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葆桢，福建侯官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翰林出身，历任九江知府、江西巡抚等职。同治五年（1866），经左宗棠推荐出任福建船政大臣，创建船政学堂，陆续成船十余艘，第一批赴英、法的海军留学生即他所派遣。除了才德兼备、忠孝性成之外，沈葆桢在督办福建船政期间，还经常与外籍人员日意格、德克碑等人讲求中外时势，目染耳濡，深谙洋情、海防及自强之道。同治十三年，发生日兵侵台事件，沈葆桢临危受命，办理台湾事务，社会舆论一致认为其为最佳人选。《申报》曾以《闻沈钦使将往台湾》为题发表评论，称：“朝廷简任沈钦使，不但为得人之庆，且可规久远之模。诚以沈钦使籍隶八闽，督办船政，民情风土易于周知。况乡党众口交推，中外华洋共信。宏才卓诚，闻望声名，诚敻绝乎寰区，超迈于瀛海矣。此次果能前赴，不难迅奏肤功耳。”[29]
在办理日军侵台事件的过程中，沈葆桢对海疆防务的废弛、消极治台政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并意识到如不彻底革除旧弊，自强振作，仍然像过去一样，“有事则急图补救，事过则仍事恬嬉”，后果将不堪设想。在其致李鸿章及福建督、抚等人的函件中多次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如“倭兵纵知难而退，儆备断不当废于半途。当备者不独倭，乘此时备之，事方有济”；[30]“中国将来求如有明中叶仅防倭寇，恐不可得。不乘此时猛醒，以后恐无下手处”；[31]“彼退而吾备益修则帖耳而去，彼退而吾备遂弛则又抵隙而来”[32]等等。(www.xing528.com)
同治十三年九月廿二日，中日双方经过谈判最后达成《台事专约三条》，十月廿五日，日兵全部撤走，日军侵台的事件终于画上句号。但沈葆桢却并不认为可以就此高枕无忧，而是开始从国家海防的角度对台湾善后问题作长远的考虑。在上朝廷的奏折中指出：“台地向称饶沃，久为他族所垂涎；今虽外患暂平，旁人仍眈眈相视，未雨绸缪之计，正在斯时。而山前、山后其当变革者，其当创建者，非十数年不能成功。”[33]沈葆桢主张以办理日军侵台的善后事宜为契机，痛改过去因循守旧的做法，努力开创台湾建设的新局面。“惟此次之善后。与往时不同。台地即所谓善后，即台地之所谓创始也”；尽管他也知道“善后难，以创始为善后则尤难”，[34]但他不畏艰难，知难而上，殚精竭虑，以超人的远见卓识以及非凡的勇气提出了许多积极治台的新主张，并付诸实施，开启了台湾近代化建设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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