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洋货倾销和农产品原料掠夺的市场

如前所述，开港之后台湾对外贸易的发展甚为迅速。在进口贸易中，虽然鸦片占了很大的一部分，但因台湾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原来就不如大陆地区那么根深蒂固，商品经济历来比较发达，加之台湾地方对输入的外国工业品不征进口厘金，使洋货进口所遇到的阻力较少，故纺织品和其他各种工业制品的输入在整个台湾近代对外贸易的过程中也有很大的增长。如1864年外国纺织品和杂货的进口总值为23840英镑，占洋货进口总值的7%，而到1894年外国纺织品和杂货的进口总值即已达到409382英镑，占洋货进口总值的近一半。^[36]

随着外国廉价工业品输入的增加，洋货在台湾各种消费品中所占的比例也不断在提高。根据海关贸易报告的统计，1876年台湾南部所消费的各种布匹中，洋布占40%，大陆输入的南京布占35%，台湾本地的凤梨布和“番”布分别占17%和8%。^[37]在台湾北部，洋布的使用也相当普遍。据海关贸易报告，冬季不论是在田里劳动的农夫，还是在煤船上做工的船工，甚至街上的普通苦力，他们身上穿的三四件短褂中，至少有一两件是用欧洲的布料制成的。^[38]洋布在岛上消费的范围之广，由此可见一斑。煤油的输入是洋货倾销的另一个典型的例子。自1881年以后煤油输入台湾的数量连年激增，终于“完全取花生油而代之”，^[39]“由于煤油输入的结果，土产油料已经很少作为点灯之用”。^[40]外国输入的洋纱也代替了土纱，以致“本地妇女在冬季多用进口棉纱织布”^[41]。

由于台湾原来是个移垦型社会，手工业不发达，纺织品及其他生活日用品以往均仰赖于大陆供给，洋货的倾销并未造成台湾本地手工业的衰落，而只是引起大陆输台的国产棉布、日杂用品等土货的减少。这种洋、土货输入此增彼减的现象在土布的进口中表现得最为明显。1865—1867年间，洋布的进口量稳步上升；与此相反，海关贸易报告中南京布的进口就开始减少。^[42]1870年之后，由于洋布价格下降，有时甚至低于国产土布的价格，从而弥补了其质量上的缺陷，使土布原来赖以竞争的优势逐渐消失。1874年灰衬衫布的价格比国产纺织品更加便宜，所以进口量剧增，结果导致外船全部停止输入土布，由民船运来的南京布的数量也一下减少了20%。^[43]1879年洋布的价钱大跌，T字布每匹售价仅1．80元左右，进口量大增，随之而来的也是当年南京布输入锐减。^[44]华商对洋布的推销使得土布输入减少的情况更形严重，同年英国领事商务报告称：“大量的匹头由广东人的商行输入，迄今为止存在的对厦门出产的南京布的需求量大大地下降了。”^[45]

而从19世纪80年代起，既耐穿又便宜，土、洋布二者优点兼而有之的东洋棉布输入之后，土布在台湾布类总消费量中所占的比例下降的趋势便更为明显。1882年国产的南京布、夏布和绸布的输入价值是94267海关两，占该年台湾棉布及毛织物输入总值的45%。1887年国产细薄织物的输入价值增加到147056海关两，但外国匹头的输入量增加更快，故这个价值在当年台湾进口的棉毛织物的总价值中占的比例仅有42%，比起1882年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下降。1891年，土布输入的价值更是大减，南京布降为6973海关两，夏布降为23531海关两，绸布降为55860海关两，三者共计86364海关两，总价值仅占该年台湾纺织物进口总值的27%。^[46]可见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洋布大量进入台湾，大陆土布在台湾市场的地位已渐渐为洋布所取代了。^[47]实际上，此时输入台湾的土布多是用洋纱织造的，已经不是原来那种地道的土布了。据海关贸易报告云，当时与台湾一水之隔的福建省的每个家庭都在用洋纱织造土布。在漳州、同安、安海及邻近地区，织造这种土布已经成为许多居民的职业。这种土布仅有一小部分在厦门消费，大部分都经由常关出口。^[48]此外，还有相当部分的土布是直接用洋布经剪裁和加染后冒充的。^[49]如汕头出产的所谓“土布”，就是用从香港进口的英国漂白市布经染蓝后出口的。^[50]作为原来输台日用品中最大宗的土布的命运尚且如此，大陆其他原来输往台湾的手工业品在品种繁多、物美价廉的洋货倾销的冲击之下，其结果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表7-2为1865年与1894年洋货、土货在台湾进口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时期台湾进口的洋货、土货此增彼减的情况。

表7-2　1865年与1894年洋货、土货在台湾进口总值中所占之比例　单位：1873年前为两，是年以后为海关两

资料来源：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2：1618-1636．原表中1865年单位为两，今按1海关两＝1．114上海两折算。

如表7-2所示，自1865年至1894年的30年间，台湾进口的洋货以价值而论，增加了3．6倍，而土货仅增加93%；土货在进口货总值中的比例也由1865年的30．6%下降到1894年的15．6%。土货输入减少的现象在台湾南部更为突出。1865年打狗和台南口岸土货进口值在土货、洋货进口总值中占的比例为39．4%，到1894年已下降为7．3%；不仅相对比例下降，而且绝对量也大为减少，由1865年的375413海关两下降到1894年的148748海关两。^[51]

