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军抗战：社会谴责与国民政府内部弹劾

“一·二八”事变结束后，民众对日本海军的猖狂侵略行为表示愤慨的同时，也对中国海军的置身事外不参战、不支持抗日部队参战的行为进行批评谴责。一个署名为“何煌基”的作者在发行量较大的《生活》周刊上，发表了《国难期中的海军当局》，对中国海军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的表现进行批评谴责：“当沪战初发生时，我们的舰长即得到部长的密令，大意为‘准日军司令盐泽来函，谓此次日军所采取的行动，完全自卫，并非两国交战，为维持友谊起见，如中国海军不攻日舰，则日舰亦不攻击中国军舰，惟日舰如被攻时，则日舰为自卫计，必还击等语，我军此后应确守镇静态度……’据说此函乃我们次长李世甲斡旋之力。次日我们又得舰长命令，谓日舰即炮攻狮子山或南京城市，亦与我军无干，除日舰炮击我舰时，方准还击，同时高昌庙各舰员兵亦奉到相似命令。我们员兵俱悲愤不胜，但以舰长命令，只得容忍。及野村来沪，李世甲更与其往来殷勤，时常同坐汽车往各处战壕参观。在两军血战中，此种举动，是否创闻，让大家来批评吧。”[5]

《国难期中的海军当局》一文指出，在“一·二八”事变中，中国海军的官兵们是接到上级不准参战的命令，才容忍日军侵略不参战的，表达了对海军高层的不满，尤其对李世甲与日军来往行为进行谴责，提出让大家对李世甲与日军一同活动的行为进行评判。李世甲与日军来往的具体情况现已无法考证，本文也不便于进行评论。文章接着开始指名道姓地批评陈绍宽：“夸大善吹勇于内战之陈绍宽，自沪战发生后，对员兵训话，每谓日军如何强，我军如何弱，必不堪一战。但以我们所知，暗中可以援助之办法尚多。十九路军以水雷炸敌旗舰，即是一法，难道陈绍宽竟想不到吗？此后十九路军借大炮、借铁板（退却用），均被拒绝。犹可痛心者，日运输舰装载日兵军火等项，搁浅白龙港至二三日之久，海军当局明知之，亦代守秘密！（我们当时不知。）甚至本季士兵应发之毛织榔，亦仍向三菱公司定制，非媚日何至如是？凡此种种，俱有实据可考，非出虚构。”[6]批评陈绍宽以日本海军强大为借口不参战是假，实为媚日、与日本有利益输送关系。文章的作者指责陈绍宽的原因现在无法考证，但文章中也确实反映出了民众对海军不参战行为的不满和指责。

邹韬奋（即“何煌基”）在发表此文时，在文章前写了编者按，也表达了对海军的不满和谴责：“何君这封信所言如数家珍，非局内人莫办。我们不愿意攻击任何私人，但如何君所言果确，则事关国家民族，个个中华民国国民都有顾问的责任，所以把这封信公开出来，虽痛于‘往者不可谏’，仍希望‘来者犹可追’。依我们所知道，当立法院开会讨论与日绝交问题的时候，海军部长陈绍宽氏出席说明海军状况，谓中国海军仅可打三分钟！以月费七十万元养着这样丝毫无补国防的海军，已是国民极痛心的事情，但实力毫无还是另一个问题，而存心媚敌，更是无可恕的丧心病狂的行为。我们到如今才知道一国之所以要海军，非但与国防无关，而且是用来对敌‘维持友谊起见’！”[7]对国家花钱供养海军，而海军不参加国防行动、不抗击日军的行为表示强烈的谴责。

对于民众的不满和谴责，陈绍宽和李世甲在私下或公开都作出了回应，陈绍宽向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解释说：“就历来政府所拨海军之经费而论，维持现状尚虞不给，更何足以言巩固国防之设备，横遭指谪，〔实属〕痛心。”“事势威逼，挹注术穷，愧疚难安。”[8]将海军未参战原因归结为，与日军相比，中国海军力量弱小，对不参战行为也表示了惭愧难安。

