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唐宋城市社会变革

随着学者们将研究的视野扩展到城市的方方面面，从都城到地方城市、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从沿海城市到内地城市、从传统城市到新兴市镇都逐渐引起学者们的关注。

斯波义信从社会经济的诸层面进行系统考察，其中对城市研究的量化工作，使我们在缜密的统计数据面前对城市的发展变化又有了新的认识。氏著《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1]对江南地区的生态演变、农田水利、经济开发、移民定居、城市发展、社会流动、商业交通、户籍税制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并依据与宋代府州县城形态有关的基础资料，进行若干定量分析和历史考察，从而论证宋代长江下游流域城市的特征及其差异的具体情形。作者通过列举有关宋代150余座城市的资料，列出行政等级、城周长、城高、城宽、城门、濠宽、濠深等项的数值进行排比，形成一个有一定数量足以比较分析的数据库，在数据库的基础上，归纳和总结出宋代城市城郭的几个特征：首先，是行政等级和城市大小的关系；其次，从防卫功能和经济功能的相关性来看，城市具备该区域的人口、资源中枢的特征，因此，城市又有排除敌人入侵的防卫功能，必须指出，这两个层面围绕城郭建设经常出现相互抵触的矛盾关系；再次，由于这种威胁的日益临近，生活在城市中的民户上层阶层，就是否应出资修城，分担保卫乡土、民众生命、财产的部分责任，被迫作出抉择。作者坦言，上述城市生态上的特色和分化，完全是从得到经验印证的现象中归纳而成的概括性结论。实际上，在给这种概括的影像添加具体差异的变数方面，有着作为对各城市城市化程度起作用的两大要因：一是行政的要素，一是自然、经济的要素。研究成果表明，各城市设立的最佳位置就在这两大要素的交会点处。但是，这种人为的作用力是无法使城市完成城市化进程的。唐宋商业革命、城市革命时期，是这种实况与规划在各地显著脱节的时代。

氏著《宋代商业史研究》^[2]确认商业发展潮流与唐宋变革有着内在联系，而唐宋变革时期“商业繁荣”的一个明显特点是显著的城市化现象（Urbanization）。作者认为，基于唐宋时代的巨大农业生产力的发达的农业财富，一方面通过租税、地租、富商的投机包买等而经由城市吸收再由城市放出，形成了城市的购买力，促进了首都和位于商道上的城市以及拥有特产手工业的城市的发达，从而丰富了城市的商业活动。其结果是，改变了过去依存于以官僚消费和统治之需要为主的城市性质，增加了工商业机能的比重，给城市与农村的社会关系带来了新的面貌。另一方面，在农村地区直接生产者间的分工关系有着一定程度的发展，产生了无数的集市。这种集市（market），虽然形成了闭锁的地方性自给自足市场圈，但通过中间商人的媒介活动，则成了全国性商业流通机构的下层机构，于是农产品聚集外流和远地商品流向农村。“市制崩溃”这一人们所熟知的大转变，正表明了过去那种政治都市与周边农村之关系的传统商业和市场规制，已经不能适应城乡的社会分工所产生的新形势了。

作者提出，宋代商业史的中心课题之一，就是要从多方面来探讨全国性市场的形成过程，且将市场放在中心位置，虽然全国性的市场是以城市为枢纽、中转和中心的，但作者的视野和网络是城乡一体的，突破了城市的界限。通过研究，提出了“远程商业”的概念（即交换经济距离长的两地间的商品流通），并认为宋代远程商业有由客商（经商、舶商、行商）经营的国内贸易和海外贸易两个主要形态。海外贸易是在交通技术条件低劣的情况下，于经济不发达、距离相当远的地方之间进行，以市场性高的奢侈品交易为主的临时投机商业。国内贸易则是在交通条件发达的条件下，以国内产业的地区分工为支柱，而进行的两地间的商品交易，并逐渐转变为坐商（批发店、批发组织）。无论是国内贸易还是海外贸易，都有质和量的限定，这对于决定当时商业的性质是很重要的。因此，当前必须具体研究清楚远程商品流通、远程商人、中转城市的各种机能。至于远程商业的发展及其规模，毕竟是由市场即购买力（与其时代的、社会的制约）来决定的。关于这一点，必须同时将唐中叶以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的特殊化、农工分离、农民经济自给性的解体、阶级分化、贡租、俸禄、剩余产品、商业利润向城市的集中、城市人口与消费的增大、作为农民在局部地区流通商品集结点的市场、小工商城市的广泛出现、交通的发达等社会分工发展的现象，彼此联系起来加以探讨。

作者认为，中国的城市，是与古代文明的产生一起出现的。但隋唐以前城市的性质，可以说一是根据政治和军事目的而建设的消费者城市；二是工商业城市和生产者城市。其外以城垣围绕起来，内部有以官衙和官邸为中心的整然区划。工商业是在城内法定的工商业区域即“市”的严格统制之下进行的。商人和工匠只是在王朝统治必要限度内才被允许在市内居住。从古代到隋唐中国城市的这种状态，即农村与城市的分工关系、城市化的发达，总的说来还是很微弱的，城市在整个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占着很小的比重。而且，由于政治、军事机能的终了造成城市命运的完结，或者靠流动的客商进行的商品交易只有偶发的，因此，作为地方财源而为后世所重视的商税（即内地税）也并未发达，农村经济活动的集结点即定期市、村市的存在还是分散的。不过，大约以10世纪为划期，迎来了中国城市的明显转变。这就是“市制的崩溃”“远程商品流通的增大和大市的出现”“工商业行会的迅速发展”“工商和生产者城市的产生”“地方流通的发达和农村市场的普及”“客商控制下的地方流通机构的形成”，等等。10世纪前后城市变化的特点，在法制上是市制的崩溃；在经济及社会上是由于远程商业的发展带来城市本身的发达和随着农民经济的发展而农村的城市化。同时，城市的变迁，要抓住农村与城市的相对关系。关于这一点，必须注意城市和农村在行政、警察、税役等法制方面的构成及其沿革。

