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城市社会变革：多视角综合研究成果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运用多视角来综合研究唐宋城市社会变革。

在日本有“中国都市史研究第一人”之誉的学者妹尾达彦在长安研究领域颇有建树，形成了一系列说服力很强的成果。其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研究视野相当宽泛，并不仅限于对长安的城市建制及其沿革进行探讨，而是将考察都城制度沿革与论说城市社会文化生活变迁巧妙地融合为一，充分关注长安的经济、政治、文化、市民生活等众多层面。

氏著《唐長安の街西》《唐代長安の盛り場》（上、中）《唐代長安の店舗立地と街西の致富譚》《中国都市の景观》^[52]等文描绘了长安城市经济繁荣发展的情形；氏著《大明宫的建筑形式与唐后期的长安》^[53]将考古学调查成果与历史文献记载相结合，分析从8世纪末到9世纪前半期中唐大明宫的建筑构造与政治、社会机构的关联；氏著《唐长安城的礼仪空间——以皇帝礼仪的舞台为中心》^[54]《唐代長安·洛陽城の城郭構造と都市社会史の研究》^[55]《都市の生活と文化》^[56]诸文对唐代长安的礼仪空间和社会文化进行了考察。

在前述多篇论文的基础上，妹尾达彦又出版了《長安の都市計画》^[57]。在这部书中，作者以世界史的整体眼光，通过地理环境、民族迁徙、社会思想演变等多个角度来考察隋唐长安，在综合性以及多学科交叉研究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其二，擅于从他人不甚关注的材料中找寻灵感，能够用新的视角解读唐代长安历史。

氏著《唐代后期的长安与传奇小说——以〈李娃传〉的分析为中心》^[58]中通过对传奇小说《李娃传》的分析，具体揭示长安城市结构的变化，同时兼顾分析当时长安的庶民文化；氏著《韦述的〈两京新记〉与8世纪前叶的长安》^[59]则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8世纪前叶的长安进行了复原，将《两京新记》中所描绘的八世纪前叶为主的长安的情景，作为跨越300多年的长安城景观史的定点坐标，为后人的长安史研究作出了贡献；氏著《关中平原灌溉设施的变迁与唐代长安的面食》^[60]对在关中平原灌溉渠系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泾惠渠的变迁作了整理，主要分析唐三白渠渠系及管理的改善，及其与长安面食流行的密切关系，从而揭示出大城市与周边卫星地带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

妹尾达彦在研究中提出“历史即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史”的命题，并强调他本人的研究旨趣，在于探讨人与环境的关系，即尝试用一种能够将整个地球史与详述某一地区的地域史相结合的新的叙述方式。从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关系，从东西方文明的关系，以及唐朝在几百年统治期的政治统治力和影响力的变化，审视具有典型意义的长安城。在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成为讨论热点的21世纪，妹尾宏大叙事、中西结合的手法又给我们呈现了新的惊喜。

宁欣以多维空间延伸的研究视野对唐宋都城社会进行了持续探索，《唐宋都城社会结构研究：对城市经济与社会的关注》^[61]一书正是其系列研究成果的集中反映。

氏著《转型期的唐宋都城：城市经济社会空间的拓展》^[62]将城市空间析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地域空间，诸如城市区划、城市布局、城市建筑等；二是社会与政治空间，诸如居民结构、社会结构、社会流动、城市管理制度等；三是精神空间，诸如城市文化、城市社会心理、城市观念等。作者敏锐地观察到城市空间具有的多重性和多维性，提出从某种角度，可以把唐宋都城长安、开封和临安城市经济社会的变化梳理为有形变化、张力弹性变化和无形变化，具体表现为平面布局的突破、地域空间的拓展、功能区域格局的重新组合、人口流动频率的加快、人口结构的调整、官府职能回应市场的探索与转变等方面。作者认为，在城市社会经济空间拓展的过程中，都城无疑具有典型意义。在城市社会结构变化与制度创新的互动中，商品经济因素展示了其无处不在的穿透力。

