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78年起，台湾对外贸易每年都有大量的出超，从1865年至1894年净出超总额共达1400多万海关两。一般说来，外贸的大量出超是社会经济繁荣、财富增值的标志之一。然而，近代台湾地方的情况却不尽然，尽管外贸发展很快，连年出超，但广大直接生产者的生活状况并未有相应的改善和提高，就如19世纪90年代美国《先驱报》驻台湾记者J．W．戴维逊根据其耳闻目睹所描述的那样：“数以百计衣衫褴褛、双脚赤裸、贫穷不堪的茶贩年复一年地挑着他们的茶叶来大稻埕售卖，但卖茶得到的银子回家之后‘一转眼间’就不知去向了。他们的住房同以前一样破烂陈旧，他们使用的农具同以前一样极为简陋，就连屋里跑出来向行人吠叫的狗也是同以前一样饿瘪着肚子，在这里丝毫也看不到我们所熟悉的那种西方的繁荣。”[65]
鸦片是近代台湾地方对外贸易中最大宗的进口货。鸦片进口值在洋货进口总值中的比例最低的年份为51%，最高的年份竟达93%，在各种进口货中始终稳居第一位。因此，近代台湾地方不仅是洋货倾销的市场，更确切地说还是西方列强毒品倾销的市场。近代台湾进口贸易商品结构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它比一般资本主义国家剩余工业品倾销的不等价贸易具有更大的掠夺性。
从1864年至1894年台湾共输入鸦片126627担，平均每年4085担，以比较低的每担550元的价格计算，台湾每年光耗费在鸦片上的现金就达224万元以上。在开港初期，台湾的出口贸易尚未充分发展，出口的土货不足以抵付鸦片的货款，对外贸易一直呈入超状态，相当一部分鸦片都是用现款支付，故每年都有大量的白银外流。据不完全统计，1866年单淡水口岸一处由外船运走用以支付鸦片的现款就达50万元，即11万英镑。[66]在更多的场合，鸦片被直接用来交换茶叶、糖、樟脑和煤等各种土货。在这种情况下，鸦片贸易的掠夺性就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许多茶农卖茶后所得到的不是钱而是鸦片”。[67]表7-4为1865—1894年台湾进口鸦片占各通商口岸进口鸦片总量之比例。
表7-4 1865—1894年台湾净进口鸦片占全国各通商口岸净进口鸦片总量之比例
资料来源：《中国旧海关史料》编辑委员会．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4册[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13；《中国旧海关史料》编辑委员会．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7册[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13；《中国旧海关史料》编辑委员会．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11册[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19；《中国旧海关史料》编辑委员会．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22册[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17．
鸦片的大量输入刺激了岛内鸦片消费量的增加。以台湾南部为例，1878年一个季度中投放于市场的鸦片数量就比10年前一整年的消费量还多。[68]吸食鸦片的人数也随着鸦片的大量流入与日俱增。咸丰初年，台湾兵备道徐宗幹曾估计全台湾吸食鸦片者约有50万人之谱。[69]1866年的海关贸易报告指出：“如果考虑到台湾的人口是多么稀少，那里鸦片的销量就大得惊人了。这种情况可由下一事实来说明：那就是，几乎所有台湾各阶层居民都吸食鸦片，尤其是中下阶层，他们似乎多半是把吸食鸦片当成使他们能够支持一天工作疲劳的一种刺激品，而不是把鸦片当作享受品。在通往台湾府的道路上的各个休息地点，可以看到轿夫、挑夫和劳动者在继续挑抬之前，都要抽鸦片。一个人不论多么穷，似乎没有能摒弃这种嗜好的。”