李世甲在《生活》周刊上刊登文章，对《国难期中的海军当局》一文的谴责一一进行回复，对与盐泽斡旋一事回复为，与盐泽“无特别交谊，自九一八事变发生，即未与之谋面，所指由世甲斡旋，来函之事，全属子虚”。对与野村参观阵地一事回复为：“两军对垒之际，无论何国战区范围以内，岂容敌人窥视？稍有常识者当知绝对不成事实，此节可不辨自明。”对采购日本的军备毛织榔一事回复为：“查毛织榔却由三井公司定制，但在数年以前，而原文指为三菱公司，举此一端，可见其皆属误会。”[9]否认了与盐泽的关系和与野村参观海军阵地一事，解释了中国海军向日本三菱公司采购军品为多年以前的事情。

在民众谴责中国海军的同时，国民政府内部也开始对海军官员进行弹劾。1932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在洛阳召开国难会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丁默村等人在会上提交了《彻底改造海军并整饬海防以抗暴日》的提案，以“海军各舰早成废物”“于国家民族久已不生关系，除鸣礼炮外，另无其他效用”等为由，对海军提出八项改造方案：“第一项，请政府于军事委员会下重新设立海军海防建设委员会，现有海军部及所属海军机关、学校、工厂一律取消，万一有须继续存者，亦须彻底改组，不得依循旧规；第二项，现有海军高级负责人员畏缩把持，贻害国家，应请一律罢斥，以谢国人，并期海军得彻底改造；第三项，现有海军中下级人员须经严格考验，并受相当技术及道德训练后，方得重新录用；第四项，请另派遣精干人员赴英美研求海军最新学识，尤其舰艇之制造等特殊技能，但现有海军人员绝对无被派资格，又被派人员之省籍亦须特别注意，不可又蹈以前被某一地方人把持垄断、贻害国家之覆辙；第五项，现有潜艇完全落伍，应全部拍卖，所得价款即以兴建新舰；第六项，现有海军经费每月数十万元，应逐月存储，备为新舰建筑、海防整饬之费；第七项，重新建立海军，整饬海防，绝非细款可办，仅拍卖旧舰，存储现有海军经费，仍不济事，但政府目前绝无此种巨款足资应付，故须另行举办国民自动募集海军海防建筑捐，其数并须至少规定两万万元，由本会发起，并推荐委员负责募集及保管，以备政府大举修造新舰充实海防之需，其募集及保管办法另以章程定之；第八项，政府应于三个月内延请专家编制新海军海防之建筑计划，但其完成期限至多十年，最好五年，并须以其大要不碍军事者向国人宣布。”[10]此提案是在国难会上提出的，是丁默村等人以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身份提出的，其八项改造方案的内容是要废除旧的海军、建立新的海军。方案对海军的高级人员表示不满，提出“一律罢斥，以谢国人”。此案在“一·二八”事变后提出，引起社会一片哗然。

1932年5月4日，国民政府监察委员高友唐、周利生、王平政、邵鸿基等四人联名向监察院提交了《弹劾海军案》，列举出中国海军与日本海军订立互不进攻协议、拒绝出借武器装备给十九路军、李世甲陪同日军司令野村吉三郎参观中国军队战壕、从日本制船造炮中弄虚作假、在福建各地种植烟土所得收入被海军高层中饱私囊等五项罪行，据此要求国民政府“将海军部长陈绍宽、海军部次长李世甲一并交付惩戒，并紧急处分，将陈绍宽、李世甲交付军法会审治罪，以肃军纪而振作士气”，并向国民政府提出建议，“废除无用海军，将各舰改作商船行驶外洋，以运货载客，所入之资仍可不失福建人之饭饱，即腾出前项饷糈改练潜艇，以固国防而御外侮，不致再蹈淞沪覆辙”。[11]同年7月，高友唐又接受记者采访，称“因现在之海军已成世袭罔替之福建人之天下也，余主张将海军根本取消，将舰售与商家作商船，因海军年费百余万等于无海军，何若腾出此数，再加以售舰所得，可购潜水艇二百只。要知中国海军不希望去打人，以二百只小艇防守海口，较胜于无用军舰多多”。[12]作为国民政府监察委员的高友唐对中国海军的态度更直接，要求立即法办海军高级将领，取消海军部队建制，建立潜艇部队。

