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变革及其实质分析

贺业钜对中国古代城市规划进行了系统研究。氏著《关于我国古代城市规划体系之形成及其传统发展的若干问题》^[19]指出，回顾自春秋、战国之际直到明、清，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岁月里，就营国制度体系传统论，它的发展过程，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从封建制勃兴的春秋、战国之际，到形成封建大一统帝国的秦、汉时代，可列为第一阶段。自东汉迄明、清，则列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又可以唐、宋市坊规划制度的改革为转折，分为两个发展过程。作者认为，市坊规划制度的变革推动了城市规划制度改革。自东汉末期以来，由于社会不断发生动乱，社会生产遭受了极大破坏。交换经济呈现衰竭之势，自然经济在社会经济中占了主导地位。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唐初。经过初唐的努力，工农业生产形势好转，交换经济也随之繁荣起来。进入中唐，生产进一步发展，交换经济呈突飞猛进之势。交换经济不断发展，势必要求扩大市场。工商业繁荣，人口大量集中，城市规模扩大，也迫切要求改变原来的商业布局方式。中期封建社会城市规划体制的集中市制，再也难于承担新的历史任务了。于是中唐开始出现了城市经济发展与旧市制之间的矛盾。经过晚唐至北宋中叶一段时间的继续发展，其间虽曾采取种种折衷措施来调和矛盾，但终不能满足交换经济持续增长的需求。到北宋晚期，旧的市坊规划制度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城市商业布局和聚居生活的组织方式，都按新的规划体制而重新改组。交换经济的繁荣，不仅要求改革市坊制度，而且还引起了城市分区结构的变化。淘汰了不能适应新形势需要的旧分区，增添了当前城市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新分区。这一系列的变动自必推动整个城市规划制度的改革。新的城市规划制度的诞生正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结果。

贺业钜认为，宋初东京规划仍承唐旧制，到仁宗时，随着交换经济的迅猛发展，东京开始出现重大变化。至北宋晚期，遍布全城的新型商业网代替了原来的集中市制。按街巷分地段组织聚居的坊巷制，代替了旧的坊制。传统的市坊区分规划体制和其分区结构被打破了，以往到处高垣耸峙的城市面貌也大为改观。东京这番变化标志着我国封建社会城市建设开始跨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营国制度传统的发展又走到了一个新的历程。

氏著《唐宋市坊规划制度演变探讨》^[20]指出，唐宋时代市坊规划制度的变革，是研究我国古代城市规划发展史的一个关键问题。通过对比古典市坊规划制度（即唐宋演变之前的旧制）与唐宋市坊规划制度来揭示这番变革的实质。作者认为，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古典市制因市场狭小，管理也难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于是从中唐开元年间开始，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旧城市规划制度之间的矛盾，便集中在市制问题上表现出来了。扩大市场已成为当时的普遍要求，无论长安还是一般城市，都出现了突破旧市制限制的趋向。进至晚唐，扩大市场的要求更加紧迫，此时破坏古典市坊规划制度的事迭出不穷，较之中唐大有进展。在这段时期内，破坏旧市坊制度的行为，归纳起来有以下两种主要表现。第一是坊内设店。第二是出现夜市。就以上倾向论，第一种现象对古典城市规划体制威胁最大。自出现坊内开设铺店后，不仅破坏了古典的市坊区分规划体制，同时古典坊制也岌岌可危。无论穿坊墙与否，坊制的瓦解已迫在眉睫。封建统治者为维护旧制度，曾采取各种措施阻挡新倾向的发展。就长安而言，维护与破坏古典市坊制度的矛盾，从中唐开始，直至唐王朝灭亡，从没有停止过，而且随着商品经济的壮大，是愈来愈激化了。唐王朝虽已灭亡，但自中唐以来改革古典市坊规划制度的活动，并未因政权的更递而有所改变。到五代，古典市制实已瓦解，临街盖店成了合法行为。古典坊制形式上固仍勉强维持，但坊内设邸店、市坊区分的古典城市规划体制已再难维系了。经过宋初休养生息，至北宋中叶，工商业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形势。手工业生产迅速增长，势必促进商品经济更加繁荣，商业资本力量也更加壮大。在这种新形势下，扩大市场自是当务之急。宋初所推行的那套古典市坊制度，显然又成了冲击目标。从我国中期封建社会城市规划发展的历史进程看，古典市坊规划制度的改革，至此已进入决定性时刻。从古典市制崩溃开始，通过坊内设店，打破再次建立起来的市坊界限，并进而摧毁了古典坊制。古典坊制的瓦解又为市提供了广阔天地，促进市的扩张，加速古典市制的彻底消亡。而市的本身，由于迅速扩张，又打乱了古典市肆制度的严格约束。因古典市坊制度崩溃而引起的这番城市规划体制的大变动，可以说从11世纪初宋真宗（赵恒）时开始，到12世纪初才基本完成了改革古典市坊规划制度的历史任务。总的看，北宋仁宗庆历以前，城市一般尚保持古典坊制。此时古典市制已经弛废，市坊区分的古典城市规划体制也受到冲击，但坊制仍在最后挣扎中，进入仁宗末年，情况又有新发展，从首都到地方各大城市，古典坊制都已陆续退出历史舞台。从此，城市以另一种新的方式——“坊巷制”来规划聚居生活。宋室南渡，曾采取措施发展工农业生产，进一步促进了江南商品经济的繁荣，加速了市坊制度的变革。(www.xing528.com)

贺业钜认为，这场变革的发生和发展进程，正好反映了我国中世纪因工农业生产不断增长，而引起的封建经济中商品经济力量的发展进程。商品经济力量就是这场大变革的推动者。变革的经历是复杂而曲折的，表面看，似乎“无非是一堵墙”的问题，其实，这里蕴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通过这番改革所奠定的后期封建社会城市规划新制度，一直为元、明、清各代所继承。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有些新的发展，但基本制度并未改变。现在北京城还留下不少的遗迹，可作为历史见证。由此可见，唐宋市坊规划制度的变革，对我国唐宋以来封建社会城市规划所产生的影响是何等深刻，规划制度演变的转折关键就在于此。

贺业钜的研究，其特点在于：抓住由唐到宋这个关键时期，强调交换经济在市坊规划制度与城市分区结构变化中的作用，进而探讨市坊规划制度变革对推动城市规划制度改革以及改变城市商业布局和聚居生活的组织方式的积极意义。从城市规划体系演变的角度讲，贺业钜把坊市制的变革（即向开放的转变）作为划分阶段的重要依据，有其独到之处，但是从营国制度体系的传统将东汉以后的城市发展归入一个大阶段，这一观点似乎还可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