由唐入宋，城市变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都市空间的扩展。氏著《由唐入宋都城立体空间的扩展》^[63]对此作了探讨，在经过深入的研究分析后提出，空间的扩展无疑增强了都市的吸纳力，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关键一环。空间的扩展至少具有三维（向）性：一是外延的扩展，以城关为中心或枢纽，以城内主要大街通过城关连接城外的重要官道，使都市的实际区域逐渐向城外扩展，即形成“大都市”（不以城墙为界限）；二是城内封闭式的坊市制度的突破，主要表现为“打墙侵街”“接檐造舍”等，这是在不改变城内空间的情况下，扩大现有平面空间的利用率，增大城内的弹性和流通性，属于内涵的扩展；三是立体空间的扩展，即在占地面积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建楼提高现有土地的利用率，以增加商用和民用宅舍使用空间。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流动人口的增加，封闭式的坊市制度和原有的空间结构逐渐被突破。这种突破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立体空间的扩展，表现在民居和商用打破不得起楼阁的规定，尤其是商用起楼，使都城具有了更大的容纳量和吞吐量，也具有更大的弹性。正是由于平面空间和立体空间的多向拓展，都城才有了更大的容纳量和吞吐量，才有了更大的弹性，唐宋城市变革进程才有了更大的回旋空间。但无论是平面面积的扩大，还是立体方向的扩展，都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开拓，也是城市内部结构（如人口结构、社会阶层的构成、社会群体分区特点等）的调整与变化的反映，是传统大都市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表现。

城市空间的拓展具有渐进性，并且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氏著《由唐入宋城关区的经济功能及其变迁》^[64]以都城城关区作为考察视角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唐宋时期，随着社会变化，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城市内外的人口流动频率加快，城市流动人口的比重增加，城市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变化过程中，以城关为中心逐渐形成城关区，城关区所具有的经济功能的增强，对以都城为首的大城市的进一步发展至关重要。城市尤其是都城的发展已经突破城墙的桎梏，而扩散到以城关为中心的周边地域。唐长安、北宋东京、南宋临安城关区的经济功能及其变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由唐入宋都城空间扩展的渐进性及其外来、流动人口对城市空间拓展的影响和作用和城市经济功能边缘化问题。

中国古代城市在空间格局变化的过程中，坊市这种方形格局向街市这种平面大空间布局的转换、封闭的坊市管理体制向开放的厢坊管理体制的转换，是中古时期的总体趋势，但在城市地域空间的演变过程中，以往的学者过多关注了街与坊、街与市在时间和空间隔绝因素的突破，即：坊墙的突破，夜市的存在，坊内商业活动，而对城市中的街道这种线形空间所起作用未加重视。宁欣敏锐地洞察这一问题，氏著《诗与街——从白居易“歌钟十二街”谈起》《街：城市社会的舞台——以唐长安为中心》^[65]探讨了街道这种线形空间在突破坊市制度过程中，在都市地域空间的演变过程中所具有的不可替代之功能。作者认为，把街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功能区，我们在深入探讨时发现，这种线形空间为唐宋城市社会变化过程中的经济社会提供了丰富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舞台，于是我们也有了与以往不同的视角和思考。尤其是唐长安城外郭城主干街道具有流动性、延伸性、公共性的特点，以及宣示、警示、炫示、舆论与信息传播功能等多项政治与社会功能，在坊市制向街市制演变的历史过程中，在城市社会变迁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除了探讨街的公共空间职能外，氏著《唐宋城市社会公共空间形成的再探讨》^[66]还对城市中（包括近郊）“场”的公共空间职能作了揭示，作者认为，“街”与“场”的结合，“街”与“市”的结合，“场”与“市”的结合，是唐朝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逢场作戏”成语的出现正是城市从士人社会走向市民社会过程中社会公共空间不断拓展的反映。

【注释】

[1]参见宁欣、陈涛《“中世纪城市革命”论说的提出和意义——基于唐宋变革论的考察》，《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1期。

[2]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3]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pp.113—199.

