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城市社会变革研究》：城市文化与社会变革的详细考察

城市是人类社群文明结聚的具体产物，城市中的各种生活形态，最能反映社群的活动倾向与文化价值。近年学术界研究中国城市史，已逐渐注意到城市内部的族群行为，透过他们的思想风俗、生活习性、宗教文化等层面来展示当时城市人群的真实意识。例如日本学者比喻唐代的长安和洛阳为“游荡都市”^[99]，宋代的开封则与“祭祀都市”^[100]相关，这些都市文化现象的概观，已然突破了社会学上的城市理论框架。

香港学者赵雨乐以唐宋时期相国寺的发展演变为线索，对变革期的城市文化进行了详细考察。氏著《从相国寺看唐宋时期的都城文化》（又名《北宋的都市文化：以相国寺为研究个案》）^[101]认为，唐代的相国寺还俨然为一佛教艺术馆，但随着唐代由盛转衰，政局日趋混乱，汴梁作为黄河以南的川河交界之地，在交通、财政与军事战略上都具备高度价值，为兵家必争之地，加深了当地民众对佛教救难脱苦的各种愿望。黄巢乱起，中原残破，朱全忠据地为宣武节度使，自立藩镇体系，相国寺遂成为藩府内的建筑主体之一。就宗教迷信而言，相国寺位于大内南面，为阴气较重之地，与唐代两京以南镇慑鬼魔之说相类，不排除寺院对于藩镇本身具有消弭灾患的原始意义。而且唐代后期政局动荡，藩帅与当地住民构成祸福利害的共同体，政治、社会、宗教的活动互为关联，使相国寺在汴梁的藩镇生活下不断延续。五代虽经祸乱，但汴都作为五代大部分中原政权的根据地，还是处于相对稳定繁荣的局面。相国寺成为民众游历的名胜古迹，因雕塑、绘画、翰墨、园林、建筑诸艺术巧妙结合，文化色彩愈为浓厚。无论是在京人士，抑或访京客旅，往往题诗咏景于此，它已然成为宗教以外文人活动交往的地点。宋前期士人以相国寺为交游之所，文学的艺术活动，丰富了相国寺的文化遗产，书画之间的观摩与交流，亦提高了相国寺在全国的知名度。随着汴都地位的不断提升，相国寺自唐、五代迄宋，遂由地方性的寺院转化为首都之内有数的名寺。作者认为，相国寺构成聚集热点，有宗教渊源与文化重塑的复合因素，士庶入寺参拜、游园、休憩、玩乐，各种集体活动缔造庞大的消费市场，凭藉商品集散的地理优势，宋初相国寺的瓦市遂应运而生。若以相国寺及其周边范围作为一观察对象，士人的修养夹杂着错综复杂的生活习惯与嗜好，是近世通俗生活的最佳写照。唐宋以降相国寺藏品丰富，人流聚集进出，这蕴含各类复杂的成因，惟当中长期承传的宗教基调，尤其是释、道信仰中讲求护佑与功德的意图，对五代入宋的政权而言，无疑是重要的精神支柱。营造寺院与建立合法政权，二者息息相关。统治者支配相国寺，便于收发政治信息，同时是接近民众的有效渠道。唐宋之间关于相国寺的记录当中，不少涉及显贵的政治活动，或从寺中得到启示，或因寺中受祸，意多神怪冥合，凡此反映宋人对宋政权的认同，抱持一种灵验而因果报应的俗民观念。由此可知，相国寺不仅为宋代文化艺术、商品交易的结晶，于宋代文人深层的思维模式当中，亦不断衍生出因果相报的教化观念。作者最后得出结论，认为，（1）唐五代至宋的相国寺，有其一脉相承的宗教思想，当中的弥勒救世、降鬼伏妖的民俗信仰，往往能配合乱世政治的需要；（2）相国寺成为文化荟萃之处，得力于汴都的商品经济发展，惟士人于当中从事的文化重塑工作，以南唐归宋后的整合过程尤值得加以讨论；（3）宋代笔记中的相国寺，除强调帝后由佛祖护佑之余，上对将相大臣，下至士庶百姓，都具有灵验的因果善恶指引，凡逾越政治界线、触犯个人操守，均得到相应的处分；（4）宋代文人与寺院关系密切，既作为学术交游的渠道，亦涉及各种私家嗜好和经济活动，构成士人阶层雅俗文化相得的场所；（5）作为政治与经济名城，相国寺以位置优越见称，能扮演大内与城外的活动中介，都人于相国寺的所见所闻，无疑成为资讯收集和发放的重要渠道。

宋代的相国寺集政治、社会、经济、宗教等元素于一身，构成都市中不可或缺的社区网络。赵雨乐的研究，其特点在于：作者以相国寺为研究对象，抓住唐宋之际这个变革的重要阶段，考察相国寺由唐、五代以至宋的层累演变，揭示士庶社会与商品经济的蓬勃开展和都市文化的生动面貌，这一角度十分新颖。

程民生在宋代城市文化研究方面取得系列成果。氏著《略论宋代市民文艺的特点》^[102]提出，宋代城市的成熟和市民阶层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使代表城市文化的市民文艺应运而生。作者认为，宋代市民文艺的主要特点是：与农民对立，以农民为取笑对象；市场的产物，商业气息浓郁；风格柔软婉转；固定的大型演艺场所涌现，形成文艺市场并使文艺商品化；具有侵蚀封建礼教的非正统性。市民文艺属于消费文化，突出的是追求感官享受的娱乐性，成为民间文化的主流，引导着文化向俗文化方向发展。作者强调，宋代市民文艺重大的文化意义和政治意义不可忽视。

