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是城市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然而，关于唐宋时期城市经济的系统的专门研究却并不多见，学者们常常在研究古代商品经济时论及城市经济，因而较为零散。
最早涉及唐宋时期城市经济的是加藤繁，氏著《车坊》《宋代都市的发展》《唐宋时代的仓库》《居停和停塌》和《柜坊考》[26]等文对唐宋时代城市的金融机构、邸店、仓库、停塌、车坊等城市商业机构、设施等均有论述。全汉昇对唐宋经济史的研究贡献突出，氏著《唐宋时代扬州经济景况的繁荣与衰落》[27]《北宋汴梁的输出入贸易》[28]《宋代寺院所经营的工商业》[29]《宋代广州的国内外贸易》[30]等文中对唐宋时期的商业发展与都市化问题都有涉论。
日野开三郎以城市的邸店为中心，全面分析了唐代城市的商业经济。氏著《唐代邸店の研究》[31]及《続唐代邸店の研究》[32]在邸店的职能和经营业务的理解上对加藤繁的观点做了修正。作者认为，邸店远不限于旅店的意义，其基本职能主要在于为远途客商提供宿泊、饮食、仓库、厩舍等业务，同时，作者对与邸店相关的城市交通、金融业、商业、居民生活，以及草市的发展和邸店的经营管理等内容也多有详叙。
冻国栋《唐代的商品经济与经营管理》[33]一书分上、下两篇，上篇论述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局限性，下篇论述唐代商品经济的经营管理形式，并从理论上探讨了唐代商品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限度和商品经济经营管理方式的历史特征。其中，涉及唐代城市经济的论述不少。张泽咸则从城市布局和坊市格局的变化方面对唐代城市经济的发展有所涉及。[34]宁欣通过重新审视唐朝“宫市”，揭示出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唐代内廷需求的市场化。[35]张剑光通过考察六朝唐五代江南城市市场的形制与变化情况，论证了江南城市商业发展的独特个性，[36]并以宋人笔记资料为中心，分析了宋人视域中的唐五代城市商业及其发展变化[37]。漆侠从城市格局和城郭限制的打破方面对宋代城市商业的发展作了揭示。[38]林文勋提出商品经济是唐宋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39]韩森则认为宋朝是经济巨变的时代，出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商业革命。中国的商业革命虽不像欧洲13世纪的商业革命那样迅猛，但其后果同样影响深远。[40]
郭正忠通过对唐宋时期不同城市的分类，进而对这些城市的经济结构进行了考察和分析。氏著《两宋城乡商品货币经济考略》[41]中认为，城市的经济结构主要指城市物资结构、居民收入结构以及消费品类的构成等。物资供应结构，包括物资的主要供给方式——譬如，是以朝廷或官府调拨为主，还是以商品流通的自发调拨为主。居民收入结构，主要指全城居民总收入中，哪一类性质的收入占主导地位，士、农、工、商等各业收入间的比例关系如何。城市消费结构，主要指该城市消费品的主要种类、性质及互相间的比例关系。一般地说，各类城市的经济结构，大致都有相对稳定的特征。不过，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各类城市的经济结构也会有所牵动或改变。作者指出，宋代城市的物资供应结构，大体分为三种方式：（1）政治军事城市的物资供应结构。其特征有三：一是靠从外地调拨；二是通过安置官工商体系取办；三是少量地允许市场商品经济流通，略事调节。（2）综合性城市的物资供应结构。综合性城市，指兼有政治、经济、军事等多功能的城市，既是某个地方军政机关的所在地，又有比较发达的工商业。这类城市的物资供应结构至少有两大特征：一是部分物资依靠官办——包括朝廷调拨、临时征购和官工商体系取办；二是靠本城及附近的生产和市场流通作为补充。综合性城市的供应结构，虽与政治、军事城市有所区别——较多地依靠民间生产与市场流通，但也对官府存在着一定的依赖性。（3）经济都市的物资供应结构。经济都市，主要指工商业城市。这类新崛起的镇市的物资供应，既不依赖从外地调拨，也不靠官工、官商体系来保障或征购，而主要靠本地的商品生产和市场流通。这些镇市在各自独立的手工业或商业的基础上，组成了地域性的物资供应网络。镇市供应结构的特点，表明它们绝非单纯的消费城市，其市场商品流通量在全城物资中的比率，明显地超过其他类型的都市。