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城市社会变革：城市人口与阶层研究

城市人口是城市活动的主体，对城市的人口构成、职业构成以及社会各阶层的具体分析，有助于深化对城市社会的研究。

张泽咸概括了唐代城市布局和坊市格局的变化，并从职业特点上剖析了城市居民的构成。氏著《唐代城市构成的特点》^[9]认为，城市既有大、中、小的区分，各个城市居民的构成也不会完全一致。一般说来，城市居民包括了诸色官吏、地主、军人、知识界、宗教徒、贫民、浮客、艺人、妓女以及工商业者。作者重点对工商业者的情况作了考察，认为，在商人们日趋得势的唐代中叶，正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坊郭户”称谓。坊郭户是指居于内外城的人户，与乡村户相对。值得注意的是，“草市”居民在五代时是明显被列入了坊郭户行列，受到了城市居民的同等对待，并为尔后的赵宋王朝所沿袭和采用。坊郭户名称的登场标志着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冻国栋对唐代人口的城乡结构与职业结构进行考察，并作了较为深刻的分析。氏著《略述唐代人口的城乡结构与职业结构》^[10]认为，隋唐五代时期，人口的城乡结构与以往的时代虽无实质的变化，但却出现了若干值得注意的倾向，主要的乃是城市人口的增多和传统城市（或郡县城市）经济意义的日渐显明，城市中“坊市制”的崩溃和以“草市”为标志的新兴市镇的普遍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中唐以后“市籍”制走向终结，并出现了“坊郭户”与“乡村户”的对称，这表明中国古代城市发展以及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化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唐代市籍制的终结、“坊郭户”的出现既与中国古代户籍编制制度的变化相关联，更曲折地反映了中古经济社会包括城市经济的虽然缓慢却日渐明显的发展过程，这些新的历史现象与上述坊市制的崩溃、以“草市”为代表的新兴市镇（至少是其雏形）的普遍发展等历史倾向又是同步演进的。在人口的职业结构方面，统治阶层对于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分业的规定仍在老调重弹，“重本抑末”的基本精神也在一以贯之，但农民虽作为一个最广大的也是一个最不稳定的阶层，却日益成为城市中雇佣人口、工商业、搬运、建筑等行业的最大的后备军。随着社会生产力的缓慢推进，所谓“四民”分业已远无法概括行业间或部门间分工的实况。工商业者人数的增长是一个基本的现实，而城市中其他的行业包括广义的“邸店”业和适应城市居民生活需要的演艺业之类正在吸纳更多的人户走向城市或新兴的市镇。此外，无法归于“四民”行业的兵士、学校中的生徒以及各地来京应试的举子（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并不能等同于“士”或“仕”）和出于不同信仰的“方外”之人从“职业”的角度而言也占有相当比重。通过研究，作者强调了中国传统社会职业结构的复杂性。

郭正忠通过对唐宋时期不同城市的分类，进而对这些城市居民结构的特点与差异进行了比较性的考察和分析。氏著《唐宋时期城市的居民结构》^[11]认为，古代城市的居民结构，是城市经济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所说的居民结构，主要指城市居民的人口数量、社会成分、职业结构、稳定性或流动性、居民组织状况，等等。唐宋之际的城市，至少包括四种类型——国都之类的政治城市、边镇堡寨之类军事城堡、扬州苏州之类综合型城市、镇市之类新型或雏形的经济都市。唐宋政治城市居民结构的特点，是以官僚地主，即地主阶级执政人物及其候补人员为中心，包括他们的家属、侍从、戍卫、服务者在内，作为全城居民的主体。在这一主体居民周遭，又环绕着严密的户籍、坊厢、行铺等网络，构成一套稳固的坊郭体系。军事城堡的居民结构，与政治城市相近。所不同的，只是那里居民的主体，是为封建王朝效力的军队。经济都市居民结构的特征，是以工商业者为主体。这是一种组织松懈而又不大稳固的居民结构。如果说，政治、军事、综合型城市中的“市民”，受到该城官僚势力压抑较多；那么，经济都市中的市民，则相对比较自由。经济都市居民结构的这一特征，使它有助于市民阶层的发展。综合型城市的居民结构，是政治、军事城市与经济都市居民结构的混合体。其一般特征，大致介于政治、军事城市与经济都市之间，即既有大量官绅地主，又不乏工商游民；居民组织及稳定性，逊于政治、军事城市，又强于经济都市。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综合型城市居民结构，呈不断发展与变化的状态。这种发展变化，在唐宋之际，主要表现为经济都市的色彩日益增加，政治、军事城市的特征日渐衰减。

王曾瑜从城乡分治的角度对宋朝的坊郭户进行了分析。氏著《宋朝的坊郭户》^[12]指出，坊郭户和乡村户的区分，并非始于宋朝。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由于城乡差别的存在，统治者对城市和乡村采取不同的管辖体制和方式，这就是城乡分治。在中国封建时代，城乡分治可说是由来已久，而并非始于唐朝。但是，在户籍制度上正式确定坊郭户和乡村户的差别，无疑是唐时城市人口增加、城市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中国古代城市史的一件大事，值得我们重视。但从另一角度看，城墙也成为城乡的分界线。作者认为，唐宋之际，随着工商业的繁荣、非农业人口的增加，城市居民逐渐突破城墙的限隔，向城外扩张，使城墙渐渐地失去了划分坊郭户和乡村户界限的作用。宋朝坊郭户不仅包括府州军城和县城内的居民，而且包括草市和镇、市的居民。

