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台湾的居民以移民为主，人口的增长主要以移入增长为主。社会转型之后，新移民在社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大，人口结构以移民的后裔为主，人口的增长也转变为以自然增长为主。这首先可以从前后两个时期不同的人口增长率中得到说明。
清统一之初台湾的人口，据蒋毓英《台湾府志》记载，有男子16274人，妇女13955人，总计实在民口30229人。[1]早先，清政府虽然对移民渡台实行一定的限制，如规定移民渡台须先申领照单，再通过厦门与台湾文武口的查验，严禁无照偷渡以及不许携眷渡台等等。但由于“漳、泉内地无籍之民无田可耕、无工可雇、无食可觅，一到台地，上之可以致富，下之可以温饱，一切农工商贾以及百艺之末，计工授直，比内地率皆倍蓰”。[2]人多地少造成的沉重生活压力，迫使大陆闽、粤二省沿海的人民利用各种方式大量偷渡来台。如雍正年间台湾知府沈起元所说：“沿海内地，在在可以登舟；台地沙澳，处处可以登岸”，“民之渡台，如水之趋下，群流奔注，而欲以轻法止之，是以只手而障崩堤，必不能矣”。[3]故这一时期台湾人口的增长极为迅速。到乾隆三年（1738）时，台湾的男女人数已达到454872丁口；[4]乾隆四十七年，台湾的人口已达912920人，[5]96年之中，增加了80多万人，年增长率为126‰。嘉庆十六年（1811）时台湾的人口已增至1944373人，[6]这一阶段台湾人口的增长率为26．40‰。由于移民的大量涌入，人口的增长和土地开辟的速度都达到了高峰。此后，大陆来台的移民数量减少，台湾人口增长的速度趋缓，到1893年，台湾人口数为2545731人[7]，80余年仅增加了60万余人，年平均增长率为3．29‰，此时人口的增长主要是自然的增长。同治末年，日军侵台的事件发生后，清政府实行“开山抚番”政策，取消了对大陆移民渡台的一切限制，并在汕头、厦门及香港等地设招垦局，提供路费，贷予资金，招徕大陆移民垦辟卑南、恒春及埔里等地旷土，但应募者寥寥，成效不著，盖因此时闽、粤移民的方向已开始转向南洋等地。
人口结构的另一变化是性别比例和年龄结构渐渐趋于正常。移民偷渡来台是一项高度冒险的活动，且因清廷曾禁止移民携眷渡台，所以前期来台的移民大多为青壮年的单身男子，妇女、老人和儿童极少。康熙五十六年（1717）成书的《诸罗县志》记载：“今流民大半潮之饶平、大埔、程乡、镇平、惠之海丰，皆千百无赖而为，一庄有室家者百不得一”；[8]“各庄佣丁，山客十居七八，靡有室家；漳、泉人称之曰‘客仔’”；[9]“男多于女，有村庄数百人而无一眷口者。盖内地各津渡妇女之禁既严，娶一妇动费百金；故庄客佃丁稍有赢余，复其邦族矣。或无家可归，乃于此置室，大半皆再醮、遣妾、出婢也”。[10]
康熙六十年，台湾爆发了朱一贵起义。追随南澳总兵蓝廷珍入台镇压起义的蓝鼎元记载了当时台湾人口性比例及年龄结构严重失调的情形。如诸罗县十八重溪的大埔庄，有“居民七十九家，计二百五十七人，多潮籍，无土著，或有漳、泉人杂其间，犹未及十分之一也。中有女眷者一人，年六十以上者六人，十六以下者无一人，皆丁壮力农，无妻室，无老耆幼稚”。[11]雍正五年（1727），蓝氏在《经理台湾》奏疏中又说：“粤民全无妻室，佃耕行傭，谓之‘客子’。每村落聚居千人百人，谓之‘客庄’。……统计台湾一府，惟中路台邑所属，有夫妻子母之人民。自北路诸罗、彰化以上，淡水、鸡笼山后千有余里，通共妇女不及数百人；南路凤山、新园、瑯峤以下四五百里，妇女亦不及数百人。”[12]雍正十年，蓝鼎元在《粤中风闻台湾事论》中再次指出：“广东潮、惠人民，在台种地佣工，谓之‘客子’，所居庄曰‘客庄’，人众不下数十万，皆无妻孥，时闻强悍。”[13]
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调和年龄组合的异常是清代前期台湾移民社会人口结构的特征。人口结构的失衡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是清代台湾社会动乱频仍的主因之一。有鉴于此，在闽、粤两省地方官员及巡台御史的奏请之下，清廷先后于雍正十年至乾隆五年、乾隆十一年至十三年以及乾隆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三次调整移民政策，准许“在台有田产生业，平日安分循良之人”或“在台年久，置有产业者”，回原籍搬取家眷，赴台团聚。经过历次弛禁之后，台湾的人口结构有了明显的改善。[14]乾隆三年，台湾道尹士俍记道：“台地袤延千余里，居民骈集，田园宽广，但细稽籍口，多来自闽之兴、泉、汀、漳，粤之潮、惠，为五方杂处之区。前此既非土著，又无室家，如浮萍断梗，流转不常，故易于作奸犯科。自奉旨搬眷，郡城内外，居民多有父母妻子之乐。凤、诸两邑颇拟郡治。即彰化、淡水僻在北壤，亦差异于昔。且遵旨开垦，田土日辟，民尽得周于利，渐皆安土重迁，为守分编户之氓矣。”[15]乾隆五十二年，赴台镇压林爽文起义的福康安在奏折中也称“臣经过各处村庄，民人等俱有眷属。而查点投出难民，妇女、幼孩尤多”。[16]