城市收入，主要指城市全体居民的总收入，也包括官府从城市中获得的财政收入；所谓收入结构，则指上述收入中农、工、商等各项收入的大致比例关系。城市居民收入结构，可以分为三种方式：（1）政治城市的收入结构。其主要特征，一是来源于农业性的收入，以实物收入为主；二是来自官工商体系的非农业收入日益增多，其中多货币资产。（2）综合性城市的收入结构。其主要特征，一是非农业收入在全城收入中所占比率超过政治城市，却又低于经济都市；二是非农业收入中的官营工商业收入仍占相当比重。（3）经济都市的收入结构。经济都市的居民收入，由于贵族、大官僚及其官工商体系多集中在政治城市和比较发达的综合型城市，镇市中的一般工商业者，往往便成了该都市的主体居民。他们的工商业收入，也多在该都市总收入中占重要地位。城市消费结构，主要指城市消费品的构成和搭配状况，即各类消费品——特别是普通日用品与高档奢侈品之间的大致比例。政治城市消费以奢侈品为主；军事城堡消费以军需物资和日用品居多；综合性城市消费结构的主要特征，则是奢侈品少于政治城市，而日用品相对最多；经济都市消费品一般以日用百货为主，尤其是本镇市及其附近的土特产较多，其中沿海镇市的消费结构中，又有相当数量的海外舶货。作者强调，城市经济结构并不是孤立和不变的。宋代四类城市经济结构的状况表明，我国10世纪前后的数百年间，整个社会结构呈现出复杂而蠕动的局面，商品货币经济带来的新因素，使城市面貌悄悄地发生着变化。郭正忠通过分析宋代城市经济结构的状况，来揭示唐宋时期社会结构和城市面貌的变化，这点很有新意。
林立平通过探讨城市税收来揭示唐宋时期城市经济的发展和演变。氏著《唐宋时期城市税收的发展》[42]中认为，城市税收的形成与发展，主要取决于商税的兴起与扩大，同时又与城市土地、房屋等不动产税的创征密切相关。换言之，城市税收实即包括城市的商税与不动产税。城市商税，是国家商税在城市中的征收部分。所谓商税，仅仅是指商品的通过税和交易税，它并非唐代始创，而是自古以来关市税的发展与扩大。关市税其来甚久，然自春秋战国时的“市”与“城”已基本结合后，当时关市税中的市税，实即我国城市商税的开端。唐代商税在唐玄宗时期渐次兴起，并于安史之乱前后迅速发展。尽管中唐时期商税的发展非常突出，但它同样不属于唐代的发明，而是与古代的关市税一脉相承的。既然中唐后日益兴起的商税是关市税的继承和发展，它就势必在发展过程中有所变化，而这种变化的突出标志，首先是专职商税机关的逐步建立。安史之乱后，场、院等专门征课商税的税务机关开始出现，及至宋初，上自都商税院，下及县镇场务，作为商税机关的管理系统，大体宣告完成。而在场、务、院专职商税机关逐步建立的同时，城门也渐渐担负起商税管理的一定职任。唐宋时期的城市税收，从动态角度考察，可大致分为过税和住税。就财产对象而言，又可粗略分为动产和不动产税。过税，并非单指关津渡口通过税，凡商人所过城市亦行抽税。住税，亦非仅仅课征居住在城市的商人，客商来到某城贩卖货物以及生产者将产品卖给商人等，都要课征住税。城市税收的动产对象，是指城市土地房产之外进入流通的主要商品。城市税收的不动产对象，是指宅税和地税。动产对象实质是流通于城市中的主要商品，对这些商品及其交换抽征税钱，是商税在城市部分的基本来源。不动产对象主要指宅税和地税，它们共同构成宋代五种税制之一的“城郭之赋”。总之，经过唐宋之际的演变，城市的税收对象至宋初已大体确定下来，特别是城市不动产税的产生与发展，是市坊结构瓦解后，城市居民在居住和营业的位置选择中增强了自由度、城市的房地产利用率明显提高的反映，它标志着城市人口及其职业构成等各种因素的益发集聚化，并使城市与乡村在结构形态上的分野越加分明。由唐至宋，商税地位日益突出，一方面表现在国家对商税的征收、蠲免及其组织管理的逐渐重视；另一方面表现在商税额的逐年增加及其在国家赋税中所占比例的不断提高。作者强调，如果说国家的主要税收有一个由田亩税向非田亩税，由直接税向间接税，或者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过程，那么，从唐宋之际伴随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而蒸蒸兴起的城市税收，尤其是城市商税机关的建立，城市主要税收对象的取定及其税收地位之日益重要来看，这个转移过程无疑是从唐宋之际开始的。并且，这个时期业已完成转移过程的第一步，即城市税收已与田亩桑麻税分庭抗礼，并驾齐驱，一个在地域上与农村分野的新的税收基地已经崛起。而城乡税收体制的分离与独立，正是城、乡经济形态的分离与独立的直接反映，它表明这一时期城市化程度明显提高，城、乡对立关系已大大发展。林立平以唐宋时期城市税收的形成与发展为线索，揭示了唐宋之际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并以城乡税收体制的演化来考察城乡关系及城市化程度的发展，这些思路很有启发性。
