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台湾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

近代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后，社会性质的改变引起了阶级关系的变化。在台湾地方主要是买办阶层的出现和无产阶级的产生。

开港之后，外商纷纷到台湾设立洋行。由于对外贸易的需要，一批数量相当的买办在台湾应运而生。他们四方奔走，在推销洋货的同时又为外商收购土货，成为外商贸易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帮手。许多买办亦利用职务之便，兼营商业，发财致富，成为买办富商。海关贸易报告曾指出：“买办本身就是货主，当然利用他们的地位，为他们自己的货物优先寻找最好的市场，而将剩下的较坏的市场让给外商，白手起家的买办在很短的几年内便发了财。”^[110]比较著名的买办有李春生、陈福谦和沈鸿杰等人。

李春生祖籍福建厦门，同治四年（1865）来台任淡水宝顺洋行买办。最初帮助多德拓展台北茶业，对于洋行生意，“春生懋迁其间，商务日进”。^[111]1885年台湾建省后，李春生又与台北有名的富绅林维源在大稻埕合筑千秋、建昌二街，“略仿西式，为民倡，洋商多就此以居”。^[112]

陈福谦为台湾凤山县苓雅寮人，早年贩运米、糖，以“籴贱粜贵，善相机宜”而致富。后生意日大，设顺和行于旗后，经营布匹、五谷、鸦片等，但仍以贩糖为主，并配运日本横滨、长崎等地，终于成为台湾首屈一指的糖业巨商。为了求得外商的帮助和庇护，陈福谦利用自己买办的身份，不断替外商置办糖货，始终同外商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113]

沈鸿杰原为福建安溪人，少年随父赴厦门学贾。同治五年（1866）来台之后，因素谙英语，与英人合资建商行，既又与德人经营，采办洋货，分售南北，而以台货赴西洋，还代理新西兰的海上保险业务。后来又在集集地方经营樟脑业，大启其利。^[114]

随着买办势力的发展，台湾的买办商业高利贷资本也开始形成。上文提到的“妈振馆”就是专营以茶叶为抵押而进行贷放资金的买办机构；而台湾南部的陈福谦更是集买办、商人和高利贷者于一身的代表人物，专营蔗糖的抵押贷款，并以此控制了蔗糖的生产和销售，在打狗地区的糖业贸易中形成了寡头垄断的局面。

在对外贸易发展的刺激下，台湾近代的民族商业资本也有一定的发展。华商在台北开设的100多家茶行及在南北各地开设的各种大小行店等都可以归入民族资本之列。另外，一些地方士绅也参与近代台湾对外贸易活动，如雾峰林朝栋便是一例。林氏利用职权之便投资樟脑业，与外商公泰洋行订立合同，经营樟脑贸易，获利致富，^[115]其所营产业亦有民族资本的性质。甚至有些买办资本也出现了向民族资本转化的趋势。如台北李春生后来就脱离了买办生涯，“自营其业，贩运南洋、美国”。^[116]台南的陈福谦虽然到后来仍有替外商置办糖货，但其自营的生意也占很大部分，在日本设立货栈，经营台糖出口，在为外商服务的同时又与外商展开竞争，显然已经不同于原来纯粹意义的买办。上述这些人物都与近代台湾对外贸易有关系，他们代表着新的历史条件下兴起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其经济实力比较雄厚，因而颇受官方的重视，社会地位也比较高。如刘铭传任台湾巡抚时曾委任林朝栋负责开山抚“番”事宜；光绪十六年（1890），台湾设立蚕桑局，刘铭传即委任李春生为副总办。^[117]总之，这一新兴的社会阶层已经取代昔日郊商在台湾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并在地方政治生活中崭露头角。(www.xing528.com)

早在清初康熙年间，台湾糖业生产中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康熙末年首任巡台御史黄叔璥在《台海使槎录》中所描述的台湾糖廍中人员的分工和雇佣关系已经具备资本主义生产的某些特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台湾糖业中这种资本主义萌芽并没有发展起来。直到1895年台湾被割让之前，台湾还没有一座现代化的糖厂，所有的蔗糖还是由1000多个旧式的糖廍进行加工。但是在煤矿业、制茶业和樟脑业中，近代意义的雇佣关系已有很大的发展。

在煤矿业中，民窑开采时期，矿工基本上还都是附近的农民，农忙时务农，农闲时挖煤，算不上正式的工人。1875年官煤厂设立之后，即招募正式矿工，人数由少到多，到后来“矿中工匠不下千余”，^[118]仅次于直隶的开平煤矿。另一家私人创办的利用煤粉加工煤砖的基隆发昌煤砖厂亦有工人30名。^[119]

茶叶为台湾最大宗的出口货物，故制茶业中所雇佣的工人人数也最多。在台茶制作外销中心的大稻埕，经营茶叶加工出口的洋行有6家，其中1888年前后由美商创办的旗昌洋行机器焙茶厂是当时“中国境内唯一的机器焙茶厂”。^[120]这些洋行经营的茶叶加工从拣选、焙制、薰花、制箱到包装各道工序，所雇佣的工人虽无确切的记载，但为数当在不少。除洋行外，台北还有大小100多家华商茶行。新茶上市时，较大的茶行每家雇佣女工由100到300名不等，有时甚至多达400到500名，平均每天雇佣的人数总计在12000名以上。这些工人是按天计件付资的。^[121]

在樟脑业中，担任实际制脑的脑丁亦是受雇的工人，由脑长招徕。也有脑丁和脑长是同受雇于脑商的，即由脑商提供全部制脑资金，樟脑制成以后，脑长、脑丁仅抽取其中几成作为自己的工资报酬，其余全部归脑商所有。据1894年的估计，台湾制脑工人的数量为13149人，在平时至少亦有数千人之多。^[122]

除了在茶业、煤矿业和樟脑业中从业的工人之外，还有各地的挑夫、船夫及码头装卸工人等雇佣劳动者，其人数随着贸易的发展而增加。这些人连同上述各个行业中的工人一起形成了一支有一定数量的近代产业无产阶级队伍，给台湾社会的阶级结构注入了新的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