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三年四月十四日，沈葆桢被任命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在渡台前夕，即与福州将军文煜、闽浙总督李鹤年等联衔上奏，提出“联外交、储利器、储人才、通消息”等四项对策。在“通消息”一项中指出台洋之险，甲诸海疆。欲消息常通，断不可无电线。计划由福州敷设陆路电线至厦门，再由厦门敷设水路电线至台湾，水路之费较多，陆路之费较省，合之不及造一轮船之赀，瞬息可通，事至不虞仓促。[64]五月初一日，朝廷批准了这一计划，谕令所请设立电线以通消息一事，着沈葆桢等迅速办理。[65]六月间，沈葆桢派法籍顾问、福州船政局监督日意格与上海丹麦人经营的电报公司洽商，邀请电线洋匠到台议价，双方商谈颇有眉目，拟先从台湾郡城敷设电线北至沪尾（淡水），转白沙渡海，过福清县之万安寨，登陆福州之马尾。准备该洋匠回沪与外国电报公司商定后，即来台湾，先行开始陆路的施工。[66]然而，这项已有成言的电线之约，却因洋商欲以旧线充新，而徒生变卦。沈葆桢为免重款虚糜，亦饬令日意格不许迁就。[67]虽然这一计划最终未能实施，却成为台海之间设立电报线嚆矢。
台湾鸡笼煤矿久为外人垂涎。福州船厂开工之后，曾派员驻台采购煤炭及木料。为了保证煤炭的供应，船政局官员曾计划在台设厂，自行开采。同治七年夏，船政局派遣煤铁监工都蓬（M．Dupont）赴基隆、深澳等矿区勘察。沈葆桢到台湾后进一步体验到开采基隆煤矿的必要性，指出：“垦田之利微，不若煤矿之利巨；垦田之利缓，不若煤矿之利速。”[68]计划以鸡笼煤矿的开采作为开发台湾资源的基础，进一步推动台湾的经济建设。
其时，李鸿章正拟于直隶磁州地方，筹开铁矿，所谓“英雄所见略同”，故对沈葆桢的计划极表支持，称“内山开矿，为兴利创举，执事锐意行之，良可钦佩。……台地百产菁英，什倍内地，我公在彼，开此风气，善为始基，其功逾于扫荡倭奴十万矣”。[69]为了扩大市场，使台煤出口畅旺，沈葆桢又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奏请将台煤的出口税由每吨税银六钱七分二厘，减为每吨税银一钱。[70]光绪元年（1875）四月二十六日，朝廷宣布所有海防事项，分别由南、北洋大臣督筹办理的同时，也同意开采煤铁事宜，准照李鸿章及沈葆桢的拟议，在磁州及台湾先行试办。[71](www.xing528.com)
沈葆桢经与李鸿章往复函商，决定雇洋人，购洋器，用洋法开采台湾煤矿。光绪元年春，由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代为延聘的英籍矿师翟萨（David Tyzack）抵台，开始勘探工作，并于六月中旬提出报告，称基隆附近之老寮坑、深澳坑、大水坑、竹篙厝及暖暖附近之四脚亭、大坑埔等处煤质尚觉坚美，而以老寮坑为最，且山径低平，车路易造，水口较近，运费亦轻，便于开采，同时建议购买探矿钢钻及雇聘用钻洋工。沈葆桢采纳翟萨的建议，决定在老寮坑一带择定地方开办西式煤厂，并派翟萨前往英国购办开矿机器，同时延请采矿工匠前赴基隆从事开窑采煤事宜。[72]七月，沈葆桢内渡后奉调两江总督，台湾官煤厂的筹办遂由闽抚接手督率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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