然而，中国城市的转变，不限于原来大都会的发展，同时，农村的城市化，新兴的工商、交通聚落向城市的发展，也迎来了划时代的新局面。具体地说，10世纪以前，在市制建立前，州治、县治才是城市的中心点，在州县治以外的乡村设工商区即市，原则上是不允许的，即使有也是例外措施而被默认。它能与偶发的流通事情相适应，不至于触发制度的矛盾。但10世纪以后，在行政单位的乡村间断地开办市场地即墟，以其市场地为中心而形成了村落的小都会——虚市、草市，交通、商业聚落——步、埠、店、码头，工商城市——镇，州县城墙外的郭市区——草市等中小规模的城市聚落，并急速地发展了起来。结果使得以农村与城市间的可以说纯粹的分工为前提而构成的乡村与坊郭的行政区划并不能反映实际情况，镇和比较大规模的市由于治安与税收的关系而被指定为准州县治的行政地区。但对于小规模的市集的大量出现，政府却没有在行政上采取使其与农村有原则性差别的特别措施。然而，在农村→农村市场地→半农村城市→中、小城市这样的城市产生的反复过程中，包括工商城市在内的城市经济网，便日益稠密起来，实际上使农村经济走向依存于市场的方向。尽管作者的这个推断应该主要是针对当时的江南地区的，但这一趋势是具有全国意义的。

斯波义信提出，加藤繁在纵观了众所周知的秦汉至明清城市发展的基础上，用“市”制的崩溃对以唐宋为划时代的城市转换加以说明。这种假说，说明了秦汉至隋唐时代的“城市”的崩溃过程，明确了秦汉至隋唐时代“城市”显著的政治性质，乃至弄清了与交换经济的不发达相适应的“消费者都市”的性质，是卓越的见解。但是，宋以后的城市果真是全面的自由放任的吗？还有，宋以后的城市在经济上可否只是单纯地赋予工商城市的性质？对于这些问题，加藤繁仅指出了现象而未进一步加以说明。因此，斯波义信从人口史、租税史等方面对此作了深入探讨，应该说是延续了加藤繁没有解决的问题。

斯波义信首先通过考察城市领域的扩大、供需中心地的分散和行政上的组成与实态的乖离分析了唐宋城市农村间分工的变动；其次通过分析城市的土地所有，揭示了唐宋课税原理与城市再编成的革新；再次通过考察城市人口在全社会人口中所占比例与城市人口的职业构成、阶层划分，分析了唐宋城市市场性质的转变。此外，作者在前人对由唐至宋地方市场发展研究的基础上，对宋代江南的村市和庙市也进行了深入探讨。(www.xing528.com)

总的看来，斯波义信的研究特点主要在于：一是对市场的概念及市场转型的认识是很深刻的，用统计学的方法，对与城市有关的数据进行量化处理；二是在认识中国古代城市的问题上提出城市化进程的概念，并以此概念为纽带，将变化中的城市与乡村统一放在一个进程（城市化进程）中考察；三是更深入地探讨了城市变革的实质。

马润潮（Laurence J.C.Ma）《宋代的商业与城市》^[3]在唐宋变革的语境下，对宋代商业与城市发展的关系作了探讨。作者认为，宋代以前，中国的城市在性质上均以行政为主，而都市商业仅为其规模有限的微小附属而已。宋代时期以快速的经济成长与商业发展而著名，此期间商业力量之兴盛使其将城市的性质作显著的改观，其改变之大，致使城市除了作为行政所在地之外，均达到中国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商业化。当然，这种形式上的变化并非突然而来的，它是起源于唐代，而强化于宋代。宋代商业化的程度，远较过去任何时代为大，“商业成长的原因至为复杂，惟与其最密切有关者则为都市状况的变迁”。作者在研究宋代商业发展与都市变迁关系的时候，在对此项变迁背景的其他有关因素（如土地所有制度、交通系统等）也有所考虑后，关注到宋代海上贸易及沿海城市的成长、内陆城市及其结构的变迁。作者认为，宋代繁荣的商业导致了若干新城市的兴起，也为很多原有的城市添加了一层商业化的色彩，这些城市大部分在过去仅有些许的商业活动。沿海地区的若干港口城市也因海上贸易的繁荣而产生。当沿海城市因海上贸易而繁盛之际，内陆城市也经历了极大的变迁，乡村市集、小型交通中心点，及纯商业性的市镇等均已增多，成为聚散枢纽。这些新出现的商业中心点，连同县城或府级城市，以及首都等，形成了一种经济的层次。作者强调商业活动的程度与城市的政治地位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关联，提出中国城市自古代至第八世纪一直是政治中心，仅有有限的商业活动，但自宋代以来，城市也成为商业、社会以及文化活动的中心，在结构上也较为自由，较为活泼，花样也较为繁多。不过，一直到17及18世纪，中国才出现了以工业生产供交易及外销为基础的经济自给城市。虽然如此，在中国的都市化过程里，毫无疑问，宋代时期，是一个以多种急剧变迁为特色的重要分水岭。

【注释】

[1]〔日〕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方健、何忠礼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2]〔日〕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研究》，庄景辉译，稻乡出版社，1997年。

[3]〔法〕马润潮（Laurence J.C.Ma）《宋代的商业与城市》，马德程译，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