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南澳位于噶玛兰厅苏澳港南方大约34公里处，濒临大南澳溪，东南临太平洋，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在“罗发”号事件刚刚落幕不久，台湾东北部又发生了英、德商人占垦大南澳事件。实际上，普鲁士人对台湾的关注可以追溯到1861年《中德通商条约》的谈判，当时普鲁士曾要求开放台湾北部的鸡笼作为通商口岸，然因未能获准而作罢。[24]不过，普鲁士对台湾怀有的企图之心并未就此放弃。1865年夏，时任俾斯麦内阁内政部长的沃伦堡伯爵（Count Eulenburg）在柏林《北德广讯报》上发表题为“普鲁士的殖民政策”的系列文章，提出普鲁士应该在中国海获得一个海军补给站，而且这一目标可以通过仿照荷兰人在东方殖民的做法得到实现。沃伦堡认为台湾东部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港口宽畅，实为实现“东方德意志”基本要件最为理想的地区。他认为台湾东部有天险可守，可以为经常在中国海面遭到海盗攻击的普鲁士船只提供安全的栖息之所。他建议派遣两艘军舰运载若干士兵，对台湾东部作军事占领。同时，随即派出一船技术熟练的工人及移民者率同其眷属，随着军舰前往。移民要足以抵御土“番”的进袭。政府将对于这些移民者从宽放领土地并补助其资金。[25]英国的《伦敦及中国快报》（London and China Express）发表社论指出，沃伦堡的专文实际上代表了“普鲁士的心情与意图，亦为行将采取行动的预兆”。[26]
占垦大南澳的主谋者美利士（James Milisch），系普鲁士国汉堡人，于1865年10月6日来台，在淡水开设美利士洋行（Milisch&Co．），代理香港怡和洋行在台湾的业务，主要为销售鸦片与棉织物以及收购樟脑等台湾土特产。同年12月，美利士迁居艋舺，成为该地唯一的外籍居民。[27]这一事件的另一个主角为英国人荷恩（James Horn），1867年“罗发”号事件发生后，曾受遇难船长亨特夫妇亲属之委托，于当年6月前往瑯峤寻找亨特太太的遗骸，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毫无所获。8月初，荷恩又偕毕麒麟再次进入瑯峤部落地区，在毕麒麟的帮助之下，两人在部落地区活动了近两个月，不仅寻获了亨特的骸骨和若干遗物，而且对台湾后山部落的相关情况也有了很深入的了解。荷恩还将此一期间的相关日记在《中国邮报》上发表。[28]
美利士来台后与自称熟悉台湾“番”地情形的英国人荷恩勾结。同治七年四月（1868年5月），美利士以北德意志同盟汉撒诸城（the Hanseatic Cities）领事的名义，给予荷恩执照，并提供资金，命其前往大南澳开山伐木，垦荒经营。荷恩率同两名苏格兰人、一名美国人、一名西班牙籍墨西哥人及一名葡萄牙籍果阿人抵达噶玛兰进行踏勘。噶玛兰通判丁承禧闻讯前往劝阻。荷恩置之不理，用盐、布、羽毛结交“番”众，并与平埔族头目之女结婚。后再率同部分“番”民，自苏澳经由海路至大南澳，在该处建堡树栅，招募工匠，着手开垦。该处虽有少数闽粤人民杂居，但无人应募。荷恩无奈折回鸡笼，自购小船三艘雇觅工匠四十余人，于是年九月杪，再度前往伐木，并运至鸡笼出售。
噶玛兰通判丁承禧以洋人此种违约行为与侵占领土无异，既经当面劝止无效，乃转向与美利士交涉。美利士初则诿为英人所为，非其主使，继又借词大南澳为“生番”地界，不应由噶玛兰厅管辖；后来又推说俟一二月后再议。[29]在此期间，荷恩在鸡笼等地所雇的工匠共已有百余人之多，并募壮勇二十余名，携带炮械弹药，在大南澳建筑土堡一座，中盖瓦房二十余间，又在附近之小南澳筑一土围，中盖瓦房三间，草棚十余间。伐取之木，复陆续运往鸡笼。[30]丁承禧见与美利士交涉毫无结果，又向英国驻沪尾领事面诘。英领事亦谓大南澳地属内山“生番”地界，非该地方官所辖之地，荷恩所为，“与雇请洋船在不通商口岸贸易情形不同，未便禁其前往”。[31]丁承禧等台湾地方官员见交涉不得要领，乃禀报闽省督、抚，转请总理衙门与各该国公使交涉。
