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市史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渐重视对社会空间的研究。在这方面，荣新江对长安研究一直长期关注，氏著《关于隋唐长安研究的几点思考》[47]中将长安研究的主要内容归纳为四个方面：相关文献的整理与增补，都城制度及其演变的探讨，考古发掘的成就和历史地理研究的丰富成果。为了推进长安研究的进程，荣新江还专门组织了“隋唐长安读书班”，以期部分恢复盛唐长安的景象，并以此为基础，来探讨长安的社会、文化等方面。该读书班更加强调新的研究视角，即打破从北到南的长安文献记载体系，注意地理、人文的空间联系；从政治人物的住宅和宫室的变迁，重新审视政治史和政治制度史；走向社会史，对于长安进行不同社区的区分并分析研究；找回《两京新记》的故事，追索唐朝长安居民的宗教、信仰以及神灵世界。该读书班已坚持数年，从基础性整理工作入手，目前按照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仍然在有条不紊地开展更深入的学术研讨，系列成果已蔚为可观[48]。
此外，氏著《从王宅到寺观：唐代长安公共空间的扩大与社会变迁》[49]通过将研究视点聚集在唐代长安的王宅向寺观的转移上，并考察这种转移的结果，即城市“公共空间”的扩大，最后阐明了城市“公共空间”的扩大在唐代“中古式”都城向宋代“近世化”都城转变时的社会史意义。作者认为，长安城中的寺观作为一个公共的地理空间，为城市新文明的生发提供了场所，特别是亲王宅第和公主宅第的规模相当广阔，一旦变成佛寺或道观，就为这种公众文明进步提供了广阔的运作空间。新的公共空间必将产生新的文化活动，其表达方式也必将扩展。城市文化生产促进了消费空间的增长，寺观也就逐渐直接介入城市居民的经济和文化生活。受经济因素制约，寺观文化本身就是生产和消费过程的产物，它推动了城市结构的变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对比中晚唐长安佛寺的情形来看，寺观中许多庶民文化生活的场景已经与相国寺相当一致，只是这些各式各样的文化娱乐活动所缔造的庞大的消费市场还没有明显地出现，但这些文化娱乐活动一定会推动各行各业的分工和货币经济的流通，推动消费市场的出现。唐代长安王宅向寺观的转变，首先是提供了大众文化活动的空间，由此推动了社会分工和消费阶层的增加，如果把庶民生活的活跃看作是中国近世社会的特征的话，那么中晚唐的长安，应当已经开始迈出走向近世的第一步。(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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