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一直认为琉球为中国藩属，台湾更是中国的领土，琉球船民被害应由中国自办，与日本无关，因而，完全未料到日本竟会以此作为侵台的借口，所以未做任何防备。
同治十三年二月初十日至十七日，水野遵与桦山资纪两人持游历执照，乘船进入瑯峤地区进行勘探侦察，同时带有李仙得以前所绘该处旧地图一纸，沿途查对，并测绘龟仔角山及沿海一带地图。在地驻守的中国官员枋寮巡检王懋功、千总郭占鳌对日本人的间谍行为不仅未加以阻止，而且，二月初九日（3月26日）二人在枋寮拜访王懋功、郭占鳌时，见王懋功所持扇上画有瑯峤一带地图，桦山乃请水野遵向王借扇临摹，毫无敌情观念的王懋功竟然答应将扇借予二人。[40]又二月二十九日（4月15日），台湾道夏献纶接到台湾口税务司爱格尔（Henry Edgar）来函，告知接阅香港新报内有日本国二月十一日该国兵部奉伊国主谕令，预备兵船，并调兵1.5万名要来台湾打仗的消息。当时台湾镇、道正忙于剿办彰化廖有富一案，各营勇弁俱随赴彰化，所以对日军侵台的消息甚感意外，称：“查上年日本国人利八等四名，在台湾南山后遭风，当经救护，送回上海，交其领事官领收，曾据该国寄送礼物酬谢。又上年四月间，琉球人林廷芳等九名，在瑯峤遭风，亦经救护送回均属毫无异言。兹何以忽有调派兵船来台之举？”[41]并将之与上年日本人欲报复琉球人被杀而征伐牡丹社的“谣传”联系起来，说“倘仍如上年之谣传，自可毋庸置议”；夏献纶甚至还说“牡丹社系属番社，彼如自往剿办，在我势难禁止”，[42]未对日军侵台采取任何有效的防范措施。
对日本派兵侵台的消息，清廷最先是从英使方面得知的。同治十三年三月初三日（4月18日），总理衙门接到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Thomas F．Wade）的信函称，据英国驻日公使电报，知日本运兵赴台湾沿海迤东地方，有事“生番”，并询及“生番”居住之地，是否隶中国版图，东洋兴师曾向中国商议准行与否。总署函复答称：上年日本国使臣住京时，从未议及有派兵赴台湾“生番”地方之举。究系因何兴师，未据来文知照。台湾“生番”地方，系隶中国版图，且中国类此地方，不一而足，未能强绳以法律。[43]继英国公使的询问之后，总署陆续于初四、初五日接到英国汉文正使梅辉立、法国翻译官德微里亚、总税务司赫德、日国（即西班牙）使臣丁美霞等先后访问，询及日本派兵赴台查办“生番”之事。在得到总理衙门的答复后，列强很快作出反应，宣布采取局外中立的立场。但中国政府对日本的举动宜如何斟酌，却反应迟钝，既没有向日本提出质问，更没有想到用抗议阻止日本的侵略行为。后来，李鸿章、李宗羲又从江海关沈秉成抄送长崎电报得到另一消息，称日本为“生番”事件派人查问，并且在上海已有8名日本随员等候该国使臣，此消息与各国公使及赫德所述日本派兵赴台说法不符。李鸿章及总署对相关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首先，各国兴兵之举，必先有文函知会因何起衅，或不准理诉而后兴师。日本甫经换约、请觐，和好如常，台湾“生番”一节，并未先行商办，岂得遽尔称兵？即贸然称兵，岂可无一语知照？此以理揆之而疑其未确也。其次，日本内乱甫平，其力似尚不足图远。即欲用武，莫先高丽。江藤新平请伐高丽，尚因不许而作乱，岂竟舍积仇弱小之高丽，而先谋梗化之“生番”？即欲借图台湾，若中国以全力争之，未必遂操全胜，从自悖义失和。此以势度之而疑其未确也。再次，近年东洋新闻百变，诈伪多端，巴夏礼与该国情好最密，代为虚张声势，故作疑兵，恐难尽信。[44]总之，于理于情，中国方面判断日本不宣而战出兵侵台的可能性不大，故准备等日使柳原前光到达后，相机驳辩。不过，总理衙门也认识到“各国垂涎台湾已久，日本兵政浸强，尤滨海切近之患，早迟正恐不免耳”，并提出“勿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备之”。[45]
