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樟脑产地。[48]在开港之前，樟脑是台湾北部最大宗的出口货，几乎全部输往香港，然后再转售欧美各地。[49]其后，樟脑的地位虽为茶叶所取代，但其丰厚诱人的商业利润，使得这项贸易经常成为台湾地方政府、华商和外商争夺的对象：1863年台湾道台第一次实行樟脑专卖，1868年因遭到外商反对而废除；1885年台湾建省后，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又宣布恢复樟脑专卖，至1891年再次被取消。以下根据这几个不同时期樟脑输出的不同特点分次述之。
（一）1863—1868年第一次专卖时期的樟脑输出
台湾内山“番”界盛产樟木，居民入山伐樟熬脑由来已久。康熙时曾严禁民人私越“番”界，然私熬之事仍时有发生。雍正三年（1725），台湾南北二路设立军工料馆，派匠采木以供造船之用。因北路料多工繁，特准匠首利用料余根梢熬制樟脑销售，补贴工资。道光五年（1825）又在艋舺设立军工料馆，兼办脑务，所有民户熬制樟脑尽归该馆收购销售，嗣是北路匠首乃获得樟脑专卖的特权。[50]台湾的樟脑亦是最早引起外国人注意的物产之一，1825年英国商人就曾私运鸦片到鸡笼交换樟脑。[51]1855年前后，美国的琼记洋行和罗宾纳特洋行在台湾南北进行非法贸易活动时，也都曾从台湾输出大量樟脑。
19世纪60年代初台湾开港后，樟脑贸易即为资本最为雄厚的英商怡和及邓特两家洋行所独占。这两家洋行委派本地的华人买办驻在沿岸各主要港口，随时雇用帆船前往收集樟脑。吴子光《台湾纪事》云：“初，台地所产樟脑，皆私贩于夷人。”[52]外商的这项贸易“最初进行得极为顺利，而他们的订货又是如此之多，致使所出的樟脑悉数为其购去”。[53]每年数量在七八千担，在台湾每担的收购价格为8元，运到香港可售16元，获利甚厚。[54]
台湾南北两地海关设立以后，规定沿岸各地并非全部对外开放，外商贸易仅限于淡水、打狗等通商口岸进行。1863年台湾道陈懋烈宣布将军工料馆改为脑馆，同时实行樟脑专卖，规定岛内所产樟脑尽归脑馆收购，外商输出时须向脑馆转买。于是，外商不得不从各地撤回人员、船只，樟脑贸易基本上为地方政府所控制。最初樟脑专卖的业务采取承包形式，由承包的华商向台湾地方政府缴纳一定的费用。据说这种承包商一天的收入可达200元，其中须交给地方政府125元。[55]不久，樟脑专卖又取消承包制，改由地方政府直接经营。1864年香港市场上樟脑价格每担15元左右，而台湾脑馆的售价为12．5～14元，[56]如果扣除运费及水分的损耗，樟脑贸易已是无利可图。
对于樟脑专卖一事，外商十分不满。先是由英国领事郇和出面向台湾道台提出交涉，要求废除樟脑专卖政策，但未能如愿。1868年初，美国对樟脑的需求量增加，国际市场上樟脑价格陡涨，外商见有利可图，遂不顾专卖禁令，纷纷潜入樟脑产地，向民间私购。英国怡记洋行职员毕麒麟竟在台湾中部的梧栖擅自设栈，收购樟脑。同年六月间，该行私购的价值6000元之樟脑在准备驳运出洋之际，被鹿港同知截获扣留，后来遭风漂没。英国领事吉必勋为此向台湾道梁元桂提出抗议和索赔，不遂。此时恰好台湾南部基督教徒与民众发生冲突，激起公愤，并引发了民众拆毁教堂的反洋教事件。英国领事吉必勋以保护英侨为借口，请求派英国军舰到台。闽浙总督英桂见形势紧张，即委派兴泉永道曾宪德赴台办理诸案。英领事吉必勋为了趁机扩大侵略权益，决定进行战争讹诈。他一面与曾宪德谈判，一面暗中调派兵船于十月十二日（11月25日）炮击安平炮台，英海军少校戈登还带兵夜袭安平镇，杀死杀伤中国士兵多名（副将江国珍亦因仓促应变，受伤自杀）。接着，英兵又焚毁军火库，强索赔款4万银圆。此即为震动一时的樟脑战争。中国方面担心事态扩大，被迫答应赔偿基督教教会之财产及怡记公司损失之脑价，撤换台湾原来有关地方官员，最后还与英国专门订立了《樟脑条约》，规定：裁撤台湾樟脑官厂，废除樟脑专卖制度，任从华洋商民自行买卖；外商凭三联单并照章完纳子口税后即可赴台属内山向民人采买。[57]就这样，在炮舰政策的威胁之下，第一次樟脑专卖被迫废除了。
（二）1868—1885年专卖制度废除之后的樟脑输出
第一次樟脑专卖废除之后，外商凭借《樟脑条约》中规定的特权，挟其雄厚之资本，或亲自或委派买办深入内山，设铺建栈采买樟脑，甚至贷款给脑丁，指挥制脑。按条约规定，持有三联单的外商自内地运出樟脑时每担需交纳0．55元的子口税。然而，外商往往违反规定，拒纳子口税。同治九年（1870）台湾道黎兆棠“查洋商入山采买樟脑，并未按照章程，先完子口税，札饬委员候补府胡斌会同淡水同知，设卡抽厘。每樟脑百斤，抽厘五角五点，与半税同”。[58]
