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城市社会变革：认识城市社会生活

城市社会生活是城市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多。其中，李斌城、李锦绣、张泽咸、吴丽娱、冻国栋、黄正建合著的《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82]一书是迄今最系统翔实的关于隋唐时期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和风俗礼仪等社会生活的著作，不少内容涉及城市社会生活。庞德新《宋代两京市民生活》^[83]对话本及拟话本中所反映的宋代两京的市民生活作了详细分析，内容涉及城市社会各个阶层、衣食住行、宗教信仰、社会风俗等诸多方面。叶坦、蒋松岩合著《宋辽夏金元文化史》^[84]一书在有关宋代饮食服饰、婚丧礼仪、体育竞技等内容中则对宋代城市生活中的特色有所反映。张帆《辉煌与成熟：隋唐至明中叶的物质文明》^[85]一书对唐宋时期衣食住行、风俗娱乐的变化有所论述。

黄煌从城市居民生活的角度考察了唐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氏著《唐代的城市居民生活与城市经济》^[86]认为，唐朝城市的居民生活是城市经济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唐代的繁荣与城市经济有着密切关系，城市居民生活方式典型化与城市经济发展有着直接联系。唐代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表现出城市生活方式的典型化，居民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商品化表明城市与乡村生活方式的相异性。城市的居民已被卷入商品经济的轨道。同时，由于城市生活所见所闻范围的扩大，拓宽了城市居民的视野，刺激了他们的消费欲望，这反过来又扩展了市场，进一步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广泛的对外交流自然拓宽了城市居民的视野，并促进城市生活的进步，这其中也包括了居民的文化娱乐活动的多样性。从唐代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和日常生活设施及环境来看，人们在生活必需品之外还有许多物质追求，人们喜欢时尚、追求时尚、跟随时尚这本身反映出城市人之间相互交流增强了，也反映出整个社会的风气是开放的、轻松的。在唐代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文化娱乐活动中，各处都可见外来文化的影响。追求新奇服装、饮食以及娱乐游戏的心态，体现了一种新的城市精神风貌、文化素养的内在气质，实质上是城市经济发展的精神物化。作者认为，城市居民以外来的、新奇的物质丰富自己的生活，这预兆了一种观念的变革，是开放性的城市风尚将要产生的一种象征。宋以后城市经济充分发展，有了新的、完备的城市生活系统和精神文化享受，唐代尤其是盛唐以降的这种城市风尚是这一切的先声。作者强调，城市经济是唐代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经济发展与盛唐的繁荣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唐之盛，不独是初唐以来政治安定、农业生产稳定持续发展的结果，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市经济迅速发展。商品生产发展，有了广阔的市场，有了典型的城市生活方式，城市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吸附更多的人。众多国内和外来的坐贾行商使城市充满了活力，城市居民追求一种前所未有的物质的、精神的生活享受的欲望和行动加速了城市生活典型化的进程。唐代的城市生活发展过程，也是它吸取外来文化的过程。唐代的开放政策促成它对外来文化的兼容并取，这种吸取又进一步增强了它的活力、它的强盛，由此又造就了唐代繁荣的经济和辉煌的文化。