乾隆五十三年（1788），林爽文起义被镇压之后，福康安又提出“内地生齿日繁，闽、粤民人皆渡海耕种谋食，居住日久，置有田产，自不肯将其父母、妻子仍置原籍，搬取同来，亦属人情之常。若一概严行禁绝，转易启私渡情弊”，奏请“嗣后安分良民，情愿携眷来台湾者，由该地方官查实给照，准其渡海。一面移咨台湾地方官，将眷口编入民籍。其只身民人，亦由地方官一体查明给照，移咨入籍。如此则既可便民，而内外稽查，匪徒亦无从冒混”[17]。此奏很快得到朝廷的批准。至此，禁止大陆移民携眷渡台的相关规定彻底废除，这对于台湾人口结构的进一步改善无疑有重大的影响。(www.xing528.com)
根据嘉庆十六年（1811）人口统计的资料，台湾各县、厅的人口数字分别为：台湾县（包括澎湖厅）男妇大小总共341624名口，其中幼丁男女共123731名口，所占的比例为36．2%；凤山县男妇大小共184551名口，其中幼丁男女共75649名口，占41%；嘉义县男妇大小共818659名口，其中幼丁男女共403682名口，占49．3%；彰化县男妇大小共342166名口，其中幼丁男女共101789名口，占29．7%；淡水厅男妇大小共214833名口，其中幼丁男女共98608名口，占45．9%。[18]又据日本占领台湾之后于1896年进行的人口调查统计，台湾人口的性比例为（女）100∶（男）119。[19]可见，在清代后期，台湾人口的结构不论是性别比例还是年龄分布，基本上均已趋于正常。
清代前期，由于移民的大量涌入，许多人到台后找不到工作，沦为无业游民，俗称“罗汉脚”。他们单身游食四方，随处结党，且衬裤不全，赤脚终生，“嫖赌、摸窃、械斗、树旗，靡所不为。大市村不下数百人，小市村不下数十人”。[20]
实际上，台湾社会中的无业游民在康熙年间即已存在，不过随着雍正、乾隆年间的移民渡台的高潮，其在台湾人口中占有的比例也相应有所增加，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乾隆中叶闽浙总督苏昌奏称：“偷渡过台之游民日众，昔年人少之时，依亲傍戚者无不收留安顿，近有人满之患，不能概为收留，此辈衣食无依，流而为匪，非鼠窃狗偷，即作奸走险，无所不为”。[21]嘉庆二十三年，台湾总兵武隆阿奏称：“台地无业游民甚多，每三五成群，肆行抢劫，为害闾阎。”[22]道光年间兵备道姚莹也指出：“台湾地方生齿日繁，人多无业，又有内地客民偷渡，始听人言以为乐土，及乎到地乃知不若所闻，流荡无归，因相聚而为匪”。[23]无业游民的人数，据陈孔立估算，乾隆、嘉庆年间占台湾人口总数的20%～30%。[24]人数众多的无业游民的存在，是清代前期台湾移民社会动荡不安的重要原因，所以台湾素有“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之说。姚莹曾指出：“台湾大患有三。一曰盗贼，二曰械斗，三曰谋逆。三者，其事不同而为乱之人则皆无业之游民也。生齿日繁，无业可以资生，游荡无所归束，其不为匪者鲜矣。”[25]如康熙六十年（1721）朱一贵起义，参加者中“半属游民，半系衙蠹”。[26]乾隆五十一年（1786），林爽文起义时，“游手棍徒名为‘罗汉脚’，从贼抢掠，所以猝至数万”。[27]道光十三年（1833），张丙起义时，“台地游民及盗贼闻风响应”。[28]乾隆四十七年，漳、泉械斗时，大里杙的林慊率众出庄械斗，“四乡罗汉脚从而附和”。[29]咸丰三年（1853）台湾北部漳泉、械斗，“其时彰化无籍游民，多相率至淡水受雇”。[30]由于道光以后，姚莹等地方官实行“收募游民，化莠为良”的政策以及开港后对外贸易的发展带动了经济的繁荣，制糖、制茶、制樟脑等产业兴起，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原来四处飘荡的无业游民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大大地减少了。
在清代前期的移民社会中，移民到台之后主要进行开荒拓垦，居民的阶级结构和职业结构比较简单，除了业主、富户之外，其他居民则多是佃农、工匠。到了清代后期，随着开发进程的深入、经济的发展以及商业贸易的繁荣，居民的职业结构也渐趋复杂和完备。日据时期撰写的记述清末情况的《安平县杂记》一书中所开列的职业就有士、农、工、商四大类以及吏书、兵役、肩挑背负、巫、医、道、山、命、卜、相、娼、优、隶卒、媒人等类，其中各种工匠如铜匠、铁匠、裁缝、绣补、瓦窑、铸犁头、银店、牛磨、染房、修理玉器、织番绵、马鞍店、做头盔、草花店、钉称、做藤、塑佛、煮洋药（鸦片）、焙茶、做钓钩等行业的“司阜”（师傅）竟有101种之多，职业构成极为复杂。[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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