中国方面最先对日本出兵台湾做出反应，要求日本退兵的是闽浙总督李鹤年。李鹤年于三月二十三日接到由厦门同知李钟霖转交的西乡从道的照会后，于二十六日复照，称：“查台湾全地，久隶我国版图，虽其土著有生、熟番之别，然同为食毛践土，已二百余年，犹之粤楚云贵边界猺獞苗黎之属，皆古所谓我中国荒服羁靡[縻]之地也。虽生番散处深山，獉狉成性，文教或有未通，政令偶有未及，但居我疆土之内，总属我管辖之人。”并援引万国公法，认为“台湾为中国疆土，生番定归中国隶属，当以中国法律管辖，不得听凭别国越俎代谋”，指出日本政府“并未与总理衙门商允作何办理，径行命将统兵前往，既与万国公法违背，亦与同治十年所换和约内第一、第三两条不合”；“琉球岛即我属国中山国疆土，该国世守外藩，甚为恭顺，本部堂一视同仁，已严檄该地方官，责成生番头人，赶紧勒限，交出首凶议抵。总之，台湾在中国，应由中国自办，毋庸贵国代谋。各国公使，俱在京师，必以本部堂为理真，应请贵中将撤兵回国，以符条约，而固邦交”[46]。不过福岛九成乘坐“有功丸”号的日军先头部队根本不等候李鹤年的照复就开驶赴台，李鹤年将这份照复送到台湾府，命台湾府派员赴瑯峤与日军理论；同时一面将情况向清廷奏报，一面严饬台湾镇、道，命其“按约理论，相机设筹，不可自我启衅，亦不可苟安示弱”。[47](www.xing528.com)
李鸿章经过连日与英翻译梅辉立、德翻译阿恩德、美副领事毕德格等会晤，证明各国所接电报实有日本图攻台湾“生番”之信，并称美国人李让礼带领陆军，又雇美国水师官某带领兵船，与其从上海接到的探报相同。于三月二十五日致函总署，提出对付日本侵台阴谋的若干办法：其一，根据掌握的情报，与美国公使辩论，要求美国遵照公法撤回李让礼，并严禁商船应雇装载日兵，迫使日本放弃侵台；其二，鉴于台地海防陆汛，无甚足恃，建议另调得力陆军数千，用轮船载往凤山瑯峤附近一带，择要屯扎，为先发制人之计。设日本兵擅自登岸，一面理谕情遣，一面整队以待，庶隐然劲敌，无隙可乘。同时推荐“管辖新造兵轮船，又系闽人，情形熟悉”的船政大臣沈葆桢为专办日军侵台事件的负责人，由他“会商将军、督抚，密速筹办”。[48]
李鸿章的建议立刻为清廷所采纳。三月二十六日（5月11日），总理衙门照会日本国外务省，提出抗议，并要求日方对出兵的原因做出解释。照会中称：“查台湾一隅，僻处海岛，其中生番人等向未绳以法律，故未设立郡县；即礼记所云不易其俗、不易其宜之意，而地土实系中国所属。中国边界地方、似此生番种类者，他省亦有，均在版图之内，中国亦听其从俗，从宜而已。此次忽闻贵国欲兴师前往台湾，是否的确，本王大臣未敢深信。倘贵国真有是举，何以未据先行议及？其寄泊厦港兵船，究欲办理何事？希即见复，是所深盼！”[49]二十九日（5月14日），又发布上谕，称：“生番地方本系中国辖境，岂容日本窥伺！该处情形如何，必须详细查看，妥筹布置，以期有备无患。李鹤年公事较繁，不能遽离省城；着派沈葆桢带领轮船兵弁，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生番一带察看，不动声色，相机筹办。”[50]四月六日，清廷恐沈葆桢事务太多，应接不济，又谕令福建布政使潘霨“驰赴台湾，帮同沈葆桢将一切事宜妥为筹划，会商文煜、李鹤年及提督罗大春等，酌量情形，相机办理”。[51]
上谕发布之后，清廷又陆续接到各方传来的报告，称日本国兵船，于三月下旬，有驶进厦门海口者，有前往台湾者。由瑯峤地方登岸，并无阻问之人。英国水师提督亦选调兵船往台湾迤南巡查。并闻日本购买轮船，装载军装、粮饷。法国及日本兵船，均已抵厦。日本兵共八营，俱在台湾东海旁起岸，欲攻“生番”。情势已十分严重，沈葆桢如以“船政大臣”身份赴台，“恐彼族以非办理各国事务官员，置之不理；且遇有调遣轮船、酌拨官弁等事，亦虑呼应不灵”，乃采纳总署的建议，于四月十四日（5月29日）下诏改授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所有福建镇道等官，均归节制，江苏、广东沿海各口轮船，准其调遣。并令其驰赴台湾一带，“体察情形，或谕以情理，或示以兵威，悉心酌度，妥速办理”；同时强调“所有该大臣需用饷银，着文煜、李鹤年筹款源源接济，毋任缺乏。应调官兵，并着李鹤年迅速派拨，毋误事机”。[52]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