在近代台湾对外贸易中，出口贸易的增长速度比之进口贸易更为迅速。1865年台湾的土货出口总值为887090海关两，到1894年已经上升到7245035海关两，30年间增加了7．17倍。^[52]而且，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销往国外的货物在全部输出货物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也不断增加。1868年至1870年间仅为35%左右，到1876年至1880年间已达到80%，1881年后提高到85%。这种趋势在台湾北部更为明显，据海关贸易报告，1882—1891年淡水口岸销往国外的大宗产品如茶叶、樟脑和煤炭等即占该口岸全部输出总值的96．5%。^[53]可见，台湾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列强掠夺原料和农产品的市场。(www.xing528.com)

在出口贸易的刺激下，台湾原来的农业生产结构发生了变化，那些专供出口的经济作物，如甘蔗、茶的生产高度发展，原来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被大量占用，在台湾南部则是蔗田占用稻田。还在开港初年，海关贸易报告就指出，由于台糖出口迅速增加，“甘蔗的种植正在迅速侵夺着稻田”^[54]，“农民们正在大片地放弃种稻而改植甘蔗，他们发现这样是较为有利可图的”。^[55]到19世纪80年代前期台糖外销的黄金时代，改种稻为植蔗的现象也就更加普遍了。当时英国领事商务报告有这样的叙述：“甘蔗的栽培业经发现是十分有利的事业，以至于现在比过去有更多的土地用于种植甘蔗。许多地方的稻田正在改为蔗田。”^[56]

在台湾北部则是茶园的大规模扩张。因为台茶的销路比之台糖更加畅旺和稳定，所以台湾北部茶园的扩展程度比之南部的蔗园当然也就有过之而无不及。“到处都可以看到中国人拔掉他们的甘薯，在有些地方甚至拔掉价值较少的蓝靛以扩展茶地。”^[57]1880年英国领事商务报告也指出：“由于茶叶价值高昂，茶树的种植迅速增加，我们经常听说植茶事业传播到新的地方，新的植茶区多半是被开拓的山地，这些山地有的乃是第一次开垦用来植茶的。但有时也有放弃其他作物来种茶的。”^[58]

甘蔗的种植大量地侵占了水稻的种植面积，导致岛上稻米产量下降，米价上涨，输出渐少。1868年打狗海关贸易报告在检讨当年稻谷输出额减少的原因时就指出，除了该年秋季水稻收成欠佳之外，另外一个最根本的原因便是甘蔗种植的增加侵占了稻田。^[59]在台湾北部，茶园所占用的虽然大部分是甘薯地和靛青地，但因“台人皆食地瓜，大米之产全为贩运，以资财用”，^[60]所以，地瓜产量的减少必然需要更多的大米留在岛内以供食用，这样也就间接地减少了大米的输出量。这种现象对大米输出的影响虽然不像作物歉收那样直接和明显，但因为它太普遍了，所以对台米输出的影响也就更为长远和深刻。除此之外，由于外贸和商业的发展，岛上市镇非农业人口不断增加，并且每年都有无数批的茶叶挑选者和包装者到来，使得岛内稻米消费者的人数大量增加，在生产减少和消费增多的两面夹攻之下，台湾稻米的输出自开港之后一直呈下降的趋势，以至于年成稍有不好，就要发生食粮不足的情况，不仅输出停止，反而要从大陆及国外（主要是日本）输入食米补充（参见表7-3）。光绪十五年（1889）海关贸易报告就指出：“台地素称产米之区，前二十年淡水出口米约四十万石。今米石就地全消，仍未足供食客，每由上海贩运进口。”^[61]到后来，“这个昔时号称‘中国之谷仓’之台湾岛的食粮输出贸易便完全绝迹了”。^[62]表7-3为1868—1894年稻米在台湾进出口贸易总值中所占的比例。

表7-3　1868—1894年台湾进出口贸易总值中稻米所占之比例

注：“*”为不到0．05%。
资料来源：何保山．台湾的经济发展：1860—1970年[M]．上海市政协编译工作委员会，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15-16．

除了稻米之外，受到类似影响的还有靛青、花生等其他作物。台湾南北原来盛产靛青，每年由民船运销厦门、宁波及上海等地，达数万担之多。^[63]后来由于茶树和甘蔗占去了靛青的种植面积，台湾所出靛青不仅很少出口，甚至连岛上自用尚且不够，不时还需从岛外进口，如1886年单淡水口岸就从海峡殖民地进口靛青1000担以上。^[64]花生油原来也是台湾输入大陆的一种重要产品，由于进口煤油取代了花生油，大陆和台湾本地对花生油的需求量降低，台湾花生种植减少，所产花生油仅供本岛食用。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在近代台湾对外贸易的进程中，由于洋货倾销的加强和土货输出的发展，台湾已逐渐成为资本主义列强廉价工业品的倾销地和原料农产品的掠夺市场。在进口方面，洋布取代了土布的地位，大陆输到台湾的国产的手工业品所占的比例大大地降低了；出口方面，由于茶、甘蔗等外销作物种植的增加占用了大量的稻田和其他粮食作物的面积，加上岛内稻米消费量的增加，致使自清初迄至19世纪中叶一直是台湾输往大陆的最大宗产品——大米——的出口锐减，最后竟至完全消失。台湾与大陆之间原来商品交换的互补关系遭到破坏，清代那种由台湾接济大陆米食，而大陆向台湾提供日用手工业品的传统的经济联系被打断了。台湾的进出口贸易由开港前的完全依赖大陆国内市场转变为基本上依赖国外市场，台湾地方社会经济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地加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