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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城市组织研究:历史变革与行会的作用

时间:2023-10-0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城市组织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从一个侧面反映着城市社会变迁的历史轨迹,因而,对城市组织的研究相当重要。关于唐宋时期城市组织的研究,全汉昇和加藤繁有开拓之功。为此,商人内部业已建置了行会组织,藉以维护其切身利益。散布全国各地城市的行会乃是适应封建社会内部城市工商业的较大发展,而由手工业者和商人自行组织起来用以维护本身利益的。

唐宋城市组织研究:历史变革与行会的作用

城市组织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从一个侧面反映着城市社会变迁历史轨迹,因而,对城市组织的研究相当重要。

关于唐宋时期城市组织的研究,全汉昇和加藤繁有开拓之功。全汉昇《中国行会制度史》[49]是一部探讨行会起源、萌芽、发展、演变的通史性著作,其中,作者对隋唐、宋时代“行”的发达、“行”与政府的关系、“行”的组织、“行”的习惯等问题均有论述,而且作者还从唐宋时期商品经济空前发展的角度对行会性质的变化作了探讨,此点对后世学者的研究,影响很大。加藤繁《论唐宋时代的商业组织“行”并及清代的会馆》对唐宋时期的城市组织有所论及,前文已有详叙,兹不赘述。

此外,值得重视的还有日野开三郎的系列研究,氏著《唐宋時代における商人組合“行”についての再検討》[50]将唐宋时期作为工商业组织——“行”的特质,并划分为律令租庸调制时期、藩镇两税法时期、宋代等三个不同时期对“行”进行探讨,重点研究了唐宋之际市场制度变化对工商业组织的影响。日野开三郎的研究对于理解唐宋间“行”的发展演变及其职能问题颇有启发性。胡如雷将唐宋时期的行会与欧洲中世纪的行会进行比较,在肯定唐宋时期的行会也具有某些与工商业者利益相联系的经济职能的同时,强调东西方行会在性质和职能上完全不同。作者认为“唐宋时期出现的行会不是工商业者保护自身利益的组织,而是封建政权对工商业者进行统治和征敛的工具”。直到明清之际,“我国才真正形成了类似西方行会的工商业组织”。[51]杨德泉对唐宋行会问题的研究较为全面,氏著《唐宋行会制度之研究》[52]分别探讨了唐宋行会形成的历史条件,行会的大量出现及其组织活动,唐宋时代行会的性质、特点及其历史作用等问题。傅筑夫论述了唐宋时期“行”的产生、发展及其特点,认为由唐至宋,“行”有了显著发展,它的种类和数目大大增加,宋代行的组织形式已较唐代更为明确,行的各种组织活动也远比唐代频繁,但是行的性质并未发生改变。[53](www.xing528.com)

张泽咸则从城市商品经济的角度详细论述了唐代城市行会组织的情况。氏著《唐代工商业》[54]一书认为,唐代地域性商业贸易有了迅速的发展,商人走南闯北,所在住宿,要存放商品;买卖进行时也往往通过中介人从中斡旋,便于迅速达成交易。为此,商人内部业已建置了行会组织,藉以维护其切身利益。散布全国各地城市的行会乃是适应封建社会内部城市工商业的较大发展,而由手工业者和商人自行组织起来用以维护本身利益的。因而可以说,正是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城市工商业者的人口有了较大增加,为了维护他们的切身利益,迫切需要建立维护他们自身利益的组织,团结同行成员,共同奋斗。就官府而言,它可利用行会组织以便控制数量众多而又非常分散的工商业者,使之承办官府的需求如赋役征派。基于这些因素,行会的出现便成为时代的实际需要了。唐代开设店铺的城市商业远比前代增多,城市手工业仍相对较弱,由是商业行会盛于手工业行会,这正是唐代商人势力较大的体现。

魏天安从分析唐宋时期商业主导力量的转换入手,探讨了宋代行会组织的性质。氏著《宋代行会制度史》[55]指出,行会制度形成的前提,是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同行业人之间的激烈竞争,而这种竞争会危及同行业人的生存。正是为了限制这种竞争、维持市场的独占地位,一部分商人才联合起来,组成行会。另一方面,应付官府消费中科买的需要,以求负担均衡,也是促使商人联合起来的重要原因。唐代以前,在严格的市场管理制度下,市场空间狭小,市内从事工商业的人数少,同业人之间的竞争较为和缓,尚无组织起来的自发要求。大的商贾多从事贩运贸易,而且一般不挂名市籍,这就削弱了市内工商业者的力量。经唐末、五代至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和商品流通量大大增加,工商业者的分工更加紧密。城市市场扩大,市场结构复杂,城市内工商业者的人数急剧增加,其竞争也更加激烈。工商业者组成行会以保护自己的利益,疏通商品流通的渠道,已成为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行会形成的条件成熟了。作者认为,在城市行会组织形成过程中,很明显的一点在于唐宋时期商业主导力量的转换——客商与坐贾势力的消长。客商是唐代商业的主导力量。客商成为市场主导力量,是以商品市场的狭小、供求关系的不公开为基础的。唐代大商人经营的商品,与前代相比无大变化,主要以土特产奢侈品为主。粮食、布帛、瓷器等百姓日用品的流通较前代有很大增加,不过,因市场狭小、区域间市场存在较高壁垒等原因,民间日用消费品长途贩运的规模尚很小。宋代,坐贾势力明显增强。大商人有的已基本不从事贩运贸易,但他们既控制着大批零售商,又具有囤积居奇的经济力量,成为商品流通的中介环节,所以,外地客商常常受制于本地坐贾。坐贾中的少数富裕行户并不直接经营贩运贸易,却控制了贩运大宗商品来本地的外地客商,成为本地市场交换的主导力量。由于坐贾在商品交换中处于有利地位,宋代的不少客商已开始向坐贾转化。作者强调,唐代的“行”是同业店铺或同类物货售买的区域,不是依靠自身的力量组织起来的行业组织,不能称之为行会。随着唐宋时期商业主导力量的转换,宋代“行”所具有的行货区域的意义仍旧保留着,但其内涵已经大大扩展了,而且性质与唐代完全不同。宋代的“行”大多数是与官府消费联系密切的同业商人组织,是中国行会的最初组织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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