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绅阶层的产生与晚清台湾社会转型

清代前期的台湾移民社会，草莱初辟，文教落后，大部分移民系为谋生或追求经济利益而来，如开垦土地、佃耕、佣工或经商等。此一阶段台湾的社会领导阶层系以没有科举功名的垦首或富商之类的经济型领导人物为主，他们多为英武勇猛的豪强之士，富有侠义精神，敢于冒险，能够组织垦民，筹措资金，开垦土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开辟基本完成，台湾由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转变，社会领导阶层的人员构成也出现了变化。首先，不少在土地开垦或经商活动中积累了财富的富豪通过捐纳，获取科举功名，进入士绅阶层。如淡水厅头份的陈氏家族开台始祖陈凤逑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渡海来台，定居于台湾北路淡防厅竹南一堡隆恩佃番婆庄，初为艋舺参将官庄佃户。经过辛勤的努力，到第三代陈春龙时开垦有成，家业日兴，由佃农变成半自耕农，并于咸丰末年起开始购置田产转而成为拥有大片耕地的富农。同治十年，陈春龙捐银一百零八两，取得监生资格，成为地方绅士的一分子。^[56]又如桃园芦竹林家开台始祖林文进于乾隆十年（1745）来台，以替人牧牛种田佣工为生，经过多年奋斗垦成田园十余甲，到第三代林天赐时又兼营商业，财富迅速累积，购置大片水田和山林地，每年可收租谷一千余石，成为富甲一方的大地主，其后林天赐等五兄弟都捐了监生，跻身士绅阶层。^[57]此类情形在台湾甚为普遍，道光初年参与淡水厅城修筑的五十九名士绅中，即有三十六名系由捐纳出身者。^[58]苑里地区内共有士绅四十一名，例贡和监生占十六名；树杞林地区内共有士绅八十四名，例贡和监生占五十五名。^[59]其次，清代台湾社会动荡不安，民变、械斗、起义迭起，道光以后又有英、日、法等列强侵台之役，地方官往往借助义民或民间组织团练来平乱或抵御外侮。事后照例奏报朝廷予以奖赏，因此，民间借由军功而跻身士绅阶层者，为数不少。以彰化县为例，乾隆五十一年（1786）平定林爽文起义，受奖人士四十名，其中不曾取得士绅地位者二十七名；乾隆六十年（1790）平定陈周全起义，受奖人士五十六名，不曾取得士绅地位者三十九名；道光十二年（1832）张丙案，受奖人士三十一名，不曾取得士绅地位者八名。^[60]同治初年平定戴潮春起义后，受奖人士达二百八十四名，其中不曾取得士绅地位的义首有二百四十六名。^[61]再次，土地开垦的成功及经济繁荣为文教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再加上姚莹及徐宗幹等官员的相率尽力提倡，道光以降，台湾地方文教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书院的数量明显增多。另外，台湾的行政区划也在不断扩增，由原来的一府三县增加到一府四县三厅，光绪初年又增为二府八县四厅，光绪十一年（1885）建省后又增为三府十一县四厅一直隶州。康熙二十五年（1686），台湾各地岁科两试文生员名额一共仅五十六名。道光二十一年（1841），增为一百名，光绪四年（1878）增为一百四十一名，光绪十四年（1888）以后更增到一百五十六名。^[62]这些也吸引了更多的人致力科举，博取功名。光绪初年，淡水、噶玛兰两地参与科童试厅考的童生就有千余人；^[63]光绪十五年（1889），全台考生达五千二百五十人。^[64]从咸丰初年以后台湾中举人的有一百零六人，中进士的有二十一人。^[65]

然而，台湾的士子在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后，并不十分热衷出仕，即使出仕也为期甚短，不久之后即返居乡里，以乡绅地位，协助政府，领导居民从事乡梓建设。所以清代后期，尽管中举人、进士者为数不少，但宦绅的势力不强，这是台湾社会的特点之一。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乃在于台湾历年中举人、进士的人数不多，他们在家乡的声望地位极高，远胜于在外地为官；而且转型期的台湾社会也为士绅服务乡梓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展空间。他们不论是兴学，举办团练，还是协助政府进行社会建设，都可以满足其成就感。^[66]如板桥林家林国华之子维让、维源兄弟，前者咸丰九年（1859）钦赐举人，以助饷授三品衔，后者纳资为内阁中书，以捐款响应丁日昌新政及救灾、筑台北府城等勋劳，授四品卿衔，后更因助刘铭传济饷、抚番、开垦诸政务，成为刘氏得力助手，授内阁侍读，迁太常寺少卿，^[67]成为台湾士绅阶级的领导人物。又如新竹郑用锡道光三年（1823）中进士，任职礼部三年，后归里，读书自乐，从事乡梓社会事业，尝办团练，排解械斗，曾董修建淡水城之役；^[68]其从弟用监，道光五年贡生，在乡设塾课徒，先后主讲明志书院近三十年，诲人谆谆，至老不倦。^[69]台北地区的黄镶云，道光九年中进士，在京任职，张丙起义时适居乡，曾劝谕闽粤乡民。^[70]陈维英，咸丰九年（1859）举人，曾任闽县教谕，归里后，掌教仰山及海学两书院，培育士子多人；^[71]黄敬，咸丰四年岁贡生，嗣授福清县学教谕不就，讲学于庄中天后宫社塾，先后肄业者数百人。^[72]在他们的提倡之下，台北地区的文风由是而兴。此外，还有彰化地区的丘逢甲，台南地区的陈震曜、刘思勋等人均是如此。士绅阶层的兴起渐渐取代了原来移民社会中的豪强之士，成为晚清台湾社会的领导阶层。他们对于中华文化、儒家思想的传播，传统道德观念的建立，以及改变桀骜难治的社会风气，建立一个文治的社会，起了积极的作用。(www.xing52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