对丁默村和高友唐在提案中列举的海军罪状和严厉的指责，陈绍宽也积极作出回应，进行辩驳。1932年4月13日，陈绍宽致电汪精卫，解释称：“海军为历来环境所牵制，以致实力薄弱至此。际兹国难当头，举国上下果有御侮决心，自应一致协助，俾得积极扩展。报端所载立法院某员之谈话如果属实，是不啻摧残海军，漠视国防，影响殊非浅显，敬乞俯赐训示，以正全国之言论，而杜中外之骇疑。”[13]5月13日，陈绍宽再次致电汪精卫，一一驳斥了丁默村等人提出的八项改造海军的方案。6月18日，陈绍宽对《申报》记者谈话，向社会各界解释海军不参战的原因：“沪变后国人对海军之督责，纯出爱国热情，至深感惭。海军非畏暴日，实因未奉命令，不能妄动，而经费困难，亦为最大难关。”[14]以未奉上级命令、经费困难解释海军未参战原因，并表达了惭愧之情。

面对高友唐的提案和指责，7月12日，陈绍宽按照程序，经行政院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交了《究办高友唐案》一案，对高友唐等人进行了反驳，并提出“高友唐破坏军誉，摇惑人心，淆乱院章，于犯功令，恳请转呈究办伏查高友唐弹劾海军消息，报端所载已非一次，本部不欲为无谓之争辩，一再容忍。讵该委员变本加厉，益肆咆哮，竟到处发言，污蔑中央各机关，以炫其弹劾之能事，资为谈助。其所云各节，均系蓄意挑拨，侵辱政府。兹专就污蔑海军谈话谨为纠正”[15]。以高友唐蛊惑军心之由，要求对其进行法办。

到1934年，还有报纸杂志刊登关于对海军不参战的解释文章，《十日谈》杂志发表一篇题为《海军争气之战》的文章谈道：“闽省事变，因海军之攻克福州，而告一段落。此次海军之出力，殊出吾人意料之外，一般人对于海军之印象，以为只会放礼炮而已。忆‘一·二八’事变时，世人指摘海军尤烈，而海军蒙此不白之冤，尤为愤愤不平，而今得机会，一雪前耻。”[16]

蒋介石对丁默村和高友唐等人提出的弹劾，采取了冷处理的方式，最终这场弹劾案不了了之。目前学者认为，海军不参战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海军“在长期积累下来的战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是在国民党蒋介石政府采取的高压政策下不得已而为之”。[17]“一·二八”事变前夕，一是中国海军获得的经费捉襟见肘，短时间内无法建成一支强大的海军，致使中国海军的军事实力与日本海军相差甚远；二是蒋介石对日本主要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在大的不抵抗环境下，中国海军与日本海军实力相差太大，造成了中国海军在“一·二八”事变中采取了不参战的行动。

[1]杨志本主编：《中华民国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7年版，第971页。

[2]杨志本主编：《中华民国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7年版，第971页。

[3]杨志本主编：《中华民国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7年版，第971页。

[4]杨志本主编：《中华民国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7年版，第971页。(www.xing528.com)

[5]《国难期中的海军当局》，载《生活》第7卷第16期，1932年4月23日出版。

[6]《国难期中的海军当局》，载《生活》第7卷第16期，1932年4月23日出版。

[7]《国难期中的海军当局》，载《生活》第7卷第16期，1932年4月23日出版。

[8]高晓星编：《陈绍宽文集》，海潮出版社1994年版，第77页。

[9]《关于〈国难期中的海军当局〉的来函》，载《生活》第7卷第18期，1932年5月7日出版。

[10]高晓星编：《陈绍宽文集》，海潮出版社1994年版，第82—84页。

[11]高晓星编：《陈绍宽文集》，海潮出版社1994年版，第79页。

[12]《海军部七月份重要工作》，载《海军期刊》第4卷第12期“专件”，第8—9页。

[13]高晓星编：《陈绍宽文集》，海潮出版社1994年版，第80页。

[14]《申报》，1932年6月19日，第2版。

[15]《海军部七月份重要工作》，载《海军期刊》第4卷第12期“专件”，第8页。

[16]《十日谈》1934年第17期，第1页。

[17]马骏杰：《一·二八事变中的中国海军》，载《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1期，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