：77；1870：81．

[55]Reports on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Published by order of the general of Customs，Takow[R]．1874：141．

[56]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Taiwan[R]．1880：117．

[57]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Tamsuy and Kelung[R]．1874：112．(https://www.xing528.com)

[58]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Tamsuy and Kelung[R]．1880：116．

[59]Reports on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Published by order of the general of Customs，Takow[R]．1868：77．

[60]姚莹．与毛生甫书（己亥四月）[M]//姚莹．中复堂选集．台湾文献丛刊第83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4：113-116．

[61]光绪十五年淡水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G]//《中国旧海关史料》编辑委员会．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15册．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160．

[62]H．B．Morse．1882—1891年台湾淡水海关报告书[J]．台湾银行季刊，1957，9（1）．

[63]Reports on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Published by order of the general of Customs，Tamsui[R]．1867：79；1868：166．

[64]Reports on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Published by order of the general of Customs，Tamsui[R]．1886：266．

[65]James W．Davidson．The Island of“Formosa”，Past and Present[M]．Yokohama：Japan Gazette Press，1903：391．

[66]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Tamsuy[R]．1866：269．

[67]Reports on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Published by order of the general of Customs，Tamsui[R]．1886；Diplomatic and Consular Reports on Trade and Finance，China，Tamsuy[R]．1892．

[68]Reports on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Published by order of the general of Customs，Takow[R]．1878：230．

[69]连横．台湾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359．

[70]Reports on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Published by order of the general of Customs，Takow[R]．1866：39．

[71]Reports on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Published by order of the general of Customs，Tamsui[R]．1877：162．

[72]据伊能嘉矩的《台湾文化志》（中卷）第六篇“社会政策”之第一章“户口普查”（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1年），光绪十九年（1893）台湾全省人口数为2545731人。而咸丰年间中国全境的人口在4．2亿左右。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383-384．

[73]东嘉生．清代台湾之贸易与外国商业资本[M]//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台湾经济史初集．台湾研究丛刊第25种．台北：台湾银行，1954．

[74]黄富三．清代台湾外商之研究——美利士洋行（上）[J]．台湾风物，1982，33（4）：104-136．

[75]黄富三．清代台湾外商之研究——美利士洋行（上）[J]．台湾风物，1982，33（4）：104-136．

[76]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Tamsui[R]．1863：2．

[77]沪滨居士．论台地宜兴商务[N]．万国公报，1893-01（光绪十八年十二月）．

[78]东嘉生．清代台湾之贸易与外国商业资本[M]//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台湾经济史初集．台湾研究丛刊第25种．台北：台湾银行，1954．

[79]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527．

[80]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527．

[81]光绪十八年淡水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G]//《中国旧海关史料》编辑委员会．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19册．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165．

[82]Diplomatic and Consular Reports on Trade and Finance，China，Taiwan[R]．1886：4．

[83]Diplomatic and Consular Reports on Trade and Finance，China，Tainan[R]．1890：13-25，Appendix：Report by Dr．W．W．Myers on the cultivation and manufacture of raw sugar in South“Formosa”，and on foreign relations with the trade therein．

[84]Diplomatic and Consular Reports on Trade and Finance，China，Tainan[R]．1890：13-25，Appendix：Report by Dr．W．W．Myers on the cultivation and manufacture of raw sugar in South“Formosa”，and on foreign relations with the trade therein．

[85]Reports on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Published by order of the General of Customs，Takow[R]．1867：101．

[86]James W．Davidson．The Island of“Formosa”，Past and Present[M]．Yokohama：Japan Gazette Press，1903：448．

[87]Diplomatic and Consular Reports on Trade and Finance，China，Tainan[R]．1890：14．按：1890年1海关两＝5先令，2先令10便士＝0．57海关两。

[88]光绪二十年台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G]//《中国旧海关史料》编辑委员会．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22册．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175．

[89]Diplomatic and Consular Reports on Trade and Finance，China，Tainan[R]．1890：13-25，Appendix：Report by Dr．W．W．Myers on the cultivation and manufacture of raw sugar in South“Formosa”，and on foreign relations with the trade therein．

