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迅速吞并中国,制造七七事变后,立即对中国采取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一面侵占平津,以六个师团兵力,沿铁路线南下进攻华中;一面凭借海上力量的绝对优势,将第二、第三两大舰队的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和第一、第二航空战队的母舰三十余艘,部署于舟山群岛和马鞍群岛附近,封锁长江口及南北海岸,切断中国的海上交通,并将第三舰队旗舰和第八巡洋舰队各舰派驻黄浦江,意欲攻占上海,进而以陆军沿沪宁线西犯,海军溯长江西上,会合从北方南下的部队,形成水陆并进、南北合攻南京的态势,达到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险恶用心。
1937年8月9日晚,日本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军官大山勇夫和司机斋藤二人驾驶一辆汽车,闯入上海虹桥机场进行挑衅,开枪打死中国士兵一名,中国士兵奋起自卫,将大山勇夫、斋藤二人击毙。“上海虹桥机场事件”发生后,8月11日,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发布作战命令,要求:“一、第一警戒部队,应于8月12日以后,监视警戒在黄浦江内及上海至通州航道水域的中国舰船及飞机。二、第二警戒部队,应在佐世保镇守府第一特别陆战队及吴镇守府第二特备陆战队登陆后,暂依下述规定行动:(一)8月12日13时以后,其大部应权且由上海出发,回航吴淞,监视警戒该方面及其下游江口水域的中国舰船及航空机等。(二)一部舰船(以军舰三艘或驱逐队两队为标准)警戒上海。除协助第一警戒队及陆战队外,应按另外的规定,进行对上海市内地形的侦察、陆战的各项训练及补给。(三)依照特令或经本长官的批准,可派遣一部舰船到马鞍群岛方面,接受教育训练。”[1]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兼左翼军总司令的张治中也十分关注驻上海的日本海军动向,8月13日,张治中向蒋介石和何应钦发密电称:“淞沪一带日舰共三十二艘,其中第三舰队十三艘,任黄浦江作战,现仍泊港内;第二舰队十九艘,任长江上游方面作战,正准备陆续循长江上驶。”[2](www.xing528.com)
中国海军练习舰队司令王寿廷奉命指挥驻沪海军部队参加对日作战。为防止日军经黄浦江深入内地,从后路包抄中国地面部队,中国海军首先对上海港汊实施阻塞。8月14日,将普安号运输舰沉塞于董家渡航道。8月17日,又将扣押的日本洛阳丸号、长阳丸号、南阳丸号、襄阳丸号、瑞阳丸号、嵩山丸号等六艘货船沉塞于江南造船厂附近航道。另外,上海市警备局水巡总队将征用的三北轮埠公司的富阳号商船,中兴轮船公司的中兴号商船,远兴轮船公司的福兴号和三江号商船,新长安轮船公司的新华安号商船,直东轮船公司的平济号商船,利平轮船公司的利平号商船,华通轮船公司的中和号商船,兴华渔船局的中华渔号商船,鸿安商轮公司的寿昌号商船,民生实业公司的民生2号、民生6号、民生8号、民生9号驳船,共计十六艘船舶在十六浦航道沉塞。由此,几日之内在黄浦江建成三道阻塞线。与此同时又开办水雷制造厂,赶制了一批水雷,将淞沪一带的港口一律布雷实施封锁,再布三道水雷封锁线,以阻止日舰进犯。这些阻塞线和封锁线的设置堵塞了日军溯江西犯的航路,有力地支援了中国陆、空军的对日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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