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台湾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才开放口岸、对外通商的，但是早在道光年间就有外商私下潜入台湾，购买樟脑、煤炭，进行贸易活动了。至咸丰初年，外商在台湾的贸易已经相当之普遍。
外商早期对台贸易活动主要由英国商人和美国商人进行，而后者比前者显得更为积极，活动规模也比较大。1854年冬，广州美商琼记洋行（Augustine Heard&Co．）在福州开设分行以后，其行主奥古斯丁·赫德（Augustine Heard Jr．）立即拟订了一项对台贸易计划，并于次年5月派遣熟悉台湾情况的“罗西塔”号（Rosita）快船船长哈丁（C．F．Harding）携带大批现款和鸦片赴台执行其贸易计划。琼记洋行的企图主要在于经营鸡笼煤务，包括开采煤矿的专利特权和购买煤炭的包买权。虽然这一目的未能达到，但哈丁船长却在淡水与当地的樟脑专卖行行主金和合订立了合同，开始在淡水、鸡笼、中港及梧栖等北部港口从事樟脑贸易。[1]
如同台湾北部出产的煤炭和樟脑一样，台湾南部盛产的米、糖也引起了美国商人的注意。与琼记洋行差不多同时，1855年香港美商威廉士洋行（Anthon Williams&Co．）、罗宾纳特洋行（William Robinet&Co．）和奈氏兄弟洋行（Nye Brothers&Co．）联合组成了一家贸易公司，并购置了三桅武装帆船“科学号”（Science）专营对台贸易。该公司以行贿的手段从台湾地方官员那里取得了在打狗设立机构、建造码头货栈和进行贸易的特权，从台湾南部输出大量糖、米及樟脑。[2]
五口通商开放之后，根据《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中英虎门条约》）规定，英商贸易处所只准在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及上海五个港口，“不准赴他处港口，亦不许华民在他处港口串同私相贸易”，英商如背约或不服禁令“擅往他处港口游奕[弋]贩卖，任凭中国员弁连船连货一并抄取入官，英官不得争论”。[3]《中美五口贸易章程》（即《中美望厦条约》）也规定：合众国民人除通商五港口外，“不得有一船驶入别港，擅自游弋，又不得与沿海奸民，私相交易；如有违犯此条禁令者，应按现定条例，将船只、货物俱归中国入官”；“合众国民人有擅自向别处不开关之港口私行贸易及走私漏税，或携带鸦片及别项违禁货物至中国者，听中国地方官自行办理治罪，合众国官民均不得稍有袒护”。[4]《中法黄埔条约》中亦有类似规定。[5]当时台湾口岸尚未开放，故外商自知私下潜往台湾贸易，是一种违反条约规定的非法行为，便难免做贼心虚。为了最大限度地扩大对华贸易的范围，同时也为了把用非法手段获取的利益变成“合法”的条约权利，列强各国不约而同地借着修订条约的机会，要求把富有贸易潜力的台湾列入增加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中。
1858年，俄、美、英三国分别与清政府订立了《天津条约》，其中规定台湾为新增辟的对外开放的口岸之一，如《中英天津条约》第十一款云：
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已有《江宁条约》旧准通商外，即在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等府城口，嗣后皆准英商亦可任意与无论何人买卖，船货随时往来。至于听便居住、赁房、买屋、租地起造礼拜堂、医院、坟茔等事，并另有取益防损等节，悉照已通商五口无异。[6](www.xing528.com)
《中法天津条约》关于新开口岸的规定，在岛上除台湾府城之外又增加了淡水一口。[7]根据“一体均沾”的片面最惠国待遇的原则，淡水口岸当然也毫无例外地对所有条约国家开放了。实际上，台湾和淡水两口岸的开放对于列强来说，只不过是迫使清朝政府对于既成事实予以承认而已。
1858年8月，美国公使华若翰（John Eliott Ward）来华，在北塘与中国代表互换条约文本之后，即南赴上海，照会两江总督何桂清，要求在广东之潮州、福建之台湾先行开市贸易，并“拟派领事前往新开二港”。何桂清则以各国通商应一律办理，美国所请应“俟英、法两国条约议定后，再照新章举行”为由，对美国先行开市的要求予以驳复。华若翰则认为中国与美国的和约与英、法两国无涉，而且“和约已经互换，决当遵行”，坚持公布《天津条约》，潮州、台湾二口先行开港以及按新则征收船钞三项应先施行。[8]双方照会往返，相持不下。后来，清廷鉴于“潮州、台湾两处各国私自买卖已越三年，税饷全无”，“若不允所请，则该酋等早在潮、台两处贸易之船，亦必不肯撤回，是该酋等转得自行其便，久将漫无限制。若准其先开……似大权仍自我操，不致有踰范围”，乃寄谕何桂清准照所请办理，“潮州、台湾两口，准咪[美]国先行开市并照章完纳船只吨钞”。[9]福建省地方官员于是遵谕筹办台湾开港事宜，初步择定沪尾作为通商口岸，拟在附近设立海关，并派福建候补道区天民驰赴该处，俟美国领事抵台，会议禀办，但美国领事却因物色不到合适的人选而迟迟无法派出。此时恰逢美国南北战争爆发，美国政府更无暇考虑这些问题。1860年年底华若翰匆匆辞职回国，美国公使一职且告虚悬，所谓派遣驻台领事一事更无从谈起，台湾开港只好暂时搁置。
延至咸丰十一年六月（1861年7月），英国第一任驻台湾副领事郇和（Robert Swinhoe）才到达台湾。同年年底，郇和移往台湾北部原定的开放口岸沪尾。次年，淡水口岸设关的工作准备就绪，以沪尾守备旧署作税关，于六月二十二日（1862年7月18日）正式开关征税，首任副税务司为英国人豪威尔（Howell）。[10]
据《天津条约》的规定，台湾所开放口岸原仅台湾府城及淡水二口，次年闽海关税务司美里登（Baron de Méritens）以多收洋药税款为由，禀总理衙门，“请以鸡笼口作为淡水子口，打狗港作为台湾府子口”，结果部议准行。[11]同治二年八月十九日（1863年10月11日）鸡笼港开放。南部原定打狗港作为子口，安平港作为正口，但实际上却以打狗为正口，于1864年5月6日开办，由马克斯韦尔（William Maxwell）任首任税务司。安平分关则迟至1865年1月1日才开设，属打狗关管辖，毕麒麟（W．A．Pickering）为检查员。[12]至此淡水、打狗的设关工作完成，台湾南北四个口岸全部开放。
随着台湾各口岸的开放，外国商人纷纷来台，设行开业，进行贸易活动。最早在台湾开设的洋行为英国的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Co．）和邓特洋行（Dent&Co．）。以后外商逐渐增多，至1866年，在台开设的洋行除了上述两家之外还有马克亥尔洋行（Macphail&Co．）、勒士拉洋行（Lessler&Co．）、柯尔曼·亚力基洋行（Kelman Alisch&Co．）、德记洋行（Tait&Co．）、和记洋行（Boyd&Co．）、美利士洋行（Milisch&Co．）和宝顺洋行（Dodd&Co．）等。其中英商洋行最多，德商次之。随着外国商业势力大肆侵入，台湾地方的对外贸易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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