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台湾历史：台湾军民抗英斗争

侵华英军到达广东海面后，对广州进行封锁，但由于广东军民早有防备，侵略者无隙可乘，遂转而向北窥伺。道光二十年（1840）六月初，英国侵略军进犯厦门，被击退后又北驶浙江，攻占防御薄弱的定海。面对闽浙沿海警讯频传的紧张局面，闽浙总督邓廷桢意识到台湾防务的重要性，他在上清廷的奏章中指出：“闽洋紧要之区，以厦门、台湾为最，而台湾尤为该夷歆羡之地，不可不大为之防。”^[8]并饬令台湾镇、道及澎湖协营等准备周防，严守口岸。道光皇帝也认为“台湾孤悬海外，防堵事宜尤应准备”，对邓廷桢的意见表示赞同，并下旨指派对情况“最为熟悉”的在籍原浙江提督王得禄与台湾镇总兵达洪阿、台湾兵备道姚莹等人共同商酌，“同心协力，以资保卫”。^[9]

道光二十年六月十八日，一艘双桅英舰出现在鹿耳门外，在马鬃洋深水外洋游弋。达洪阿、姚莹与台湾知府熊一本接获禀报后即出示封港，一面派水师左营千总李瑞麟、中营把总杨得器、外委沈春晖等坐驾渔船，督带兵役，分赴鹿耳门南北巡查防守，一面飞饬北路厅、县、营一律防堵。十九日，虽然英舰未与台湾守军接战即自行向西南方向驶去，但已揭开了英军侵扰台湾的序幕。七月二十日，达洪阿、姚莹联名向福建督、抚报告，提出加强台湾防备的七项紧急措施：（1）募壮勇以贴兵防；（2）派兵勇以卫炮台；（3）练水勇以凿夷船；（4）习火器以焚贼艘；（5）造大舰以备攻战；（6）雇快船以通文报；（7）添委员以资防守。^[10]在全台17处海口分别最要、次要，配备兵力，共用防夷弁兵、屯丁3966名，乡勇3350名，水勇520名。“或配商船、战船堵防内港；或在炮台、炮墩日夕登陴。”^[11]同时在无炮台的口岸临时建造炮墩，其办法是先以竹篓盛沙作墩，上堆沙袋为垛。墩外围以粗大竹筒，筒长一丈，埋地五尺，其上五尺竹节打通贮水，编连排插。并多备牛皮、网纱、棉被以避枪炮。还在炮台、炮墩要隘之处挖掘壕沟，配以钉筒钉板、钩连枪、铁蒺藜、竹签等，以防英夷登岸。为了弥补台湾口岸众多，水陆兵弁不敷分拨，又传令绅耆及各庄总董、头人团练壮丁，自一二百名至七八百名不等，通计全台二厅四县团练壮勇1．3万余人。预备一旦有警，半以守庄，半出听候调用。^[12]在设防备战方面，做到妥密无误。

英军在攻陷定海之后继续北上，于8月抵达天津白河口，通过直隶总督琦善投递巴麦尊给清政府的照会，提出赔款、割地、通商等无理要求。定海失陷清廷大为震动，道光皇帝动摇了当初的禁烟和抵抗政策，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赶赴广州办理中英交涉；同时，以“办理不善”的罪名将林则徐和邓廷桢革职查办。琦善抵达广州后与英国全权代表义律进行谈判，因琦善不敢接受义律提出的割让香港等条款，最终没有达成协议。中英双方对此次谈判均不满意，道光皇帝对琦善与英方的谈判表现极为不满，痛斥“甘受逆夷欺侮戏弄”，将其革职拿办；而贪得无厌的英国却认为义律勒索的侵略权益太少，且违反政府指示撤出舟山，决定撤换义律，改派璞鼎查为全权公使，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13]

8月，璞鼎查到达香港，随即率英舰再次北犯，于8月27日攻占厦门。厦门是台湾与大陆联系的最主要通道，厦门失守，使台湾的形势愈觉孤危。英军在攻占厦门之后，其舰队主力继续北上，相继攻陷了定海、镇海与宁波。同时还派出一支舰队至台湾海面，以图牵制台湾的守军。9月中旬，台湾南北路各口洋面均发现有英舰窥伺游弋，台湾保卫战一触即发。9月29日（八月十五日），英军双桅运输船“纳尔不达”号在鸡笼洋面游弋，30日，该舰突然驶进口门，对二沙湾炮台加以轰击，打坏兵房一间。艋舺营参将邱镇功、淡水同知曹谨督同军民发炮还击。邱镇功并手放一炮，击中“纳尔不达”号。该船桅折索断，即随水退出口外，海浪骤起，冲礁击碎，英兵纷纷落水，弃船逃命。邱镇功及曹谨等率兵驾船分头追赶截杀。根据达洪阿、姚莹的奏折，此次战斗文武义首人等“前后共计斩馘白夷五人，红夷五人，黑夷二十二人，生捦黑夷一百三十三人，同捞获夷炮十门、搜获夷书图册多件”。^[14]

