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对樟脑的贸易争夺最激烈。如前所述，开港初期，台湾樟脑输出完全掌握在怡和及邓特两家英国洋行手里。其后，台湾地方政府虽然两度宣布实行樟脑专卖，但都因外商的反对，不久就被迫取消。外商为了夺得樟脑贸易的控制权甚至不惜诉诸武力，发动战争。一旦樟脑专卖废除，樟脑贸易就落入外商手中。如1891年第二次樟脑专卖取消后，自淡水口岸输出的16716担樟脑中，10782担是外商用三联单运出的，同年台南出口的2100余担樟脑中，用三联单运出者占1700余担；1892年台南出口的4571担中，用三联单运出者占4093担；1893年台南输出的6325担中，用三联单运出的占5934担；1895年淡水出口的1003担中，用三联单运出的占986担。[7]
对于开港之初以及1891—1895年外商对于樟脑贸易的垄断自不待言，但对自1869至1884年的第一次专卖废除后的15年中台湾樟脑贸易是否为外商所控制，学术界则有不同看法。台湾学者林满红就认为外商控制樟脑业的时间只不过是1869年至1872年，其他时间则是华商较占优势，其根据则是樟脑通过税的减少，而“通过税的减少亦意味着樟脑贸易权转入华商之手”。[8]其实，通过税的减少并不一定意味着樟脑贸易权转入华商手中，其理由：第一，虽然1869年《樟脑条约》规定外商只要请领三联单，缴纳通过税（即子口税）就可自由入山采买樟脑，然而，外商往往违反规定，偷税漏税，如同治九年（1870），台湾道黎兆棠指出：“洋商入山采买樟脑，并未按照章程，先完子口税。”[9]第二，鉴于外商并未照章完税，当时台湾道即派员会同淡水同知设卡抽厘，每百斤樟脑抽厘五角五分，这个数额与子口半税完全相同，[10]外商为了免去请领三联单的麻烦，往往采取交纳厘金的办法。1878年海关贸易报告就说：“因为厘金税率和通过税税率完全相等，所以我们从通过税项下的收入很快地接近于零了。”[11]第三，通过税仅是樟脑从内山运到口岸之间所缴纳的税，而从口岸输出樟脑则无须缴纳通过税。后来由于森林不断砍伐，樟脑产地往内山推移，外商因路途不宁，运输不便，渐渐放弃到内山采买樟脑，改为在口岸直接收购，然后输出。所以通过税的减少并非表明樟脑贸易落入华商手中。(www.xing528.com)
实际上，即使在专卖实行期间外商仍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台湾的樟脑输出。首先，在两次樟脑专卖时，怡记洋行、美利士洋行及怡和洋行等都经常私下派人潜入内地，勾结脑商，收购大批樟脑并运载出口，使台湾地方政府的专卖制度无法彻底实行。其次，台湾建省后刘铭传第二次实行樟脑专卖时系采用承包形式，自1886年到1890年5月，官脑局所出樟脑由德商开设的公泰洋行全行包揽购买。当时官脑局收购樟脑连同成本、运费及折耗等，每担约合10元，再以十二三元的价格售予承包商，政府从中获利不多。如自光绪十二年（1886）十一月起至十四年（1888）年底止，官脑局所办樟脑共637000斤，售出洋者618000斤，得价银61500两，除还本银48000两，再扣除局用、运费、保险等银8600两外，仅获利4600两；光绪十五年（1889）共办脑950300斤，售价银85500两，除还本银71800两及局用各款银4070两外，获利只9600两。[12]以三年零两个月计算，政府每年从樟脑专卖中所获利润不足4500两。而承买樟脑的外商在台湾以每担13元左右的价格揽购之后，“运赴香港，每担可售二十两至二十余两”，[13]获利比官脑局不知高出几倍。由此观之，这一时期的樟脑贸易名为专卖，实则为德商公泰洋行所控制，获利最多的是外商。到后来，“灶丁制脑，其资皆夷人豫假之，脑成售予，故抑其价，无敢校者”。[14]外商通过贷款不仅控制了樟脑的收购，还控制了樟脑的生产。近代控制台湾樟脑贸易的，除了最早的怡和与邓特两家洋行外，还有马克亥尔洋行、勒士拉洋行、美利士洋行、费尔·哈士迪斯洋行、怡记洋行、公泰洋行、东兴洋行及瑞兴洋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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