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军抗战：规模庞大，适合防御作战

中国海军的四个作战编队共编有战舰六十六艘，排水量5.9万吨。主力战舰舰龄较长，舰龄超过30年以上的有多艘，除平海号、宁海号、逸仙号、应瑞号四舰以外，其他战舰的武器装备都较差、战斗力较弱。“显然，从舰艇数量、吨位大小、装甲优势、火力强弱、射程远近、速度快慢、舰龄长短等等来比较，中国海军武器装备实力远逊于日本海军。与此同时，日军也对中国海军的战斗力作出了较低的评估，认为中国的海军实力远逊于日本。”[10]“各舰艇都是旧式的，威力很小，仅能在近岸和江河一带，协助陆上战斗，或只能担任警备任务。”[11]

中国海军不仅武器装备差，还存在派系问题，对作战指挥体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海军由闽系、东北系、粤系、电雷系四个派系组成。闽系海军的形成并非偶然，福建省地处中国东南沿海，位于欧亚大陆东侧边缘，海岸线复杂曲折，沿海岛屿星罗棋布，山多田少，因此，大多数福建人必须依赖海洋生活。明清时期，即有多人称雄于海上，如明代平定倭寇的名将俞大猷，其后的颜思齐、郑芝龙、郑成功、施琅等。民国初年，海军仍为福建人的天下，福建籍的刘冠雄先后十年出任海军总长，后福建籍李鼎新又连任四年，其后福建籍杜锡圭、杨树庄、陈绍宽继之，他们以中央海军正统自居，排斥异己，闽系海军的势力曾盛极一时。1933年3月，国民政府海军部编纂的《海军部职员录》中，海军部内共有204人，其中福建人即有142人，约占全数的70％，从中也可以看出闽系势力的强大。

东北系和粤系是从闽系势力中分化出来的，有时也归附于闽系势力。1920年10月，孙中山回广州发起二次护法运动，秘密召集护法舰队内山东人温树德、广东人陈策等人商议，决定“驱逐闽系，夺取舰只”。1922年，温树德等发动兵变，捕杀闽人，扣禁了包括海军参谋长在内的千余名闽籍官兵，温自任海军总司令，掌控护法舰队，分化成为后来的东北系。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战败，张作霖率部入关，令其海防舰队总指挥沈鸿烈接收温树德的渤海舰队。1927年，东北海军总司令部成立，张学良自任司令，沈鸿烈为副司令，下辖两个舰队，称为东北系。

陈策继温树德后自任海军总司令，因司令部设立于广州黄埔，被称为粤系。至此，闽系把持的中国海军“一分为三，三足鼎立”，分成闽系、粤系、东北系。闽系海军依附于北洋军阀政府，仍以海军正统自居，与粤系和东北系海军对峙。

1928年12月，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后，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蒋介石为了打破军阀拥兵自重、各霸一方的局面，于1929年1月1日在南京召开国军编遣会议，对全国军队进行统一编制，将海军统一编成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等四个舰队，闽系编成第一、第二舰队，东北系编成第三舰队，粤系编成第四舰队，设立海军部，统一掌理全国海军事宜，名义上海军的编制完全统一。但实际上，原海军的三个派系仍原封不动地保留着，以舰队的形式存在。这三系海军自成系统、互不统领，都有各自的海军学校，培养自己的海军人才，规章制度、薪俸等级、铨叙规则也都不一致，各行其道，各自为政。东北系、闽系的海军经费由蒋介石直接拨给，粤系海军经费主要由广东地方自筹。

20世纪30年代后期，蒋介石又着手建立其嫡系海军，于是海军又横生出一电雷系。蒋介石拨出巨款，派闽系海军死对头原中山舰舰长欧阳格，在江阴构筑船坞、校舍，建立军政部直属的电雷学校。电雷学校直辖于参谋本部，不接受闽系中央海军的命令，但一切制度、课程、服装均为海军样式。该学校第一任校长为欧阳格，教务主任为冯涛，下设教务组和事务组，学生队和学兵队带队军官由桂永清自中央军校教导总队调来，教职员主要来自广东的黄埔海校、东北的青岛海校，另有中央海军中一部分对闽系不满的人员。该学校还聘请了德籍顾问劳威等参与学校建设与管理。

全面抗战爆发时，电雷学校编有快艇大队，欧阳格亲自兼任大队长，安其邦任队副。快艇大队下设岳飞中队、史可法中队、文天祥中队、颜杲卿中队四个中队。岳飞中队下辖三艘德国制造的鱼雷快艇，即岳22号、岳253号、岳371号。史可法中队下辖四艘英国制造的鱼雷快艇，即史34号、史102号、史181号、史223号。文天祥中队下辖四艘英国制造的鱼雷快艇，即文42号、文88号、文93号、文171号。颜杲卿中队下辖四艘英国制造的鱼雷快艇，即颜53号、颜92号、颜161号、颜164号。电雷学校培养非闽系的海军干部的做法遭到闽系中央海军的暗中阻梗和排挤，陈绍宽对电雷系怀有极大的敌意，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理频频给电雷学校制造困难与麻烦。

中国海军作战能力与日本海军作战能力相比较，“敌强我弱，敌众我寡”，“如与敌为大规模之海战，力量固属不逮”[12]。中国海军舰船老旧、武器装备差、指挥体系不畅等问题成为影响海军作战能力的短板，直接影响了海军的作战形式、作战方法、作战规模、作战时间、作战地点的选择。从实力上看，中国海军根本不具备攻势作战的能力，只能选择防御作战，并需要借助海口、内河等有利地形对日展开作战。另外，中国海军作为一个作战能力较弱的兵种，其作战行动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必须服从国民政府的总体对日作战战略，按照国民政府的总体部署对日展开作战行动。

[1]《咸宁军舰进水纪盛》，载《海军期刊》第1卷第4期“专件”，第12页。

[2]史习基：《西安事变对中国海军抗战的推动》，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00年第4期，第44页。

[3]《全国要塞现状一览表》（1937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第787全宗。(www.xing528.com)

[4]史习基：《西安事变对中国海军抗战的推动》，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00年第4期，第44页。

[5]《民国二十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载《民国档案》1987年第4期，第42—43页。

[6]《海军部八月份重要工作》，载民国《海军杂志》第5卷第1期“专件”，第9页。

[7]殷梦霞、李强选编：《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军事档案文献初编》（第7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339页。

[8]《海军部二十二年九月份重要工作概况》，载民国《海军杂志》第6卷第2期“专件”，第3页。

[9]苏小东编著：《中华民国海军史事日志》，九洲图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578—584页。

[10]陈书麟、陈贞寿编著：《中华民国海军通史》，海潮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

[11]［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齐福霖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5页。

[12]高晓星编：《陈绍宽文集》，海潮出版社1994年版，第288、2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