[4]参见〔日〕斯波义信《北宋の社会经济》，见〔日〕松丸道雄等编《世界歷史大系·中国史3·五代——元》，山川出版社，1997年，第170—199页。

[5]参见〔美〕施坚雅《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见《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王旭等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44—45页；或见〔美〕施坚雅《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见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第23—24页。

[6]参见李孝聪《历史城市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1页。

[7]Mark Elvin and G.W.Skinner.The Chinese Between Two Worlds，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

[8]参见〔美〕林达·约翰逊（Johnson，L.C.）主编《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成一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页。

[9]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前，从1949年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中国学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是很少接触到国外的研究成果和学术信息的。他们中也有一些人对唐宋之际所发生的变化，提出自己的观察和研究。参见葛金芳《略说中国本土的唐宋经济变革论》，《史学集刊》2017年第3期。

[10]蒙文通：《从宋代的商税和城市看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

[11]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第321—386页。

[12]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

[13]傅崇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57页。

[14]傅崇兰等：《中国城市发展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15]漆侠：《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在中国古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

[16]漆侠：《宋代经济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8页。

[17]宁可：《关于中国封建经济结构》，《学术月刊》2006年第11期。

[18]参见李治安《多维度诠释中国古代史——以富民、农商与南北整合为重点》，《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6年第4期。

[19]贺业钜：《关于我国古代城市规划体系之形成及其传统发展的若干问题》，见《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论丛》，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第1—34页。

[20]贺业钜：《唐宋市坊规划制度演变探讨》，见《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论丛》，第200—217页。

[21]Arthur F.Wright.“Symbolism and Function：Reflections on Changan and Other Great Cities”，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4，No.4（Aug.，1965），pp.667—679.

[22]Arthur F.Wright.The Cosmology of the Chinese City，G.William Skinner.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p.33—73.

[23]〔美〕芮沃寿：《中国城市的宇宙论》，见《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第37—83页。

[24]章生道：《城治的形态与结构研究》，见《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第84—111页。

[25]参见鲁西奇、马剑《城墙内的城市？——中国古代治所城市形态的再认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2期；或见鲁西奇《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48—373页。

[26]李孝聪：《唐代城市的形态与地域结构——以坊市制的演变为线索》，见李孝聪主编《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248—306页；李孝聪：《中国城市的历史空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1—112页。(www.xing528.com)

[27]李孝聪：《论唐代后期华北三个区域中心城市的形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中心编：《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史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59—671页；李孝聪：《中国城市的历史空间》，第45—60页。

[28]李孝聪：《公元十至十二世纪华北平原北部亚区交通与城市地理的研究》，见《历史地理》第9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39—263页；李孝聪：《中国城市的历史空间》，第16—44页。

[29]李孝聪：《历史城市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

[30]李孝聪：《唐宋运河城市城址选择与城市形态的研究》，见侯仁之主编《环境变迁研究》第4辑，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53—179页；李孝聪：《中国城市的历史空间》，第113—155页。

[31]李孝聪：《空间与形态：历史时期的中外城市比较》，见孙逊、杨剑龙主编《都市文化研究》（第7辑《城市科学与城市学》），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75—95页。

[32]傅崇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33]周怀宇：《论隋唐五代淮河流域城市的发展》，《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34]邹逸麟：《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的环境变迁与城市兴衰》，《江汉论坛》2006年第5期。

[35]鲁西奇：《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结构》，中华书局，2011年，第149—277页。

[36]孙靖国：《唐至辽代桑干河流域城市的发展与分布》，见苗长虹主编《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第6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0—58页。

[37]孙靖国：《桑干河流域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39—203页。

[38]参见鲁西奇、马剑《空间与权力：中国古代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的政治文化内涵》，《江汉论坛》2009年第4期；或见鲁西奇《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第325—347页。

[39]参见张萍《古代城市形态研究的两个维度》，《历史研究》2014年第6期。

[40]牛来颖：《唐代都城规划市区内部形态再探》，《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6期。