氏著《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汴京因素》^[103]指出，北宋东京开封，由于地处中原地区以及全国水陆交通的中心，在成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同时也成为经济、文化中心，乃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最繁华的超级城市。由于坊市制的打破，开封成为近代城市的源头和代表，比以往任何都城都更具活力。作为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中心的开封，大都市的集聚功能同时产生出强大的辐射功能；不仅领袖全国，而且被周边政权学习；不仅影响当时，而且波及后代，在历史上发挥了巨大带动作用。作者认为，在中国城市史中，北宋开封是一大转折，即由封闭的古典城市转为开放的近代城市，形成崭新的都市人文景观，商业高度发达，城市居民坊郭户与农民乡村户在户籍中分开，即市民阶层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市井文化随之应运而生，并成为引导俗文化的主体。城市发展史上的这一拐点，走出一条新路，激起众多历史新现象，为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舒适的生活方式。作为百余万人口的新型、大型都市，集聚功能空前强大，各种汇聚文明经过东京这一中心都会的点化，无不大放光彩，因此产生的辐射功能同样空前强大。历史文化中的汴京元素，由地域文化扩展为时代文化，是宋文化的代表，是宋以降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成为当今世界上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如果说宋代是我国历史上经济、文化、城市发展的黄金时代，那么汴京元素就是那耀眼的光斑。概括而言，汴京元素的内容主要包括都城建筑、文学艺术、市井文明、吃喝玩乐、人才培育；其特点主要包括京师气派、创新精神、市民风格、享乐主义以及生命力强、具有世界性。汴京元素使城市建设人性化，城市生活舒适化，社会文化平民化，人民生活有了更多的精神、物质享受，核心价值是城市的解放、人性的解放。(www.xing528.com)

近年来，程民生又从文学、艺术、科技、习俗等方面进一步深入挖掘北宋开封的城市文化内涵。^[104]

龙登高《南宋临安的娱乐市场》^[105]探讨了南宋市民娱乐的市场形态、文化娱乐的市场化经营、市民文化与娱乐市场、移民与临安娱乐市场、南宋杭州城市市场体系中的娱乐市场、南宋杭州娱乐市场在市民文化演进史上的历史影响等问题。作者认为，南宋市民娱乐的市场形态可以分为“货郎”式流动市场、娱乐“集市”、娱乐常市和娱乐专业市场，而专业市场是文化娱乐市场的最高形态，这就是瓦舍勾栏。娱乐业与商业的相互交融，是宋代杭州娱乐市场发展的重要表现形式。在这一市场中，具有日趋专业化的从业人员队伍，出现了行会性的行业组织。作者指出，就人类文化变迁史而言，大体经历了巫术化—贵族化（宗教化）—平民化几次大的变迁，而宋代正处于从特权（贵族）文化向大众（平民）文化过渡的初始阶段。宋代社会变迁广泛而深刻，大众文化与娱乐市场的初兴是宋代社会经济变迁的必然产物。娱乐市场的发展，丰富了宋代大众文化，在初兴的市民社会与市民文化的成长进程中打下了独特的烙印。南宋杭州娱乐市场，推动了市民参与文化创造与历史解释。可以说，龙登高将经济史、文化史等领域的研究结合起来，从娱乐领域考察文化市场的发展，在方法论上确实别具一格。

然而，宋代城市文化与此前历史时期相比较，究竟是一种承续关系还是断裂关系呢？包伟民对此进行了重新思考。氏著《两宋“城市文化”新论》^[106]指出，前人讨论中国古代“城市文化”，虽然清楚区分了当时的“市民”与欧洲中世纪市民阶层的显著差别，然立足点仍在于探寻“城市文化”之可能蕴含的“自由”“新型”等精神，因此明显带有某种理论的预设。若将两宋时期的城市居民视作一个整体，来讨论“市井文化”的特征，从表象看，两宋市井文化清雅与市俗共存，骄奢与村愚并现。深入分析可见：一方面，随着城市的发展，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种要素不断聚集于城市，相对于乡村，城市占有文化上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由于士大夫阶层拥有政治核心资源等原因，一如既往地掌握着文化的霸权。执城市文化之牛耳者，仍然是官而非商。作者认为，市井俗文化的崛起是宋代城市的新面相，这也使得它在相当程度上呈现出与前期城市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同时，随着士大夫阶层城居的经常化与规模化，政治之外的经济、文化等要素之集聚于城市的程度，前所未有。这一切，都昭示着两宋时期城市文化的更新，可与经济增长相媲美。另一方面，就基本文化格局而言，则并未出现如经济领域那样较大跨度发展的现象，承续传统仍为主流。无论如城乡文化差异，还是如士大夫雅文化的强势地位，都是如此。唐宋间未见特别的“转折”。或者可以这样认为，唐宋间城市文化发展在政治领域的主要意义，在于它承续并巩固了唐代以来由于士大夫阶层城居、文化资源集中于城市所带给专制国家在文化上前所未有的控制权。国家制度的一些重要演进，尤其如科举制度全面发展所赋予国家在文化上的垄断性地位，是促成这一转变的重要因素。因此，虽然从某种角度而言，可以认为近代以前的中国传统文化仍属乡土文化，可是从两宋时期起，这种文化的中心显然已从乡野转移到了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