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英国汉学家伊懋可（Mark Elvin）在《中国往古的模式》（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中提出中国“中古时期的经济革命”（The medieval economic revolution）[2]的理论，认为中国在唐宋（特别是宋）时期出现“经济革命”，而此观点的主要基石之一，就是宋代中国经济出现了巨大进步，即“宋代经济革命”。按照伊懋可的总结，“宋代经济革命”，包括农业革命（The revolution in farming）、水运革命（The revolution in water transport）、货币和信贷革命（The revolution in money and credit）、市场结构与都市化的革命（The revolution in market structure and urbanization）和科学技术革命（The revolu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3]而依照斯波义信的归纳，则主要包括农业革命、交通革命、商业革命以及都市化方面的重大变化。[4]伊懋可与斯波义信的分类虽然不尽相同，但是没有本质区别，并且他们二人都将都市化作为宋代经济革命的重要变化之一。可以说，此后学界经久不衰的“城市革命”论说应该发轫于此。
美国学者施坚雅（G.W.Skinner）以德国学者瓦尔特·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的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为指导，开展中国城市史和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在吸收日本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中世纪城市革命”（The medieval urban revolution）的概念，即“市场结构和城市化中的中世纪革命”。这个革命的鲜明特点是：（1）放松了每县一市、市须设在县城的限制；（2）官市组织衰替，终至瓦解；（3）坊市分隔制度消灭，而代之以“自由得多的街道规划，可在城内或四郊各处进行买卖交易”；（4）有的城市在迅速扩大，城外商业郊区蓬勃发展；（5）出现具有重要经济职能的“大批中小市镇”。施坚雅认为造成中世纪城市革命的原因，是政府放弃对贸易的干预和地区经济的商业化萌芽。[5]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中世纪城市革命”概念的背后有着自20世纪初以来国外学术界广泛争论的“唐宋变革论”的影子。[6]
施坚雅经过对中国历史长时段的认真考察后指出，这场中世纪城市革命并没有在中国的所有地区或大部分地区同时发生，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南宋时期所达到的商业化水准，在其他大部分中心地区只是到明清时期才达到。从中世纪城市革命开始，不但内地逐渐落后于沿海地区，而且子地区间发展也常常不平衡。在公元10世纪，中国西北大区域处于经济萧条时期，而华北大区域却处于经济高涨时期；在公元12世纪，长江下游地区经济繁荣，而华北大区却呈经济衰退之势。因而，西北和华北区域的都市化都拖了下来。可以说，中国多数区域的中世纪城市革命是到帝国晚期才发生的。作者认为，城市职能的强度水平，从唐初至中世纪周期末，始终是稳定的，或者甚至是增长的，真正重大的变化，就是官僚政府在这些职能——行政社会职能及经济职能——上所起的作用在不断收缩。因而，这场革命是整个社会的管理方式上的革命。
施坚雅的上述论断，的确很有见地，尤其是对政府作用于社会经济及对城市的解析，以及研究区域经济的发展对城市革命的作用，这两点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认识。
自从20世纪70年代中叶施坚雅和伊懋可合著的具有开创性质的著作——《两个世界之间的中国》（TheChinese Between Two Worlds）[7]出版以后，西方学界关于过去一千年来中国城市发展的知识和评价大量增加了。最重要的是，西方学者开始越来越注重过去时代中国城市变革的一种或多种模式。[8]
事实上，“通古今之变”，本来就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早在“中世纪城市革命”抑或“唐宋城市革命”或“宋代城市革命”提出之前，我国学者就以贯通性的思考方式来分析这一问题。[9]
蒙文通认为，商品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所产生的经济现象，我们必须把商品关系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来理解，才能正确认识它的历史意义。氏著《从宋代的商税和城市看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10]指出，封建社会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在封建社会里，商品关系是很微弱的，但是却一直存在某些从表面现象看来是商品关系颇为发达的社会现象。宋代的商税和都市，便是属于这一类的重要现象，可以说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期中的典型现象。作者认为，宋代仍然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宋代广大商品交换既在广阔的县、镇市场上进行，大城市主要是政治中心，侈谈商业都市的普遍发展，是没有意义的；宋代的笔记小说中有不少远贾他乡的记载，但这绝不是当时商品关系的主流，在宋代根本说不上什么“国内市场（或民族市场）”的问题。虽然蒙文通的一些观点被后来的研究不断修正，但是他的启发作用不言而喻。
其后，傅筑夫在《中国古代城市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11]中以贯通性的思考和中西比较的视野对城市的起源、中国城市的特点、中国城市经济的特点、中国城市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和影响等问题进行研究。作者认为，唐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古代型的城市结构及其相应的管制制度，便不能不有所改变或调整，所以到了北宋年间，就逐渐打破了自古以来相沿的坊市制度，城市的结构和面貌，已与近代城市相同，而不再是古代型的城市了。但是，这样的转变，实际上只是形式上的转变，而不是性质的转变，因为城市的性质和管制制度的基本原则，本质上还是相同的。中国的城市自始至终是由政府建立的，自始至终是由政府管制的，这是中国城市的一个总的特点。尽管统制政策的精神实质并未改变，但是从宋代起，城市商业开始向近代的形式转变。氏著《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五卷）[12]中更是直接提出，宋代商业是中国古代商业一次重大的革命性变化，是商业和城市由古代型向近代型转化。