城市人口构成的变化还集中反映在外来人口与流动人口的变化上，宁欣《由唐入宋都市人口结构及外来、流动人口数量变化浅论——从〈北里志〉和〈东京梦华录〉谈起》^[13]对流动人口与城市面貌变化的关系加以探讨。作者认为，与唐长安城相比，北宋东京城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从事工商业人口所占比例增加，二是流动人口数量大大增加，这些变化使宋代东京呈现出与唐不同的面貌。娼妓业的变化只是全豹之一斑。如果我们继续追索，会发现南宋临安又有新的发展。中古时期城市面貌变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以大中城市为中心形成的消费市场高度繁荣，这其中有因经济发展、收入增加、人口膨胀、城市生活活跃而形成的正常消费行为，但也有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不协调的非正常或畸形消费行为，即奢侈性的消费行为。由于社会财富的积累，商品经济繁荣，含色情内容的娱乐及餐饮业有很大的市场。这种畸形消费的主体是唐代城市中最活跃的消费群体，他们不仅有巨大的消费潜力，其趣向还引导着城市消费的潮流，构成都市生活色彩最斑斓的部分。宋代城市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和平民化趋向使畸形消费群体也趋向平民化。宁欣从外来人口与流动人口的变化来探讨城市人口构成变化及其对城市社会的影响，这一思路对开拓城市人口构成的研究很有意义。

对城市社会阶层的关注一直是城市人口研究的重要内容。梁庚尧《南宋官户与士人的城居》^[14]专门选取南宋时期城居的官户与士人为研究对象，指出他们虽然在整个城市人口中所占比例自然不会很高，但是他们的存在却是一个普遍的事实。作者认为，南宋全国各地城市，均普遍有官户与士人居住，有的因任官而城居，有的因游学而城居，也有在城市安家立户的情况。居住在城市的官户与士人，有些在城中已经有好几个世代，甚至数百年，形成家族。也有一些城居的官户与士人，是初迁城市，仅以个别的家庭生活于城中，尚未建立家族基础。许多官户与士人虽然居住在城市里，但是他们和农村仍维持有经济关系。

韩昇则以士族为研究对象，将其置于南北朝隋唐这一长时段下，从政治史的视角探讨了士族的城市化与社会变迁的关系。^[15]作者认为，科举制长期实行之后，乡村世家大族的上层优秀分子不断被吸引到城市。概观唐朝士族向城市迁徙的全过程，可以看到由政治性迁徙渐次向文化性、经济性和生活性迁徙扩展。如果说政治、文化性迁徙极大地震撼了以城市官僚兼地方领袖为特点的士族政治社会，削弱其城乡联系的纽带，那么，经济、生活性迁徙，带来地方大姓精英分子大面积移居城市的局面，更是给予士族政治以彻底的打击。经此打击，士族政治一蹶不振，土崩瓦解，从以往依据乡村影响中央到地方政治，逐步蜕变为依赖地方官府影响农村的乡绅，当然，这又是一个新的漫长的历史过程。

日本学者妹尾达彦长期致力于对生活在唐王朝都城长安、洛阳的各个阶层的生活样态的研究，作者认为，探讨都城里的人们对于自己作为一个男人或者女人是怎样认识的，可以成为解明长安和洛阳都市文化特色的一把钥匙。氏著《“才子”与“佳人”——九世纪中国新的男女认识的形成》^[16]以经参加科举考试的青年男子之手创作的描写青年男女间的恋爱的唐代小说为题材，探讨小说中所表现的新的男女认识的特征及其社会影响程度。作者认为，在唐代，文人创作的小说里出现了很多的恋爱内容，恋爱小说首次成为了一种文学体裁。唐代以前的中国没有以恋爱为主题的小说，可以被称之为恋爱小说的小说，是自唐代才开始出现的。在以恋爱为主题的小说产生的同时，唐代后期的9世纪，男性文人与游女（歌妓）之间赠答的爱情诗也以一种新的诗歌体裁得以确立。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在9世纪，创造出了恋爱文化。作者提出，本来形容德才兼备的有教养的文人“才子”和形容美人的“佳人”一语古已有之，但将其组合到一起，作为男女的理想模式而并称，同时作为小说的主人公而出现，实始自唐代。通过科举考试作为目标的青年知识分子们创作出了才子佳人式的恋爱小说，他们是出于自己的需要而创造出那些“才子”“佳人”来的。在唐代的长安开始定式化的才子佳人故事，到宋代以后进一步流传，明清时期被总称为才子佳人小说，在印刷出版业的发达和庶民阶层的崛起的社会背景下，在中国社会被更为广泛地接受。作者认为，9世纪的才子佳人观念，是由以科举考试为目标的中小贵族或非贵族出身的男性创造出的新观念，在当时还没有广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这一观念，是在宋元明清时期，随着唐代恋爱小说的戏剧化，成为民间戏曲的代表性剧目，才真正深刻影响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此外，《恋愛——唐代における新しい両性認識の構築》^[17]在前揭文基础上通过对唐代豪侠小说的分析，探讨了唐代男女对两性认识的观念变化及其影响。(www.xing528.com)

