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发达国家对工业用地更新中的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经历了从废弃到重视、从完全保护到适应性再利用、从个体到群体的过程,工业遗产保护的概念不断被拓展、保护的理念不断被更新、保护的范围不断被扩大。
1)保护理念:从轻视到重视
西方文化中,对于历史遗构哲学层面的认知拓展,是构成遗产保护学的理论基础。将工业遗构作为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正是19世纪至今遗产概念不断拓展的结果。奠定这一理论基础的是奥地利思想艺术史学家和哲学家李格尔(Alois Riegl),他在《对纪念碑的现代崇拜:其性格和起源》(The Modern Cult of Monuments:Its Character and Its Origin)一书中提出历史遗构融入当代的方式有三种:一是“有意图的纪念碑”,如纪念馆、坟墓或纪念性建筑;二是有独特瞬间的“历史纪念物”,其现存的意义可能严重偏离初始意义,如中国长城、费城独立大厅、英国巨石阵等;三是历史幸存下来记录了早期生活的物品,其价值多来自“对于消逝时代的欣赏”,任何衰败的或破旧的结构,不管其原始目的或功能,在适当的条件下都可以成为一个时代有价值的历史古迹。⑯
工业化作为19—20世纪人类史上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其庞大的规模、专业的功能、坚实的结构曾被不少人歌颂和赞美。例如现代主义建筑的先驱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将美国的工业建筑比喻为“古埃及人的作品”;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受工业建筑照片的启发,在他的《迈向新建筑》一书中对钢筋混凝土的仓库和工厂高唱赞歌;英国诗人孟德尔松(Erich Mendelsohn)则写了许多诗歌赞美水牛城的混凝土谷仓,认为其赤裸的实践形式成为了抽象的美。⑰
但对城市化的反思长期以来也造成了英国对城市化的矛盾感情,长期对乡村生活的推崇,造成其对附近工业的敌意,这也是推动英国新城运动的思想动机。虽然早在19世纪中后期就已产生工业考古学,但其主要是关注英国早期运河上的水力工厂,且对工业城市态度暧昧,这些偏见忽视了传统内城和工业文化遗产破坏的根源,如著名的尤斯顿车站的山门和伦敦煤炭交易所,都在1961—1962年被拆毁。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工业遗产开始受到重视,英国遗产(English Heritage)在1969—1990年间在全国开展了工业遗产调查,1986年推出“古迹保护计划(Monuments Protection Programme)”,纺织厂、啤酒厂、玉米加工厂、天然气工厂、非有色金属、钢铁厂和发电厂都成为研究的主题⑱,工业考古学的地位通过世界遗产开始扩大影响。1986年,铁桥谷(Ironbridge Gorge)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福斯桥(Forth Bridge)、布莱纳文工业景观(Blaenavon Industrial Landscape)、大西部铁路(Great Western Railway)都成为著名的工业遗产。
20世纪70年代工业遗产的价值和意义已在国际上形成共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2年举行的第17次常会中提出开展世界遗产的提名与保护工作,其中工业遗产也开始被列为重点保护对象,诸如德国弗尔克林根钢铁厂(Vöelklingen Ironworks)、埃森的关税同盟煤矿工业区、法国皇家制盐厂、英国铁桥谷等19处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表6-3),这对各国工业遗产保护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发达国家形成了许多专门机构从事工业遗产调查、保存、文献管理和研究工作,并在认定、保护、修复技术等方面形成了成熟的体系。
表6-3 世界遗产名录中收录的19处工业遗产(www.xing528.com)
续表6-3
续表6-3
2)保护实践:从单体到群体
发达国家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方法、模式、技术已形成成熟的体系,保护与再利用的实践案例非常普遍。由于工业建筑普遍具有空间高大、开敞的特点,且结构牢固,因此其改造与再利用的适用性范围很广,从商场、艺术馆、博物馆、剧场,到酒店、办公楼、休闲公园、公寓、餐馆、咖啡馆等,这些更新改造在保护了工业遗产特征的同时,新被赋予的使用功能延续了产业建筑的生命(表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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