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城市结构的变革及开放程度限定

由唐到宋，城市结构从封闭逐渐走向开放，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

林立平《封闭结构的终结》^[41]从分析城市结构的生成、发展与递嬗入手，探讨了唐宋之际城市结构的变革。作者认为，自夏代中后期城市形成以来，至唐代中叶为止，无论城市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有三个基本特点是始终不变的，这就是：（1）市场是一个规定性的独立场所，固定空间；（2）商业区与居民区以及居民区之间彼此隔离，分区而治，并有垣、门管制；（3）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受到时间限制。这三个基本特点是与生产——尤其是交换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又不够发达相适应的，它使城市内部各个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联受到踬阂和阻隔，使城市生活的疏导流通受到限制和障碍，因此在城市结构方面呈现出封闭特质，是一种封闭型城市结构。但是从中唐开始，城市封闭结构进入了弛废更进、递嬗演变的历史阶段，到北宋中叶为止，在空间上独立、固定的指定性市场已不复存在，分区隔离、垣门管制的市坊结构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城市生活受到的时间限制也一去不复返了。城市封闭结构2000多年的形成、发展、完善的历史就这样结束了，这是城市内部空间组织结构的一次重大变革。唐宋时期城市坊、市封闭结构日渐弛废，一种新型城市结构也在逐步形成。这种新型结构至北宋中叶基本确立，它就是以北宋东京开封为代表的厢坊结构，或称区坊结构。厢坊结构的社会背景与封闭结构截然不同。在农业方面，租佃制取代了依附关系的农奴制，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畜养业和副业获得了全面发展，因此市场机制和交换流通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在阶级结构方面，人身依附关系大大减轻，无身份性等级差别，国家越来越重视通过制度课征赋税，而对编户齐民包括商人的人身控制明显减弱。在意识形态方面，封建义礼纲常的统治思想日益突出，强制性统治思想与重农抑商思想相对和缓，邻里道德也随着身份性等级观念的消失而容易疏通了。社会的商品生产和交换流通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市、坊封闭结构不再适应城市生活的需要，取而代之的则不仅要适应交换经济的发展需要，而且必须是有助于城市生活进一步发展的新型结构，城市厢坊结构就是这样诞生的，它的主要特征也同样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城市内部的管理机构，由厢坊组织代替了市坊制度；第二，工商区和居住区在空间上自由分布，基本不存在人为的强制规定；第三，城市居民的各种活动，在时间上更加灵活了。

不难看出，宋代城市内部的新型结构，是唐中叶以来城市内部空间组织运演递进的总结，也是对定点、定时性市场结构的彻底否定。这种新型结构的实质，是城市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得到更多的发挥，商业和居住的区位自由度明显提高，官府对城市经济直接控制的相对松弛。由此说明，宋代城市确是一种开放型结构，结构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联所受到的踬碍或限制已经明显减轻，而这种结构的基本特征直至明清时期均无明显变化。但是，宋代城市结构并未完全开放，其开放程度尚有明显的限定。所以说，宋以后新确立的城市结构并没有完全开放，而是继隋唐封闭结构之后的亚开放结构。自城市形成以来至唐中叶为止，城市系封闭结构，宋元明清的城市属于亚开放结构，中唐至北宋中期市坊结构向厢坊结构的过渡，是中国城市内部空间组织由封闭结构向亚开放结构的转折。(www.xing528.com)