傅筑夫的研究不仅揭示了由唐到宋城市和商业的变化规律，而且深刻分析了其性质和特点，更为重要的是关注到了唐宋城市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变”与“不变”。这对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仍有重要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www.xing528.com)
傅崇兰在《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中将自战国至明清的城市发展分为五个阶段[13]：战国时期，是中国城市发生深刻变革、逐渐确立封建城市制度的阶段；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封建专制集权措施在城市实施、城市手工业商业发展受到新的限制的阶段；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城市处在坊制的发展阶段；辽宋金元时期，是中国城市处在临街设店的发展阶段；明清时期，是中国城市处在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和发展的阶段。作者认为，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生一系列新变化，城市的临街设店，是一个重要内容，也是这种新变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临街设店是中国古代城市从宋代起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主要标志，对辽、宋、夏、金、元时期的城市、社会的发展有深刻而重大的影响，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深刻影响。不过，作者仍强调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动态性和联系性。其后，傅崇兰等著《中国城市发展史》[14]对城市演变史、城市居住史、城市建筑史和城市广场史等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并明确将五代十国时期作为中国城市历史的转折点。
此外，漆侠在总体考察中国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时，提出“两个马鞍形”的观点，认为宋代的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峰[15]，城市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16]。
宁可则提出中国封建社会虽说是一种农业经济、自然经济，但商品经济却是它不可或缺的润滑剂、催化剂和动力，城市和货币是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突出的两个特点。作者以中西比较的视野概括了唐代中期以后城市发展的六个特点：一是突破了市外各坊街巷上不许设肆的禁令，到处都可以开店；二是突破了日中开市、日入收市、晚上戒严的禁令，出现夜市；三是市的范围扩大以至原来的地区人口增加，城门以外形成了关厢，避开官府对城市的管制，成了繁华的商业区，而且城外增筑外城、罗城，以扩大城市规模；四是出现了新的市场；五是出现了新的城市；六是有了专门性的集市。[17]值得强调的是，宁可更为关注国家对经济的强大的控制与干预。
可喜的是，近些年，我国学者又尝试运用跨断代的长时段眼光，对我国传统社会的演进轨迹及其文明特征进行总体性描述，力求以多维度来诠释中国古代史，出现了“农商社会”“富民社会”“南北整合”等学术概念。[18]其中，葛金芳认为，宋以降长江三角洲等狭义的江南地区，属于典型的“农商社会”，具有五大历史特征：一是商品性农业的成长导致农村传统经济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二是江南市镇兴起、市镇网络形成，城市化进程以市镇为据点不断加速；三是早期工业化进程开始启动，经济成长方式从传统的“广泛型成长”向“斯密型成长”转变；四是区域贸易、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扩展，市场容量增大，经济开放度提高，一些发达地区由封闭向开放转变；五是纸币、商业信用、包买商和雇佣劳动等带有近代色彩的经济因素已然出现并有所成长。［1］可以说，葛金芳所列“农商社会”的五个特征大都与城市社会变革关系密切。
不过，也有个别学者提出对“中世纪城市革命”这一命题必须要重新予以考虑，并且对唐宋时期是否有城市变革持有疑义。［2］
总的看来，中外学界关于唐宋城市变革的研究正不断深化，学者们的研究已经涉及城市规划、城市形态、城市结构、地域空间、政治空间、礼仪空间、社会空间，等等。
［1］参见葛金芳《从“农商社会”看南宋经济的时代特征》，《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9年第3期；《“农商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宋以降（11—20世纪）江南区域社会经济变迁》，《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农商社会视野下的南宋经济再评价》，《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6年第3期。或见柳平生、葛金芳《“农商社会”的经济分析及历史论证》，《求是学刊》2015年第2期；《“农商社会”视野下南宋商品性农业述论》，《云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
［2］参见成一农《“中世纪城市革命”的再思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或见成一农《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66—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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