林立平从中唐以后社会各阶层日常生活方面的变化着眼，探讨了唐宋之际城市生活中出现的“俗世化”趋向。氏著《中唐后城市生活的“俗世化”趋向》^[87]认为，西方学人每每用“俗世化”（Secularization）一词概称资本主义兴起的伟大时代，认为这个时代不仅生产日益社会化，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更加富于流动性和社会性，世界观和价值观也从神灵世界回到了现世。我国固然不曾有过这样的辉煌时代，但并非历史上不存在“俗世化”的过程。中唐后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历史转折，特别是交换活动的频繁和身份性等级观念的弱化，以及由此促发的社会各阶层在日常生活方面日益广泛的联系，便说明中国历史已经进入一个与近代西方社会颇有某些相似之处，而与魏晋南北朝、隋及初唐社会迥然有别的时代。作者对中唐后社会各阶层的变化进行了逐一考察。首先，作者分析了皇室贵族的生活方式，认为中唐时期出现的“宫市”，表面上是宦官干政的弊端之一，是宫室经费拮据时的掠夺性补救措施；但是进一步深层分析便不难发现，作为都市第一消费集团的皇室，其消费生活已经通过宫市加强了与市场的联系。宫市购买的主要是日常生活消费品，这说明宫廷的日常生活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市场，至高无上的皇室贵族也已通过不分贵贱等级的交换方式同世俗社会加强了联系。及至五代、北宋，宫廷与市场的联系愈益密切。由此可见，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与世俗相距最远的社会集团——宫城内的皇室贵族，自中唐以后，他们的消费生活已经从封闭、特权式的自给方式向货币交换、排斥特权的市场渠道转进，不能不说是城市生活开始发生变化的标志之一。其次，作者分析了官吏的生活方式，认为官吏是城市人口中具有相当经济力量和社会影响的阶层，官吏生活方式的变化对城市生活有着重要影响。中唐以前，官僚的生活来源主要是田产、职田、恩赐和俸禄，可视为一种自给性的生活方式。但是中唐后情况开始变化。随着人口增长和土地兼并的发展，耕地资源日见紧缺，通过科举等途径新入仕的官僚未必都能买到土地，而在城市中买不到地皮也就无法建造住宅。因此没有自己的田产和住宅的官吏与日俱增。而中唐以后，随着国家直接掌握的耕地和宅基日益减少，皇帝由赏赐田宅渐渐改为赐给钱帛。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官吏的生活方式便发生了时代性的转变。首先，俸禄逐渐成为官僚日常生活的主要依赖，单纯靠俸禄维持生活者普遍增多。其次，官吏直接货殖经商，追逐什一之利。这是在耕地资源日紧、商品经济益盛的情况下，官吏为保障生活消费和满足奢侈欲望的经济手段。俸禄和经商的所得主要不是实物，而是货币。因此，官吏日常生活的主要依赖，他们的吃、住、用等各方面均已通过货币交换和租赁活动同世俗社会展开了广泛联系。原来那种直接获取实物的自给性生活方式渐渐为以货币交换关系为主的消费模式所取代。这就是中唐以后官吏生活方式的时代性转折。再次，作者分析了市民群体的生活方式，认为随着城市人口总量的剧增，以及工商业和零杂业者所占比例的提高，逐渐形成了既不同于农业人口，也不同于官僚贵族，又与西方资本主义前夕的“市民阶级”有所区别的“市民群体”，他们不仅是皇室贵族和官僚集团生活方式发生转化的社会基础，而且自身的劳动与生活也步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第一，市民的职业结构日趋完善，使他们的消费生活也达到了相当高的社会化水平。第二，市民的劳动生活更加轻灵活泼，在空间和时间方面均已大大提高了自由度。可以说市坊封闭结构的崩溃是市民生活已经跃起的重要标志。第三，市民开始形成一股社会势力，他们的社会地位有了显著提高。第四，市民的文化娱乐活动更加丰富多彩。作者强调，中唐以后城市生活确已发生历史性转折。皇室贵族和官僚士大夫的特权式的自给性消费方式已经发生变化，他们的日常生活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同世俗社会展开了日益广泛的联系。城市工商业及零杂业劳动人口的膨胀，是官僚贵族生活方式转化的社会基础，他们自身的劳动分工愈发周密，一种社会化水平更高的消费模式开始取代以往小生产者自给自足的狭隘生活。在商品、货币、交换、市场的杠杆作用下，身份性等级观念已经淡薄，新的价值观念逐渐确立，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已卷进商品货币经济的大潮之中，带着神秘光环和封闭特质的等级性生活开始世俗化了。同时，作者认为，还并不能说宋代已是“中国近世”，因为唐宋之际所开始的“俗世化”过程还主要局限于消费生活领域，社会生产尚未大踏步地向社会化产业迈进。也就是说，自中唐以降迄止鸦片战争的中国社会，既与西方近世在生活的俗世化方面有相似之处，又在生产的社会化方面有根本区别；既与魏晋隋唐之际有承继关系，又在社会生活方面截然不同。它有别于一般概念的“中世纪”，又不同于西方的“近代”，这个时代的特质是生产尚未社会化而生活业已社会化，我们不妨称之为“近古”或“准近代”。