林立平强调，唐宋之际是我国城市结构的重要演变时期，这不仅因为城市结构在这个时期由封闭结构演变成亚开放结构，而且还体现在城市分布结构在这个时期的重大变迁。通过探寻城市分布结构的规律，作者就中国城市分布变迁的轨迹提出有两条主线：第一，都城分布是按由西向东、从南到北的线路迁徙，其代表城市是西安—洛阳—开封—杭州—南京—北京。第二，城市分布重心则由北向南移动，即最初的城市规模和密度主要以黄河流域为代表，后来则是长江流域尤其是长江下游最突出了。作者认为这是我国城市分布结构变迁的两个基本特征，而这种变迁的关键时期恰在唐宋之际。氏著《六至十世纪中国都城东渐的经济考察》^[42]对古代都城由西向东的迁徙过程及其原因作了探讨。作者认为，任何城市都是作为区域发展的经济中心而存在的，一个区域的城市发展水平，是该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体现，区域之间的经济差异则又决定着城市分布的基本格局。城市和区域在经济发展上的这种同步关系，是我们考察城市分布结构变迁的理论前提。唐宋时期南方经济的迅速崛起，特别是江淮地区逐渐形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说明这时的区域经济已发生重大变化，这就决定了城市的分布也必然来一次变革。诚然，都城的选定和迁徙常常与军事形势、民族关系、政权递嬗乃至西域或沿海的对外交通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但是它们的重要性同区域经济（包括都城所在区域）的重大变化相比，显然仅仅是表面的、次要的。长安都城地位的最终丧失，归根结蒂就在于关中地区的经济供给已不能维持日益增长的都城开支。江淮地区经济的崛起，尤其是大运河把江淮、河南、河北三个地区串连成为广阔博大的整体，形成以运河为中轴的东线区域，从而使该区域的交通条件、经济势力、军事地位远远超出其他区域，这正是中国都城自西向东——由长安而洛阳而汴州逐渐迁移的内在原因。自北宋定都汴梁之后，我国都城不再是由西向东的迁徙态势了，而是呈现出南北之间的变易。但是无论如何，都城的变迁再也没有超出东线（运河）区域。氏著《试论唐宋之际城市分布重心的南移》^[43]就城市分布重心南移的问题作了探讨。作者认为，唐中叶以后我国城市之间的经济交往主要在南、北之间展开，这种交往并非均衡进行，而是呈现出由南向北的商品流通形式。南方城市间经济联系的加强，是南方市场经济能与北方抗衡的基础，城市经济越发展，这种联系越紧密，南方市场经济对北方的影响也越大，自南而北的经济流向也就越明显。这对我们分析城市分布重心的南移有重要意义。如果把城市仅仅看作是坐落在地表上的静止的点，并且根据这些点的大小和多少来判断城市分布的重心，固然可以得出唐宋之际城市分布重心南移的结论，但这不过是只看到了城市分布的表面，只有进一步看到地表上的这些点所辐射的经济力量的大小，才是看到了城市分布重心的实质。因此，我们不仅要分析城市坐落点的大小和多少，更重要的还应看到城市之间的经济流向，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认为唐宋之际我国城市的分布重心已经基本移到江淮区域。总之，任何城市都是作为区域发展的经济中心而存在着，一个区域的城市发展水平，是该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体现，区域之间的经济差异则又决定着城市分布格局。城市和区域在经济发展上的这种同步关系，是我们考察城市分布结构变迁的理论前提。唐宋之际南方经济的迅速崛起，特别是江淮一带逐渐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说明这时的区域经济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这就决定了城市分布结构也必然来一次变革。中国都城在这个时期已由长安而洛阳而开封地向东迁徙，中国城市的分布重心也从黄河流域移到了长江下游的江淮及太湖区域。所以，城市分布重心南移，是唐宋之际城市分布结构发生变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它的意义已经不仅仅限于城市自身的分布变迁，它同时还表明全国的经济重心也已移到长江下游地区。从此以后，我国的经济流通基本呈现着南北交往态势，江淮城市网络也就成为市场机制最突出的商品集散地。

林立平的研究，其特点在于：一方面，通过将研究范围扩展到租佃制、国家控制（人身依附关系）、意识形态（统治思想、社会道德）等层面，同时重视商品经济运行机制的作用，以此探讨唐宋之际城市结构的变革，提出城市结构在这个时期由封闭结构演变成亚开放结构；另一方面，强调城市分布结构在唐宋时期的重大变迁，并指出这种城市布局的变化又昭示着经济重心变化的大趋势。这些看法，有其独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