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军官兵荆宜布防，保障陆军渡江作战

武汉失守以后，国民政府机关搬迁至重庆，建立战时陪都，确保重庆安全、守住湖南成为了国民政府的防御重点。日军占领武汉的同时，也占领了广州，下一战略目标是进攻长沙、衡阳，占领湖南要地，打通粤汉铁路，实现华南与华中的通联。湖南的战略要地成为中日争夺的战场。重庆三面环水，位于嘉陵江入川江口处，而荆河又处川江前卫。因此荆河的防守是川江的屏障，对重庆的安全十分重要。为确保重庆安全，中国海军的作战任务是，配合陆军在武汉上游长江各段抗击日本海军沿江而上攻击重庆。

为阻止日军继续西上进犯重庆，中国海军与日军在武汉激战的同时，在武汉上游的荆河、洞庭湖、湘江等处加紧部署设防，构筑防御工事，划分布雷区实施布雷，拆除沿江各段的航行标志等。洞庭湖是湘、资、沅、灃四水的总汇，面积辽阔，为日本海军由长江进入湘江进攻长沙的必经之地。鉴于该水域防御作战的重要性，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设立湘资沅灃封锁委员会，主任为陆军中将朱焕庭，副主任为海军少将陈宏泰，该委员会成员大部分由海军人员为主，专门负责协调封锁湘、资、沅、灃水域任务。1938年11月，海军成立布雷队，下辖七个分队，由曾国晟任队长，分别使用漂雷、定雷实施布雷进行防卫。在藕池、沙市、松滋、宜都、红花套各处设置固定水雷；在监利、郝穴、松滋、宜都、平善坝等处，设置漂雷。11月9日，在石首、藕池布设定雷200枚。11月19日，在石首下游布放漂雷150枚。总计在石首阻塞线前后布放水雷500余枚。此后，又在郝穴、马家寨、陡湖堤、窑家埠、马家嘴、观音寺等处，节节布雷封锁。中国海军官兵的布雷行动是在日军战机的猛烈轰炸之下冒死进行的。布雷过程中，义胜号、永胜号、仁胜号三艇及4号、6号两艘驳船，在藕池口执行护送水雷任务时，遭日军战机猛烈空袭，全部沉没。

1939年5月，中国海军将石首阻塞力量用趸船沉江予以加强，并配以竹缆连系阻塞。10月又构筑一辅助工事，以确保石首阻塞线的安全。从1940年3月16日开始至5月间，中国海军布雷队在二洲子、朱家河附近，观音洲上游布放漂雷70枚。日本海军为防止中国海军的漂雷袭击，在观音洲用铁索系网设防御网。中国海军破坏了日军设置的防御网，致使日本海军始终不能越过荆河水道，攻取宜昌、重庆的企图难以得逞。1940年6月，日军重兵迂回包围宜昌，中国海军布雷队在砖桥、红花套布放漂雷，在石首、藕池、郝穴、太平口等处加布定雷1900枚。宜昌曾一度被日军攻占，但荆河一段从松滋到洪水港仍为中国海军控制。

1941年4月至6月，中国海军又阻止了日军打通沙市至岳阳、岳阳至宜昌间长江运输的企图。1941年4月，中国海军获悉日本海军企图打通沙市、岳阳间长江航运，将由沙市仙桃、新堤等处共同进犯监利一带。为阻止日军，中国海军布雷队在洪水港布设20枚定雷。6月，日本海军又企图进犯常德等处，希望能打通岳阳、宜昌间长江航道，中国海军布雷队复于洪水港、石首等处布设定雷180枚，致使日本海军始终无法溯江西进。10月1日，中国海军配合陆军反攻宜昌，连续六次在黄公庙附近布放漂雷44枚，日舰不敢出动协同陆军作战，从而保证了中国军队渡江作战。10月10日，中国军队攻入宜昌，捷报传来，举国沸腾。中国海军在荆河布雷的成功，对陆军攻入宜昌起了很大的作用。(www.xing528.com)

洞庭湖口的城陵矶又是通往荆江、洞庭湖、湘江的咽喉，为此，中国海军在此地区部署了舰炮25门，兵力280人，任命罗致通为炮队长。1938年11月9日，日军对城陵矶炮台实施包抄战术，在芭蕉湖实施登陆。中国陆军慌忙撤出阵地，罗致通队长也带领海军官兵拆卸炮闩后撤守了城陵矶阵地。10月12日，日军占领岳阳，洞庭湖防务告急。1939年4月，军事法庭判决“将洞庭区炮队队长罗致通开除军籍，永不叙用”[1]。

为防止日本海军军舰深入，中国海军总司令部下令将洞庭湖航行标志一律拆除，在白玉坼、营田滩、老鼠夹等处布设水雷190多枚。1938年10月11日、13日调顺胜号、江平号、俞大猷号轮船及2号、10号铁驳船及民船等在营田滩附近，南抵长沙、西通常德的交叉江面，筑成一道封锁线。布雷艇在洞庭湖内东起鹿角、南迄湘潭、北接荆河、西达常德的广阔水域内布下400多枚水雷。中国海军还把从长沙征集的二十多艘小轮下沉堵塞水道。10月19日，中国海军布雷队在监利布放漂雷，对宜昌水道进行堵塞，并划定宜昌东西两处重要地区为沉船堵塞地点。中国海军除在宜昌以上、巴东以下港道进行勘测布雷外，还建成五处舰炮阵地。

中国海军的布雷行动有效阻止了日本海军配合陆军的作战行动。11月，日本海军山岖大佐和桑原中佐的报告书中，对中国海军布雷队员的勇敢表示出了极大的惊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