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门湾：晚清台湾鸦片中心

鸦片输入台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荷兰殖民统治时期。连横《台湾通史》载：“台湾之有阿片，始于荷兰之时。荷人贸易以此为巨，销售闽、粤两省，渐乃及于内地。”^[68]雍正初年，蓝鼎元在《与吴观察论治台湾事宜书》中亦有关于台湾人民吸食鸦片的记载：

鸦片烟不知始自何来。煮以铜锅，烟筒如短棍。无赖恶少，群聚夜饮，遂成风俗。饮时以蜜糖诸品及鲜果十数碟佐之。诱后来者，初赴饮不用钱，久则不能自已，倾家赴之矣。能通宵不寐，助淫欲。始以为乐，后遂不可复救。一日辍饮，则面皮顿缩，唇齿齞露，脱神欲毙。复饮乃愈。然三年之后，无不死矣。闻此为狡黠岛夷，诳倾唐人财命者（南洋诸番称中国为“唐”，犹言“汉”云。今台湾人称内地亦曰“唐山”），愚夫不悟。传入中国已十余年，厦门多有，而台湾特甚，殊可哀也！^[69]

迄至19世纪，英、美等西方列强为了打开中国的大门，大肆进行鸦片走私，鸦片输入中国的数量急剧增加，台湾和全国各地一样亦饱受烟毒之害。道光十八年（1838），台湾兵备道姚莹曾奉旨禁止，“初犯者刑，再犯死”^[70]，鸦片进口一时稍戢。

《南京条约》订立之后，鸦片走私不但继续不辍，而且日益兴盛。走私者“不但把贸易扩展到各个通商口岸，而且扩展到沿海每一处可以找到有鸦片需求的地方”。当时厦门以北50海里的金门湾就是一个臭名昭著的鸦片走私中心，而厦门以及附近的泉州、崌屿和金门的趸站是全国鸦片储存最多的地方。^[71]这种贸易还受到列强政府的暗中保护，“自从英国领事到厦门后，鸦片趸船已移至港外停泊，中国走私贩可以大胆前往交易”。^[72]台湾与厦门毗邻，交通便利，首当其冲，输入的鸦片自不在少数，原来的烟土之禁不弛而弛。道咸年间任兵备道的徐宗幹对当时台湾烟毒泛滥的情形有具体的描述：“银何以日少？洋烟愈甚也。……以每人每日约计之，须银二钱。就台地贵贱、贫富、良莠、男女约略吸烟者不下数十万人，以五十万计之，每日即耗银十万两矣。”^[73]如前所述，台湾开港之前，私入岛上进行非法贸易活动的美商琼记洋行和罗宾纳特洋行都经常从香港输入大量的鸦片。^[74]

1858年随着《天津条约》及《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的签订，在台湾通商口岸开放的同时，鸦片也被冠上“洋药”的美名，规定每百斤完纳30两银的税款之后就准许进口。所以，从台湾对外贸易开始的第一天起，鸦片便以合法进口货的面目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海关贸易统计表上。1864年打狗口岸洋货进口总值为558908元，其中鸦片为512388元，占91．68%；^[75]淡水口岸的洋货（foreign product）进口总值212330英镑中，鸦片为199768英镑，占94%。^[76]就全台而言，是年鸦片进口值占洋货进口总值的93%。其后，随着贸易的发展，鸦片的年进口量也逐年增加，1873年已达3593担，为1864年的1．5倍多。自1874年起台湾鸦片的进口量更是大幅度增长，该年打狗口岸的鸦片进口量比上一年增加了28%，就全台而言，进口量增加了576担。1881年是鸦片贸易最兴旺的一年，鸦片净进口额达5881担，相当于1864年的2．5倍。1874年以后鸦片的进口量大幅度增加乃是由于“牡丹社”事件发生后大批清军由大陆移驻台湾，以及此后渡台禁令废止，许多大陆人民至台而造成的。