总理衙门接报后，当即分别照会英、布二国公使，指出：“通商各口为外国人通商而设，和约所载止准各国商人在中国地方贸易。至山场土产各有其主，断无可令外国人自行采取之理。况中国禁令，凡有强取他人树林土产者，照例治罪。而开山伐木，情节尤重”；要求将荷恩等人迅速撤回严办。并告知美利士以商人自行冒充领事，又任性妄为，弗遵和约之规条，擅犯中国之禁令，实属不安本分。要求布国公使将其撤回，并派真正领事官。[32]英使答称札饬淡水副领事官详细查明情形，如该英人有违约情事，立即严行禁止。布使则答称美利士所遣前往行此违约之人，系属英人，“非其所能约束惩办”，“英商违约，自不容藉词于美利士所使”，并云对美利士去函戒饬，如其“仍不遵条约，任性妄为，遇有因此受累之处，咎由自招”；并驳称以商人代充领事官符合国际惯例，并无不可，总理衙门所称应派真正官员作为领事，实为误解。[33](www.xing528.com)
然而，此次总理衙门的外交努力，不仅未带来预期的效果，外人在台湾的占垦反而越演越烈。同治八年（1869）春，美利士亲自到大南澳“番”社内活动，后又到苏澳口之南风澳山脚，起盖草屋三间，作为往来寓所。荷恩在大南澳的开垦也全面展开，准备栽种茶树。美利士并时常用船由沪尾、鸡笼运载食物往来。后更发展到贩卖火药，偷济“生番”。主持总理衙门的恭亲王见洋人仍我行我素，不听劝阻，于同治八年夏再度照会英、布两国公使，提出抗议，称已行文闽省督、抚饬该处镇、道等严行驱逐；倘该商不听拦阻，即由该地方官严拿，按约送交领事官惩治。如敢恃强抗拒，不服拿送，只好伤毙无论。[34]英国公使阿礼国见中方态度转趋强硬，始应允将荷恩撤回，并称以后不准其再往该处伐木垦荒。而布国公使李福斯则对总理衙门的警告置若罔闻，在复照中推说已咨请其本国将美利士充当领事之官职撤回，“如再别有作为，非本大臣所应有之权”；并语带恫吓声称，如美利士果真有违反中国律例，“只可将其违例之事禁止勿为，不可有伤毙之事。诚恐一有伤毙，即不免有许多交涉难办事件”。[35]英国驻沪尾领事在答复沪尾口通商委员要求赶紧将洋人荷恩撤回的照会中先竟称大南澳乃不入中国版图，该洋人与“生番”和睦，买地开堡，并非强抢霸占；继又以该洋人动用巨款开辟垦地，一时即令撤回，未免有亏成本，似非体恤之意，应请地方官变值赔偿云云。[36]
因为布国公使意存袒护，所以美利士更加肆无忌惮，悖谬妄行。除了伐木侵垦，贩运军火之外，又包揽民人事端，仗势擅捕民人，私刑酷打，诬告善良，更有私典煤山，偷贩樟脑，种种不法妄为，难以尽述。荷恩自沪尾带回大南澳黑洋人四名，添募壮勇四十名，同时仍继续在彼招募工作，说要一百八十名之多，每名月出工资七元。并将附近山民所砍风藤、薯榔，按每百担勒抽二十担，贴补勇粮，招致噶玛兰当地民众怨恨。[37]
面对美利士与荷恩两人种种意想不到的悖谬妄为，六月，总理衙门再度与布、英两国公使交涉，在照会中郑重指出：“生番所居之地皆隶中国界内，大南澳并非通商口岸；洋人固不准私往向生番租地开垦，其地亦非生番所能擅租”；同时仍重申已行文闽省督、抚将美利士、荷恩等拿交领事官惩办。如敢恃强抗拒，不服拿送，“只好伤毙无论”。[38]八月，经新署台湾道黎兆棠转饬丁承禧办理，并先经淡水通商委员佐领刘青藜照会英国副领事，于是，英、布两国公使始札饬荷恩与美利士离去所占之地。荷恩不得已乃于八月二十二日及九月二十一日两次将大南澳、南方澳等堡屋内各物运回鸡笼口，其留守堡屋之洋人以及丁勇，至十月初一日始全部撤回。荷恩本人则在最后一次撤回中遭遇大风，翻船溺毙。[39]美利士亦因投资无法收回等原因导致其所开设洋行于1870年宣告破产倒闭。[40]英、德商人侵垦大南澳事件至此乃告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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