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城市社会变革:建筑与景观研究成果

城市建筑与城市景观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近些年，学者们更多地将研究对象逐渐从宏观的城市建设转向微观的城市内部建筑和景观。

在宏观城市建设研究方面，宁欣概括了唐宋时期城市修建的阶段性特征。氏著《唐初至宋中期城市修建扩建述略——兼论南北地区城市发展之异同》^[62]认为，唐初至北宋中期，城市修建工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唐前期，帝业初创，以经营两京为主；第二阶段，唐后期，政治中心逐渐转移，唐王朝有效控制区域缩小，外患内忧所需浩大的财政支出，往往使唐王朝经费捉襟见肘，因此无心亦无力对两京大事经营，基本限于修修补补，西、北方城市由于边防线内缩，夏、银等州成为正面防御吐蕃、回鹘、沙陀等侵扰的边防重镇，这些对长安有拱卫作用的城市以防御性修筑为主，而一些具有割据性质的藩镇，则自主修建扩建中心城市，最典型的是成都；第三阶段，唐末五代宋初，政治权力更迭，经济重心南移，城市修建的重心也发生地域性转移，南方有些中小城市发展势头强劲，呈现出城市成长的新因素。包伟民在系统考察宋代市政建设的基础上，提出无论在市区布局、建筑水平，还是道路营缮方面，元明清各代在发展程度上容或有超越前代之处，但基本格局是在两宋时期形成。^[63]

在微观城市内部建筑与景观研究方面，包括宫廷建筑、宗教建筑、公私园林等，成果众多，不胜枚举。其中，辛德勇考证了唐代翰林院、学士院、少阳院的位置^[64]；杜文玉详尽考证了大明宫内宫门、殿阁、宗教类建筑、娱乐性建筑和宫内机构的地理方位，并揭示了相关建筑的功能^[65]；李合群重新考证了北宋东京皇宫^[66]；张劲对北宋开封皇城宫苑的规模与分布、南宋临安凤凰山皇城大内、南宋临安德寿宫与西湖离宫别苑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67]；曹尔琴、宿白、龚国强、郭黛姮等对宗教建筑作了专题研究^[68]；张天启等分析了唐五代江南城市的园林建设及其特点^[69]；周宝珠、程民生考察了北宋东京的园林与绿化情况^[70]；荣新江探讨了唐代两京城坊建筑的著录问题^[71]；郭黛姮则全面介绍了南宋城市、宫殿与行宫、皇陵、宗教建筑、园林建筑、教育建筑、居住与市井建筑、桥梁、建筑艺术与技术等，并分析了经济发展所引起的城市与建筑的巨大变革^[72]。

唐宋城市建筑与景观诸要素中，第宅是最丰富而重要的部分。曹尔琴较早地考察了唐代长安住宅的规模^[73]；杜文玉系统梳理了唐代长安的宦官住宅与坟茔分布^[74]。

辛德勇从分析《冥报记》中的报应故事入手，认为《冥报记》所记诸如故事发生的场所等与因果报应并无直接关联的具体事项，大体可以视同信史，有助于复原隋大兴城和唐长安城的面貌。作者指出，隋大兴城建成之初，达官贵人在选择宅第位置时，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重西轻东倾向，即更多的人是偏好居住在城区的西部，这与唐代中期以后长安城内居民更多偏好选择东部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而这正是中国古代城市内部结构的一项重大改变，隋人应是承自先秦时期沿袭下来的“尊长在西”的观念。看似无比严整的隋唐西京坊里制，在其始建之初，即已为日后的瓦解种下了必然的因缘，这就是隋大兴城中的居民，实际上是经常舍大街不行而以坊里内部的街道为正途，并利用街道两旁的生活服务设施，这些坊里内部的街道，实质上与坊里制崩溃以后城市街道的性质颇为相似。作者强调，过去在研究唐宋之际坊市制度的变迁时，大多只关注临街开门开店现象的出现和增长，而坊里内部街道与坊外大街之间的地位变换，实际上在这当中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75](www.xing528.com)

荣新江指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门第”观念最盛。唐朝政权的新贵在长安的特征之一，就是拥有甲第。长安甲第大多数靠近宫城，外观高大、宽广，庭园内部奢华。甲第在长安的城市生活和文化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作者认为，甲第反映了一种城市观念的兴起，有了甲第，城市就变得像一座雄伟壮观的城市了。长安是当时东亚，乃至中亚、南亚、西亚人物精英的荟萃之都，也是各国物质文化的集中之地。甲第宏伟，使得许多物质文化的精品汇聚其中。甲第的山池、庭园，成为文人聚会场所，诗人在长安城里可以找到兰亭那样的景致，产生一组组优美的诗歌等文学作品。甲第的营造，也带动了城市生活和城市文化的发展。^[76]通过借助新出墓志资料，荣新江还条理出郭子仪家族京城宅第的分布及其沿革。作者认为，亲仁坊郭宅规模最为庞大，乃家族聚居之所在。这处宅第存在时间至少从安史之乱后，一直延续至晚唐，郭子仪生前便与兄弟聚居于此，到子辈郭曜一代，仍然维持兄弟聚居的面貌。郭氏家族墓志的大量现世，不仅可以促进我们对这一中唐权贵家族的认识，同时将加深我们对长安坊里家族聚居内部构造的理解。^[77]

牛来颖则以《营缮令》中的第宅制度为切入点，对第宅制度的约束与实际社会状况形成的极大反差、两者间的冲突和矛盾，以及文本之间的差异，作了深入分析。作者认为，城市居住空间既是地理空间，同时也是社会空间，第宅建筑与居住制度是社会等级结构的外在表现，筑宅行为、规模的变化，映现出社会群体间关系的升降消长以及经济发展、技术进步水平。现实状况在与制度的整合当中，伴随着冲突和妥协的过程，在建筑的视野中，演绎出丰富多彩的城市画卷。^[78]

唐宋时期，从突破原有的街道构造到城市布局的结构性改变、城市功能的拓展等，最初一个变化就表现在房屋结构和功能的变化。牛来颖从建筑空间的视角，以接檐建筑为例，探讨了城市商业空间、街道形态以及城市管理、城市税赋制度等问题。作者认为，接檐建筑从一种建筑形式的形成，通过侵街造舍的建筑行为的实施，为在唐宋时期突破坊市原有格局、造就新型商业建筑形式和格局起到了催化作用。接檐造舍从纯粹的构筑行为的技术性改变逐步带来城市中建筑空间结构的改变，进而发展形成城市新格局。^[79]此外，牛来颖还通过深入挖掘佛教典籍《法苑珠林》和世俗笔记小说中的文字记述与叙事模式，展现唐代长安城街坊格局、里宅佛寺等真实的都城景观，揭示唐代都城长安的地理环境及社会文化面貌。^[80]作者又通过对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关市令》宋15条关于官属店肆由私人经营的相关规范的释读与唐令复原，认为唐代类似宋代的“系官店肆”性质是官店无疑。^[81]

由上可见，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重深入挖掘城市建筑与景观背后所反映的城市社会变革，这已成为一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