吴晓亮从城市生活的变化方面探讨了唐宋时期城市居民的消费变迁。氏著《从城市生活变化看唐宋社会的消费变迁》^[88]认为，唐宋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物质生产和商品交换水平的不断提高，民众可享有更好的物质消费与更高水平的精神消费成为可能。在城市中，生存性消费品的充裕和富足，精神及享乐性消费的多样化与大众化，发展性消费日益受到重视和社会化程度不断加深，其中又以各种消费的日益市场化为重要特征，这些都反映了唐宋时代的社会变化。作者指出，唐宋时期，中国城市经济有了较大发展，不仅表现在各个生产部门，而且表现在城市居民消费的方方面面，因此，作者主要针对节庆消费、性欲消费、曲艺说唱消费以及人们为转变身份而进行的人力、资金和教育的个人或家庭的投入等具体现象，分析了那一时期人们在精神享乐性消费和发展性消费中的特点。作者认为，精神消费是一种既基于物质基础但又高于物质基础的消费，它通常应在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得到满足后才可能产生，所以，精神消费水平又是我们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尺。作者把节庆消费首先看成是一种精神消费，认为它与物质消费联系密切，有其特殊价值。由于节庆习俗是唐宋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饮食消费又是节庆消费中的重头，所以饮食消费成为节庆消费中发展变化最明显的一种。传统节庆饮食市场的扩大化较普通饮食市场的存在更能够反映当时民众消费较深层次的变化。从民俗的角度看，唐代元旦节庆消费以家宴为主要内容，说明其消费还带有乡村经济那种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传统都市社会化程度不高的特点；而宋代的节庆消费直接进入市场则说明其消费日益社会化、日益市场化的特点，具有明显的都市特征。节庆消费是否在家庭或庭院内外、是否直接进入市场，实际上反映的是唐宋社会变迁的一个侧面。换句话说，唐宋的都市虽然都十分发达，但仅就节庆消费来看，唐代的都市仍然有较多传统的乡村气息，而宋代都市则表现出更多的城市化特点。享乐性消费是一种能够较真实地反映人们生活质量的消费。由于它是一种为了使人达到身心愉悦，或说可使人体感官产生愉悦的一个感受过程，而且其精神愉悦的成分常常超过在此过程中依然存在的物质享乐的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消费者的喜好和价值趋向。这种消费通常是在生存资料得到满足并有盈余时才会产生。随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各种享乐日益商品化，有的活动就是像商品一样推向市场，其享有者不再是仅有达官显贵，而且有普通民众，他们都必须通过买卖的形式才能进入娱乐市场。这就是唐宋时期享乐性消费的重要变化。个人发展性消费是一种基于某种目标，为了最终实现那个目标而进行的先期投入或说消耗，它包含有个人或家庭的个体劳动和资金投入。这种投入也是常常受到个体或家庭收入的制约。城市是工商业集中的地方，个人的发展性消费不仅改变着自身的生活质量，而且对城市的繁荣与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在唐宋时期，最能体现个人发展性消费的是那种为谋求社会身份和地位变动而发生的消费。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个人与市场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唐宋是科举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科举制确立后，科举考试就成为一股热潮，其中进士科尤为世人所看重。由唐至宋，在“学而优则仕”的社会推力下，有越来越多的平民家庭在经济收入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对教育进行投入，以期通过发展性消费获得更好的收益。作者强调，唐宋城市的节庆消费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走出家庭，进入市场和广阔的社会空间，体现出一种由乡村习俗向都市习俗的转变；精神享乐性消费那种日益为大众服务、为大众所享有的趋向，同样是唐宋城市都市化水平发展的表现；而发展性消费的日益增大则体现出那个时代民众自觉的一面，是社会的进步。(www.xing528.com)

王永平则专门探讨了唐代城市居民的文化娱乐生活^[89]。作者指出，城市的繁华程度突出表现在文化娱乐生活的高度发达上。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与流动，唐代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数量也有所增加，城市居民的构成成分越来越复杂，无论是达官显贵、富商巨贾，还是贩夫走卒、市井百姓，对文化娱乐的需求都越来越旺盛，品质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在无形中促进了城市文化娱乐生活的活跃与繁荣。作者认为，唐代城市文化娱乐生活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既有适合城市社会各阶层口味的大众文化娱乐活动，也有满足特定阶层和在少数人中流行的文化娱乐项目，并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城市文化娱乐生活空间的扩大；城市文化娱乐生活时间的延伸；城市文化娱乐生活与节俗的结合；城市文化娱乐生活中具有外来元素；女性成为唐代城市文化娱乐生活中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总的看来，在城市社会生活研究方面，唐宋时期的城市社会生活逐渐俗世化这一点已为学界普遍关注。然而，已有成果虽多，但是纵贯唐宋的深入研究仍显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