妹尾达彦的研究，其特点在于：作者非常关注城市人群及其意识的变化和影响，通过对唐代恋爱小说、豪侠小说的研究，分析小说所反映的新的男女认识、男女两性认识的特征及其对社会的影响程度，从一个新的视角揭示出城市文化的特色。

唐宋时期，坊郭户的出现和单独列籍定等，标志着市民阶层开始形成和崛起。肖建乐《唐代后期市民阶层的形成》^[18]认为，唐代中后期，士家大族出身的士大夫和文人达士成为城市文化创造的引导者，而工商业者由于经济实力的增强和政治地位的提高，也加入到此行列，从而导致一个相对平等的群体出现，促进了市民阶层的产生。究其原因，是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唐代中后期坊市制度逐渐崩溃，城市中的等级地位弱化，出现了城市生活世俗化的倾向，最终导致唐代后期城市市民阶层的形成。宁欣《从士人社会到市民社会——以都城社会的考察为中心》^[19]指出，城市人口结构与主体人群的变化，即从官僚士大夫为主体的士人社会向普通居民为主体的市民社会转型，是唐宋时期城市社会发展变化的最重要和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市民阶层的涵盖比较广泛，不仅包括商人、城市居民的中下阶层，并且逐渐将仍然占居社会主流的士人和官僚阶层的中下层人士吸纳进来，这些主流社会的人士，在城市变化的进程中，与普通居民有了更多的重叠和交叉点。在精神文化、日常娱乐、社会生活等方面也有了更多的交流和融汇。

近些年，学界关于社会阶层的研究颇受瞩目，甚至出现“富民社会”理论和学说。^[20]不过，在“富民社会”研究中，学者们倾向认为“富民”阶层是唐宋以来，尤其是中唐以后兴起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

在以往的社会阶层研究中，对城市流动人群、特殊人群和边缘性人群的关注相对较少。宁欣通过系列论文《唐代长安流动人口中的举选人群体——唐代长安流动人口试析之一》《唐朝的“给使小儿”》《唐后期禁军与“市井之徒”》《“浮寄流寓”与唐都城工程建筑业研究之一》《再论唐朝的“给使小儿”》《唐都社会的边缘性群体——对“街肆恶少”的重新审视》^[21]探讨了此类社会群体与城市社会发展的关系；程民生通过系列论文^[22]对宋代宗室、吏人、将士、工匠、医生、艺人、巫祝卜相等社会阶层的文化水平作了考察，这都有利于弥补相关研究的不足。

时至今日，关于城市人口的具体划分，学者们还没有形成统一看法。肖建乐将唐代城市人口分为六大阶层：政府统治阶层及其家属随从；工商业者；宗教人员；文人；伶人妓女；社会闲散人员和流动人口。^[23]宁欣则提出城市人口和人群具有多样性、多重性的特点，可以根据研究视角的不同，采用不同的划分方法。其一是按类别分，可分为：皇室，贵族，官僚，吏员，僧侣，军队中下层将士，大工商业者（包括外商），城市平民，一般商贩，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餐饮娱乐服务行业从业者，奴婢，宫内外服务、服役者，外来务工群体（以农民工为主，主要从事家内雇佣、运输业、服务业），不确定或未定义群体，如举选人、流动群体、使节、投访亲友、旅游者等。其二是按户籍分，可分为：著籍人口，常住人口，暂住人口，流动人口。这四类人口也有重叠。其三是按层级分，可分为：上层——皇室，贵族，高级官吏（皇室不在居民等级序列之内）；中上层——中级官吏，大工商业者，中高级僧侣；中下层——普通工商业者，一般居民，下级军将，普通军士，中下层僧侣；下层——普通奴婢，杂户。［2］显然，以研究视角来确定划分方法似乎更合

［2］宁欣：《论题：对唐宋城市社会阶层变迁的几点思考》，《历史教学问题》2016年第3期。理些。

在探讨城市人口构成和职业构成变化的同时，学者们也开始思考这种变化的特点。肖建乐提出唐代前后期城市居民结构的变化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依赖市场的商品性消费群体增加；二是居民等级身份弱化；三是城乡差异缩小。^[24]宁欣则将隋唐五代到宋初城市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特点，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城市居民来源更为多元化，成分更为多样和复杂；二是城市中下阶层所占用的空间和人口比重有增加的趋势；三是都城人口数量膨胀，中下阶层增长速度更快；四是人口数量增长的很大原因是外来和流动人口的增加，并呈现出逐渐转化为著籍人口和常住外来人口的趋势。^[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