[70]根据1877年海关贸易报告估计，当时台湾吸食鸦片者至少占人口的一半。[71]近代台湾人口约有250万，粗略计算约为全国人口的5．95‰，[72]而表7-4显示自1865年至1894年的30年间，台湾每年输入的鸦片却占全国各口岸鸦片进口总量的5．97%。换言之，即台湾地方人均每年鸦片消费量约为全国人均每年鸦片消费量的10倍。无怪乎有学者认为中国人所吸食的鸦片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在台湾消费的。[73]鸦片贩子的贪财好利正如蚂蟥吸血一样，无休无止的鸦片倾销不仅毒害了广大劳动人民的身心健康，还耗竭了土货出口换来的大量资金，严重地削弱了对其他生活消费品的购买力。台湾南部鸦片的输入比北部多，纺织品和杂货等其他商品的进口就比北部少，人民的生活也比较困苦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外商的兴趣之所以全部集中于鸦片贸易，是因为它的利润很高。根据1865年11月16日美利士洋行致函香港怡和洋行所称，贝拿勒斯鸦片在香港每箱570元，在淡水可以卖到790元，[74]两地差价竟达220元。据黄富三估算，自香港输到台湾的鸦片的边际利润相当于两地差价的20～30元，而上述220元的差价则相当于边际利润的7～11倍，堪称是超高利润了。[75]虽然并非经常有如此之高的利润，但据英国领事商务报告云，鸦片进口商的利润平均每箱不会低于80元。[76]可见，即使是最低利润也要比边际利润高出3～4倍，外国烟贩每年从台湾掠走的财富之巨可想而知。故尽管台湾开港后对外贸易发展较快，糖、茶叶和樟脑等大量出口，但“无如英国销售烟土于台地则利尤大而银出尤多，则乃是台失利而英得利也”。[77]
商业高利贷资本的剥削也是台湾人民生活贫困化的又一主要原因。随着近代台湾对外贸易的发展，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台湾地方商业高利贷资本的活动也空前猖獗起来。外商在贸易中的贷款预购和赊卖除了扩大土货来源、拓展洋货销路进而控制进出口贸易外，另外一个重要的职能就是进行高利贷盘剥。以茶叶贷款为例，汇丰银行以六厘的利息贷给洋行，洋行即以一分二厘的利息转借给“妈振馆”，“妈振馆”又以一分五厘的利息预借给茶行，[78]茶行当然又以更高的利息贷予茶农。这样层层转贷，利息也层层加码，结果所有的利息当然由最终的借贷者茶农来承担。除了洋行的贷款外，华人茶商也“以贷金之法，借于茶农，俟其茶叶制成，必归该行以定价，价平而息则奢”。[79]茶农除了遭受高额利率、压价收购等各种盘剥外，在售茶时还要受到掮客秤头上的克扣。如“茶商品评茶质，各就农家购买，其中人则以百五斤为入，百斤为出也。而大稻埕茶中尤狡，时以百五十斤或至百三十斤为入，百斤为出也。轻重权衡，维持出入之利”。[80]
其实，华商茶行和中间商人虽然剥削茶农茶贩，但他们最终还得受外商的控制，他们从茶农茶贩身上刮来的利润还必须在他们与外商之间进行再分配。由于华商茶行接受洋行贷款，其所制茶叶必须售予洋行。即使未接受贷款者，也因无力在国外直接设立代销处，所以洋行仍是他们唯一的买主，而且华商对国际市场行情不甚了解，其利润全凭本地市场价格的涨落而定。相反，外商信息灵通，经常操纵市场，压价收购，其“办茶必与印、日价值相若，然后采买”。[81]遇到国际市场风吹草动，外商即可采取观望态度。因茶叶容易变质，不能囤积太久，华商每逢这种情况，唯一的办法就是忍受亏损，降价求售；否则，茶叶发霉，损失更大。而外商在台茶买卖中基本上处于主动地位，所以获利最多的乃是洋行。(https://www.xing528.com)
与茶业高利贷相比，糖业高利贷对蔗农的剥削更加凶狠，所以，南部蔗农的境遇也就更加悲惨。首先，在台湾种蔗的全是贫苦农民，每户的产量自50担到500担不等。蔗农资金短缺，往往在甘蔗收获之前就已感受到缺乏生活资料的压迫，为了得到贷款，他们不得不把尚未收获的甘蔗抵押给代理人，这些代理人带着现金专门等候这种机会。蔗农贷款时须付很高的利息，一般为月息1．5%～2．5%。[82]打狗糖区的贷款一般分三次贷予，即在年初蔗苗刚出地面时，估计收成的数量先借一笔款，雨季过后再作一次估价给第二次贷款，待到甘蔗收成时再付最后一次贷款，其利率一般为年息18%～36%。[83]