[90]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Taiwan[R]．1879：228．

[91]黄富三．清代台湾外商之研究——美利士洋行（上）[J]．台湾风物，1982，33（4）：104-136．

[92]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M]//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584-617．

[93]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Tamsuy[R]．1875：98．

[94]陈淑均．噶玛兰厅志[M]．台湾文献丛刊第160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4：117．

[95]James W．Davidson．The Island of“Formosa”，Past and Present[M]．Yokohama：Japan Gazette Press，1903：190．

[96]Reports on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Published by order of the general of Customs，Takow[R]．1877：165．

[97]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Taiwan[R]．1883：290．

[98]Diplomatic and Consular Reports on Trade and Finance，China，Taiwan[R]．1888：2．

[99]P．H．S．Montgomery．1882—1891年台湾台南海关报告书[J]．台湾银行季刊，1957，9（1）．

[100]H．B．Morse．1882—1891年台湾淡水海关报告书[J]．台湾银行季刊，1957，9（1）．

[101]陈培桂．淡水厅志[M]．台湾文献丛刊第172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63：299．

[102]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Tamsuy and Kelung[R]．1880：118；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Taiwan[R]．1881：101．

[103]利权独揽（光绪十三年四月初八）[M]//清季申报台湾纪事辑录．台湾文献丛刊第247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4：1121-1122．

[104]利权独揽（光绪十三年四月初八）[M]//清季申报台湾纪事辑录．台湾文献丛刊第247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4：1121-1122．

[105]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Taiwan[R]．1880：116．

[106]Reports on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Published by order of the general of Customs，Takow[R]．1876：105．

[107]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Tamsuy and Kelung[R]．1873：111．

[108]台南三郊之组织、事业及沿革[M]//台湾私法商事编．台湾文献丛刊第91种．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84：11-15．

[109]台南三郊之组织、事业及沿革[M]//台湾私法商事编．台湾文献丛刊第91种．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84：11-15．

[110]Reports on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Published by Order of the General of Customs，Takow[R]．1883：278．

[111]连横．台湾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706．

[112]连横．台湾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707．

[113]Diplomatic and Consular Reports on Trade and Finance，China，Tainan[R]．1890：23．

[114]连横．台湾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707．

[115]郑喜夫．台湾先贤先烈专辑：第4辑林朝栋传[M]．台中：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79：67-86．

[116]连横．台湾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707．

[117]连横．台湾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707．

[118]刘铭传．遵旨饬商退办煤矿并筹议情形折（光绪十六年十月二十三日）[M]//刘壮肃公奏议．台湾文献丛刊第27种．台北：台湾银行，1958：366-368．

[119]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1200．

[120]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1200．

[121]James W．Davidson．The Island of“Formosa”，Past and Present[M]．Yokohama：Japan Gazette Press，1903：385．

[122]林满红．茶、糖、樟脑业对晚清台湾经济社会之影响[J]．台湾银行季刊，1977，28（4）．

[123]“鸡笼”于光绪元年（1875）设立台北府后改称“基隆”。

[124]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Tamsuy[R]．1873：111．

[125]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Tamsuy[R]．1864：284．

[126]连横．台湾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649．

[127]Diplomatic and Consular Reports on Trade and Finance，China，Tainan[R]．1889：1．

[128]连横．台湾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649．

[129]李国祁．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闽浙台地区（1860—1916）[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472．

[130]陈培桂．淡水厅志[M]．台湾文献丛刊第172种．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63：89．其中不包括“番”丁数字。

[131]伊能嘉矩．台湾文化志（中）[M]．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译．台中：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1：126．

[132]道光二十一年，同知曹谨编查户口，厅治城厢及城南四堡等计七堡之人口93317人，属于后来之新竹县；其余桃涧堡等十二堡，人口189746人，属于后来之淡水县。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台湾省通志：卷2　人民志·人口篇[M]．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72：86．光绪十九年淡水县的人口数见伊能嘉矩．台湾文化志（中）[M]．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译．台中：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1：126．

[133]H．B．Morse．1882—1891年台湾淡水海关报告书[J]．台湾银行季刊，1957，9（1）．所谓“台北县”中文翻译有误，似应指台北市区。

[134]H．B．Morse．1882—1891年台湾淡水海关报告书[J]．台湾银行季刊，1957，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