1882年起台湾鸦片的进口量开始骤降，当年的输入量比1881年减少了22%，1883年又比上年下降13%，这种情况在此后持续两年，到1886年又开始增加，恢复到1882年的水平，到1891年鸦片的净进口额又回升到与1881年完全相等的水平。对于1882年以后台湾鸦片进口一度减少的原因，海关贸易报告的解释是“因国产鸦片增加所造成的”。^[77]其实就台湾南部而言，国产鸦片并不受欢迎，一向极少进口和使用。^[78]而且，打狗口岸外国鸦片的进口量自1882年起开始减少，并在以后的几年中和淡水口岸以相同的幅度继续减少。台湾北部虽然在此之前就经常有民船从浙江输入国产鸦片，但据英国领事商务报告称，其对外国鸦片的销售一直未产生过任何重大影响。^[79]可见海关贸易报告的解释不仅不能说明台湾南部鸦片进口减少的原因，更无法解释台湾北部鸦片进口减少的原因，当然更无法说明1886年以后台湾全岛鸦片的进口量又重新回升的原因。其实，这个时期台湾鸦片进口数量的增减主要是由鸦片厘金税率的变化引起的。鸦片是台湾进口洋货中唯一需要征课厘金的货物。原来在台南波斯、土耳其鸦片每担征课厘金32～40元，在淡水为65元；印度的贝拿勒斯（Bunares）和帕特拿（Patna）鸦片在台南每箱所纳厘金为80元，在淡水为75元。^[80]台湾南部打狗等口岸对波斯和土耳其产鸦片征收的厘金比北部淡水等口岸低，所以这类鸦片有时自南部进口后又从陆路运到北部去，这是海关贸易统计上淡水口的鸦片进口额比打狗少的原因之一。自1881年底开始，台湾鸦片厘金的税率大大提高，贝拿勒斯鸦片每箱为96两，比原来增加了41．6两，波斯鸦片每箱为80两，比原来增加了52．8两。^[81]厘金的提高使鸦片的售价也相应增加，销路当然大受影响，进口量自然也就下降了。1886年《烟台条约》正式施行，鸦片税厘并征，每百斤统一定为80两，比原来的96两略有降低，所以鸦片的进口量又开始回升，其变动的方向和时间与厘金税率的增减完全一致。1891年台湾鸦片的进口恢复到最高水平后，1892年有所减少，但仍有5139担之多。1893年和1894年因黄金汇价的骤涨及波斯、印度两地鸦片歉收，供货不足，进口量下降，但因鸦片价格高昂，故就进口的价值而言，反而比前两年有所增加。^[82]

输入台湾的鸦片主要有印度鸦片（包括贝拿勒斯和帕特拿两种）及波斯鸦片，后者包括土耳其鸦片（因为土耳其鸦片实际上就是波斯货）。表2-5为1862—1894年印度和波斯鸦片年平均输入的数量。

表2-5　1862—1894年台湾平均每年输入印度、波斯鸦片数量表　单位：担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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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er Masjesty's Consuls in China，Taiwan，Tamsuy[R]．1862—1885；Diplomatic and Consular Reports on Trade and Finance，China，Tainan，Tamsui[R]．1886—1894；H．B．Morse．1882—1891年台湾淡水海关报告书[J]．台湾银行季刊，1957，9（1）；P．H．S．Montgomery．1882—1891年台湾台南海关报告书[J]．台湾银行季刊，1957，9（1）．

从表2-5可以看到，开港初期，输入台湾的鸦片几乎全部都是印度货，波斯货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但随着贸易的发展，波斯货的进口不断增加，印度货相对减少，到后来两者的比例完全颠倒过来，在所有鸦片进口总额中，波斯货占了92．8%，印度货仅剩下7．2%。就全国来看，仅福州、台湾及厦门等地有波斯鸦片输入，而以台湾的输入量最多，可以说台湾是波斯鸦片在中国的主要市场。^[83]波斯鸦片在台湾之所以会如此畅销以致取代了原来的印度鸦片，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其一，在销售方面，波斯鸦片厘金较低。如前所述，在台湾南部波斯鸦片每箱的厘金比起印度鸦片要低40～50元，在淡水至少也要低10元；而且波斯鸦片比印度鸦片更容易掺假，故商人愿意卖它。

表2-6　1862—1894年台湾鸦片净进口量统计表　单位：担

续表

*以上海关统计中缺1864年淡水口岸的鸦片进口数字，据英国驻淡水领事商务报告统计（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er Masjesty's Consuls in China Tamsuy[R]．1864：283-284），该年淡水口岸鸦片净进口额为1604英担，按1cwt．＝112磅，1担＝133．3磅换算，1604英担约等于1347担。
资料来源：《中国旧海关史料》编辑委员会．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4册[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13；《中国旧海关史料》编辑委员会．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7册[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13；《中国旧海关史料》编辑委员会．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11册[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19；《中国旧海关史料》编辑委员会．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22册[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17．

其二，在购买方面，波斯鸦片的价格比印度鸦片要便宜得多，两者之间每担的差价为100元左右。^[84]印度鸦片制成大圆饼，非一般贫穷的消费者一次所能买得起；波斯鸦片则制成小圆球，对购买者来说既方便又不太费钱。另外，波斯鸦片虽然味道较劣，但其纯鸦片含量高达83%，而印度的贝拿勒斯鸦片仅为55%。波斯鸦片的烟灰若掺入少量的新鸦片可以再吸食四至五次，而贝拿勒斯鸦片最多只能吸两次。^[85]台湾吸食鸦片者主要是下层劳动群众，许多是买不起好鸦片的贫穷者，所以这种价格低廉、比较耐吸的波斯鸦片较受欢迎，逐渐取代了印度鸦片，表现在海关统计表上就是前者进口量的增加和后者的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