其次，蔗农很少有自己的糖廍，收获时大部分蔗农须将甘蔗运到其债主所开设的糖廍中加工，这些高利贷者兼糖廍主便从中又进行一层剥削。《麦耶斯报告》中提到，蔗农在榨糖时若提供牛只及赶牛的人手，那么，糖廍主只抽取所榨出来的糖的7%作为加工的费用。但是大部分的糖廍主都坚持要用他的牛只，这样他就可以留下所榨出来的糖的40%～50%作为加工费。[84]海关贸易报告也曾提到台湾蔗农榨糖时缴交给糖廍主的费用一般占所产糖的一半。[85]
再次，蔗农所种的地一般是向地主租佃而来的，除了上述利息和加工费用外，蔗农还得向地主交纳地租，租率为地价的15%～20%；蔗农在将糖出售给贷款者时每担还须交五分的佣金。[86]
扣除上述各种费用之外，蔗农所得无几。根据英国领事商务报告的估算，在最好的年景中，他们从所产每担糖中得到的最多不过3先令1便士至3先令4便士，平均仅有2先令10便士。[87]按这样的水平所得的款子当然无法偿清全部的债务，于是就会出现亏空，即使这个亏空很小，也因为利息永远按照复利计算，所以这笔亏空就日积月累，迅速增加，使蔗农“负债累累，年深一年，无以归款”，常常濒于破产的边缘。而这正是高利贷业者兼糖商所希望的，因为蔗农还不起债，便须借债养债，即需要不断地向高利贷商人借款。借出的款越多，他就越能控制更多的糖货供应，到后来这些高利贷糖商“不独挟制种蔗者，限其办糖多少到口，以为自定时价高低之计，且又能自指田亩，以为每年种蔗之区”。[88]
高利贷商人以此办法不仅控制了蔗糖的流通，还控制了蔗糖的生产；而蔗农在重重的盘剥之下，不仅失去了自由出售产品的权利，同时，失去了讨价还价的资格，由原来形式上独立的生产者沦为高利贷商人的依附农民。正如《麦耶斯报告》中所描述的那样：“台湾南部地区的蔗农受困于对几个资本家的债务，多年来处于悲惨可怜而显然又无法还债的状态，劳动所得仅能果腹，情况演变到现在，他们实际上比农奴好不了多少。”[89]
至于外商在糖业中的贷款也是很普遍的，唯其数量之大小及利率之高低尚未见确切的统计。但据1879年英国领事商务报告所称，当时红糖每担售价为3～3．80元，生产者的利润每担0．85元，其中须扣除外商借款的利息0．10元左右，蔗农每担实得仅0．75元，而且外商借款的期限为6个月。[90]以每担利息0．10元计算，台湾每年出口糖数十万担，外商可从中获利数万元。
洋行在售货时常常进行赊贷，以此吸引资金短缺的零售商。这种赊贷也是一种重要的高利贷剥削方式。以台湾北部的美利士洋行为例，其“New Benares”鸦片每箱的批发价格，现金交易时为760元，而赊贷时则要800元，赊贷要高出40元；贷期一个月，月息相当于5．3%，年息为63%，堪称超高利贷。即使比较低的月息也达2．53%，仍然是高利贷。[91]零售商人的这种利息负担必然通过价格再转嫁到广大消费者身上，最终被剥削的还是广大劳动人民。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造成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阶级和商业高利贷阶级，以便利其剥削广大的中国农民和其他人民大众。”[92]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近代台湾地方对外贸易虽然发展比较迅速，连年出超，但实际上仅是一种虚假的繁荣。由于鸦片毒品倾销的掠夺和封建高利贷的剥削，对外贸易带来的大量财富以商业利润和高利贷利息的形式落入了外商和高利贷者的腰包，台湾的许多洋行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建起了更好的办公楼和货栈，原来的帆船也换成了轮船。[93]广大下层劳动者不仅难以从外贸的发展中获得相应的好处，反而受到西方商业资本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双重剥削，生活贫困不堪，有时甚至连简单的再生产也难以为继，整个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现象加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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