在樟脑专卖制度废除之前，外商出口樟脑时必须按每担12～16元的规定价格向脑厂购买。专卖制度废除之后，外商直接向制脑者购买，每担价仅9元，最低的仅7．8元。[59]所以，“樟脑专卖的废除，意味着台湾地方政府每年将失去6万元的收入”，[60]而外商的利润则大大增加。由于外商可以自由采买，专卖制度废除之后台湾樟脑的输出量骤增：1865—1867年平均每年输出7012担，1868—1870年平均每年输出达14240担。当时樟脑除了少量供制造烟火和香料外，主要供医药和防腐之用，消费量不多。台湾樟脑出口量大增使得世界市场脑货充斥，供过于求，从而导致樟脑价格大幅下降。以1869年欧洲市场的樟脑价格为例，即比专卖制度废除之前的一般价格下跌了30%～40%之多。[61]由于出口利润的降低，樟脑的输出量自1871年起明显减少。自同治十三年台湾“开山抚番”开始，民“番”冲突时有发生，“番”民“出草”渐见频繁，[62]脑丁被杀，脑灶荒废，1875年樟脑的出口量降为7139担。1877年香港市场脑价的上涨曾经一度引起出口量的增加，但1881年起出口量又直线下降。其后由于中法战争的影响，1885年全年的樟脑出口仅有3．14担。这一时期樟脑出口的减少除了因为外贸获利不多外，汉“番”冲突的加剧亦是重要原因。
（三）1885年台湾建省后的樟脑输出(www.xing528.com)
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后，台湾正式建省，其时百废待举，费用浩繁，财政支绌。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乃采纳林维源、林朝栋等人的建议，于1886年奏请将台湾所产樟脑、硫黄两项，“归官收买出售，发给执照出口”，以所得盈利，补贴“抚番”经费。[63]获准之后，乃设立全台脑黄总局，隶巡抚；于北路大嵙崁、中路彰化分设脑务总局，并于属下各地设立分局，各处所产樟脑尽归官局定价收买，不准走漏。刘铭传时期的专卖采取承包制，在1890年5月之前，由德商公泰洋行缴纳保证金3000元包买官脑局全部樟脑，贩运香港销售。此时利用樟脑制造无烟火药及赛璐珞的试验获得成功，樟脑遂成为一种重要的工业原料，销量激增，国际市场供不应求，欧洲的樟脑价格极其昂贵。香港的价格亦随之上涨，1890年1月每担的价格达40元，随后又涨到60元。[64]包买樟脑的外商大获暴利。是年5月，粤商蔡南生的恒丰公司以缴纳保证金3．6万元的条件取代公泰洋行，获得台北樟脑的包买权；中部则由林朝栋承购（由公泰洋行的布德拉提供资金4．5万元，在彰化脑务局辖区内收购）。政府还提高价格，规定承包者每担樟脑缴官价30元（包括厘金、防费在内），其中12元归脑户收入，余下18元归省库。[65]外商因樟脑出口利润丰厚，乃潜入内地，以资金贷放制脑者，大量收购。政府虽屡申禁令，但均置若罔闻。1890年英商怡和洋行在集集收购樟脑4万余斤运至鹿港，企图输出，被巡察官吏缉获充公。同年9月又缉获私货3．2万余公斤。[66]英国驻台领事照会巡抚索还，不允，乃由英国驻京公使出面与总理衙门交涉。其他列强也对樟脑专卖不满，趁机群起反对。在列强的压力下，刘铭传被迫取消樟脑专卖。“自光绪十七年正月起，所有台湾樟脑由脑户自行觅售，价值高低，出数多寡，地方官概不过问，惟设局弹压稽查，按灶抽收防费。倘有奸民盗伐樟树私熬，抗纳防费或拖欠不缴，地方官应随时查封惩办，洋商不得干预包揽。”[67]于是，外商又挟资进入内地，贷款予脑户，大量收购樟脑，樟脑的出口量遂成倍激增。1891—1893年的三年间每年平均输出23232担，1894年一年输出即达39547担，由于国际市场脑价猛涨，外商从中获利之多可想而知。
表2-4 1863—1894年台湾樟脑输出统计表 单位：担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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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er Masjesty's Consuls in China，Taiwan，Tamsuy[R]．1863—1885；Diplomatic and Consular Reports on Trade and Finance，China，Taiwan（Tainan），Tamsui[R]．1886—1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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