自开战以来，中方连遭失利，在台湾战场上击碎英舰、虏获英兵使中国官员大受鼓舞。道光皇帝览奏之下，嘉悦之至，在奏折上朱批：“可称一快，甚属可嘉！”^[15]一面下旨从优议叙有功官兵，台湾镇总兵达洪阿着赏换双眼花翎，台湾道姚莹着赏戴花翎；一面饬令福建督、抚拨银30万两，迅速解赴台湾，补充经费。并允准已革候补同知前台湾县知县托克通阿、丁忧候补同知前署澎湖通判徐邦柱、休致通判衔前福清知县卢继祖留于台湾以补海外军务紧急，差委乏人之虞。为了防止英军受创之后前来报复，道光皇帝还谕令达洪阿等严饬在事文武添派兵勇，严密防范，不可因获有胜仗，稍存大意。并命令原驻扎在澎湖的前任提督王得禄移驻台湾，协同守卫。

果然不出所料，时隔20天，英军再次来到。九月初五日，有三桅英船一艘驶抵鸡笼口，并放下杉板船进口窥探，声言要索还前被俘英兵，每名愿出洋银百元。港口居民均受官府约束，不予理会。艋舺营参将邱镇功、淡水同知曹谨等迅速加强鸡笼、沪尾周围的防卫，在各要隘暗设炮位，埋伏把守；同时实行坚壁清野，将港口内居民向内陆疏散迁避。英舰见无动静，于十三日突进口门，直扑二沙湾炮台，发炮轰击，并派小股英军强行登陆。守军发炮还击，击毙两人，登陆英兵始退出。双方炮击持续至次日中午，此时总理姜秀銮亦率领壮勇到场助战。英军见人众山险，不敢仰攻，于十四日午刻驶逃出口，向北窜去。在此次战斗中，中方炮台石壁被英军攻破，二沙湾及三沙湾两处兵房亦被炮火摧毁，并损失“波”字哨船一只，兵勇亦有数人受伤。而英军被击退则被中国官员视为一大胜利。道光皇帝在接获达洪阿的奏报后认为“两月之内连获胜仗，甚属可嘉”，对达洪阿、姚莹、熊一本及在事出力各员弁兵勇义首人等再次予以嘉奖。^[16]对于台湾官员“挑取民勇作为新兵，分配各营支领归伍”的做法予以肯定。道光皇帝还认为英军“犬羊成性，未必不仍图报复。设或大帮匪船再行豕突前来，不可不先期防范。……断不可稍存轻敌之见，致涉大意”。^[17]特别是从奕山等奏折中得知英人有“遣人回国添调兵船，于明春滋扰台湾”的消息后，道光皇帝对台湾抗英的形势更加关注。对“万一该逆大队复来，该处驻守弁兵及招募义勇是否足资抵御？其如何定谋决策、层层布置可操必胜之权？”等问题一面命达洪阿、姚莹与王得禄悉心定议，会衔具奏，一面令闽浙总督怡良等确探情形，据实奏闻。(www.xing528.com)

英军虽然接连两次受挫，但并未放弃对台湾的军事侵扰。道光二十二年（1842）正月二十四日，又有三桅英舰三艘在淡水与鹿港二厅交界的五叉港外洋出现。鉴于夷情诡诈，达洪阿、姚莹遵照“不与海上争锋”的上谕，准备“以计诱其搁浅，设伏歼捦”，并雇募渔船，假做汉奸，在北路一带港口侦探。三十日，一艘三桅英舰随带四只舢板欲进入淡、彰交界的大安港，后见港口兵勇众多，攻扑不进，退出外洋。后来猫雾捒及大甲巡检雇渔船，扮做汉奸与英舰接触，诱其从土地公港驶入，结果该船为暗礁所搁，歪侧入水。守军乘机施放火炮，奋力攻击，其船遂破，英兵纷纷落水。守军兵勇合力围击，“杀毙白夷一人、红黑夷数十人，生捦白夷十八人、红夷一人、黑夷三十人、广东汉奸五人，夺获夷炮十门，又铁炮一门、鸟枪五杆、腰刀十把，均系镇海营中之物”。^[18]

当道光皇帝接到达、姚获胜的奏折时，“嘉悦之怀，笔难罄述”，嘉勉其“智勇兼施，为国宣威”。除了照例对所有在事出力文武员弁及义首、义勇人等予以褒奖外，还“赏达洪阿加太子太保衔并赏加阿克达春巴图鲁名号，姚莹著赏加二品顶戴”，二人均交部从优议叙。^[19]

经过两次重创之后，英军再也不敢轻易犯台，但却利用汉奸及勾结一部分沿海“草鸟匪船”在淡水、鹿港、彰化、嘉义、打狗及瑯峤等各处窥伺骚扰。由于守军防范严密，多次击沉草鸟匪船，并生擒汉奸多名，英军见无隙可乘而退去。

自中英开战两年多来，大陆处处损兵折将，丧师失地，而台湾的抗英斗争却能连战皆捷，这其中原因除了侵台英军非其主力之外，主要还与台湾军民团结一致、奋勇杀敌及地方官员严密防范、指挥得当有关。台湾兵备道姚莹在致福建巡抚刘鸿翱书中曾指出：“鸡笼之夷，虽以冲礁，大安之夷，虽云搁浅；然台湾擐甲之士，不懈于登陴，好义之民，咸奋于杀敌。乘危取乱，未失机宜。夷船前后五犯台洋，草鸟匪船勾结于外，逆匪巨盗乘机数乱于内，卒得保守岩疆，危而获安，未烦内地一兵一矢者，皆赖文武士民之力也。”^[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