[41]林立平：《封闭结构的终结》，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42]林立平：《六至十世纪中国都城东渐的经济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

[43]林立平：《试论唐宋之际城市分布重心的南移》，《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

[44]〔日〕平田茂树：《宋代城市研究的现状与课题——从宋代政治空间研究的角度考察》，见〔日〕中村圭尔、辛德勇编《中日古代城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07—127页。

[45]参见〔日〕内藤湖南《中国近世史》，弘文堂，1947年；〔日〕宫崎市定《東洋の近世》，教育タイムス社，1950年。

[46]〔日〕平田茂树：《解读宋代的政治空间》，见杨振红、〔日〕井上彻编《中日学者论中国古代城市社会》，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233—271页。

[47]荣新江：《关于隋唐长安研究的几点思考》，见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8页。

[48]参见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9卷“长安：社会生活空间与制度运作舞台”研究专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唐研究》第15卷“长安学”研究专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唐研究》第21卷“唐代长安及其节庆”研究专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49]荣新江：《从王宅到寺观：唐代长安公共空间的扩大与社会变迁》，见黄宽重主编《基调与变奏：七至二十世纪的中国》第1册，政治大学历史学系等出版，2008年，第101—118页。

[50]Heng Chye Kiang.Cities of Aristocrats and Bureaucrats：The Development of Medieval Chinese Cityscapes，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9.

[51]参见〔美〕熊存瑞《古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新进展》，蔡云辉译，见刘海岩主编《城市史研究》第23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308—322页。

[52]分见《史说》第25號，1984年；《史流》第27虢，1986年；《史流》第30號，1989年；《布目潮渢博士古稀記念論集：東アジアの法と社会》，汲古書院，1990年，第191—243页；《史境》第22號，1991年。

[53]〔日〕妹尾达彦：《大明宫的建筑形式与唐后期的长安》，《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4辑。

[54]〔日〕妹尾達彦：《唐長安城の儀礼空間——皇帝儀礼の舞台を中心に》，《東洋文化》第72號，1992年，第1—35页。中译文（黄正建译）见〔日〕沟口雄三、小岛毅主编《中国的思维世界》，孙歌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66—498页。

[55]〔日〕妹尾達彦：《唐代長安·洛陽城の城郭構造と都市社会史の研究》，日本文部省科学研究费一般研究，研究成果报告书，1995年。

[56]〔日〕妹尾達彦：《都市の生活と文化》，见谷川道雄等編《魏晋南北朝隋唐時代史の基本問題》，汲古書院，1997年，第365—442页。

[57]〔日〕妹尾達彦：《長安の都市計画》，講談社，2001年。王静：《妹尾達彦〈長安の都市計画〉》，见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9卷，第588—595页。

[58]〔日〕妹尾达彦：《唐代后期的长安与传奇小说——以〈李娃传〉的分析为中心》，见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09—553页。

[59]〔日〕妹尾达彦：《韦述的〈两京新记〉与八世纪前叶的长安》，见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9卷，第9—52页。

[60]〔日〕妹尾达彦：《关中平原灌溉设施的变迁与唐代长安的面食》，见史念海主编《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增刊。

[61]宁欣：《唐宋都城社会结构研究：对城市经济与社会的关注》，商务印书馆，2009年。

[62]宁欣：《转型期的唐宋都城：城市经济社会空间的拓展》，《学术月刊》2006年第5期。

[63]宁欣：《由唐入宋都城立体空间的扩展——由周景起楼引起的话题并兼论都市流动人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期。

[64]宁欣：《由唐入宋城关区的经济功能及其变迁——兼论都市流动人口》，《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65]宁欣：《诗与街——从白居易“歌钟十二街”谈起》，《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5期；《街：城市社会的舞台——以唐长安为中心》，《文史哲》2006年第4期；《街：城市社会的舞台——唐宋城市变革中的线形空间》（该文是完整版，《文史哲》发表的是删减版），详见http：//economy.guoxue.com/？p=886。

[66]宁欣：《唐宋城市社会公共空间形成的再探讨》，《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