包伟民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宋代城市税制进行了重新思考。[43]作者提出，有两种倾向比较清晰：其一，面对城市经济发展的现实，赵宋政府针对城市征税赋役的制度设计，在前代旧制的基础之上，将屋宅地基等不动产列为税产之外，更倾向于综合评估坊郭户的所有财产，以使税制更契合社会经济实际，同时也有助于国家征取更多的税利。这无疑是与当时乡村农田税制演变的一般趋势相一致的。其二，城市税制演变的种种迹象，表明虽然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弊病，赵宋政府常能随着社会经济格局的变化而调其赋税制度，其向社会攫取税役的能力相当突出，体现着两宋时期不同寻常的历史活力。(www.xing528.com)
吴晓亮等人则通过考察先秦至唐宋屋舍之税的嬗变，提出中国的屋舍之征自先秦的“廛布”就已存在。虽然先秦的屋舍之征主要是官府的商业性用房，但它开启了后世既含有屋舍之税，也含有城市土地利用之税的一个税种；汉代的“市肆之征”已经面向官府和私人的屋舍，其中既有商业用房也有居住用房，含有土地利用、屋舍和经营税混而为一的特点；魏晋时期的店舍之征开始划分等级，使得屋舍之税的征收办法逐步走向具体；唐代“间架税”开始指向较为单一的屋舍，其征收办法使屋舍之征的可操作性大大加强；五代十国时期，“屋税”之名正式出现，单一的屋舍之税成为国家常赋；宋代宅税和地税的分野，使中国屋税脱离土地利用税，走向纯粹。作者认为，屋舍之税嬗变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城市人口增长、城市建筑增多、城市空间结构不断变化发展的结果。[44]此外，吴晓亮等人还对10—13世纪中国与西欧的城市税作了比较研究，提出中西方政治体制不同，城市发展的基础不同，使得城市税收的征收主体不同。这种差异，会导致城市税权的完整性和税收总量多少的不同。在中国，集权中央和层级有序的地方官府是城市税的征收主体，税权统一、税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延续性。西方城市税的征收主体是国王、封建主、教皇等，故税收分散，税收总量有限。中国强大的中央集权和有序的地方行政层级对城市财税的掌控，虽然在稳定性、延续性和税额总量上较西欧占有优势，但是，这种模式似乎缺乏活力，超稳定的发展成为一种难以突破的屏障，限制城市的发展及向近现代城市的转型。相反，当文艺复兴的曙光突破神权，个性前所未有地得以张扬，当个体的能量突破王权、神权的时候，城市的发展更具活力。作者认为，市民阶层和市政的独立发展使得中西城市差异越来越明显。[45]
林立平还从唐宋之际旅店业的变化情况探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氏著《唐宋之际城市旅店业初探》[46]认为，旅店业务是在社会分工造就出商人等流动人口的前提下诞生发展的，因此它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唐宋之际，旅舍又称逆旅、客舍、旅店、客店、宾馆、旅邸、客院以及单称为邸、店舍，等等。唐代两京及其他城市的旅店业尤其自唐中叶以后发展很快，及至北宋，城市旅店业更加发达，业务范围也从单纯的留客住宿发展到兼营饮食和寄放货物。旅舍的业务拓展与“邸店”的活跃息息相关，“邸”的原意是府第、物场，在商业日益发展的社会形势下，渐渐同接待客人住宿的逆旅及寄放货物的仓库等商业营利之所合称，或称邸舍、旅邸，或称邸店、邸肆。逆旅之所以与“邸”合称，不但与逆旅本身是一种居住之处有关，还与逆旅逐渐兼营“居物”业务密不可分。因此，我们从逆旅与“邸”合称的发展过程，亦可略见隋唐以后尤其是唐中叶以后城市商业的发展和旅店业的繁荣。作者指出，旅舍的诞生与发展，依赖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所造就的流动人口及其数量。唐中叶以后城市旅店业快速发展，旅店总数大量增加，经营内容明显扩大，其原因就在于当时社会上贡举之士、行商流贩、各种商胡等流动人口有了突出的增长。因此，人口流动结构的改变和工商业的发展，是城市旅店业兴旺发达的社会基础，反之，城市旅店业的发展繁荣，也是城市人口结构及工商业结构明显进步的标志之一。林立平将城市经济与流动人口综合考察，进而研究唐宋时期旅店业的发展繁荣，的确很有见地。
笔记小说中蕴藏着大量生动的都市生活服务业信息，宁欣通过对这些零散材料的归纳和分析，探讨了唐宋都市生活服务业发展的特点。氏著《笔记小说中的唐宋都市生活服务业》[47]中提出，生活服务业是依托城市发展而兴起的行业，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服务业逐渐从传统的商业中分离出来，成为我们今天所概括的“第三产业”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拓宽和延伸它所赋有的内涵和外延。当我们思考中国古代城市发展问题时，生活服务业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领域，也可以说，生活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程度的真实反映。通过对相关资料的统计分析，作者认为，传统生活服务业以餐饮业、旅店业、屠宰业、租赁业等为主，主要经营场所依托大中城市（包括连接城市的重要交通线），唐朝以后的变化表明其更加成熟；保洁业、拾荒业、修理业和雇佣服务业，都是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新发展起来的新型服务业，既适应了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民众生活需求的广泛性，也成为城市生活服务业新的增长点；唐朝后期的商人经营方式表现得更加灵活多样，从服务业经营内容和项目来看，已更多地深入到人们日常生活领域，而北宋都城的生活服务业发展的程度更高，无论是行业数量、从业人数，还是专业化程度、经营管理，都远超唐代。总的看来，城市生活服务业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根据城市人口数量、人口结构、消费水平和消费需求不断上规模、求变化。因此，进一步深入探讨唐宋城市生活服务业的发展状况与变化规律有利于深化对城市经济的研究。宁欣从都市生活服务业的发展角度分析唐宋城市变化，的确很有启发性。
唐宋城市经济的发展成就令人瞩目，而背后的推动力量究竟为何？肖建乐提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城市的经济属性越来越明显，一方面城市工商业等内部力量的发展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另一方面城市在城乡体系分工中的定位越来越明确，每个城市在城市体系中的定位也越来越清晰，城市的发展逐渐摆脱了乡村的约束，日益完善的分工体系就成为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作者将城市发展的动力归结于在三大方面的协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转移与农工商业的协同发展、农村生产关系的局部变革与农村社会结构转变的协同发展、城市中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与居民等级身份弱化的协同发展。作者认为，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是影响城市发展关键因素的诸多力量的合力。横向来看，就是抛开影响城市发展的一些表层的、具体的东西，而归纳总结出影响城市发展共性的、根本性的组合力量；纵向来看，是在政治力量对中国传统城市影响渐微的背景下，探寻历史长河中影响城市发展的关键性的、可持续性的组合力量。简言之，横向上要摒弃地形、山川对具体城市的影响，纵向上要寻求影响城市发展政治力量的替代量。[48]
实际上，肖建乐探讨唐宋城市经济发展的原因和动力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然而其原因是复杂的，其动力是复合的，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我们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所谓摒弃地形、山川和政治力量等因素的观点，显然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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