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位选择可以理解为“最佳点选择”的决策过程⑧。按照古典区位理论，运输成本是影响生产成本的重要因素，因此交通技术的发展会直接影响运输成本，并改变区位选择的条件。当前，交通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国内和国际远程通信的交流，尤其是资本和信息的流动，改变了传统的时空观念，也使得新的工业区位选择变得更加自由、灵活，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
2010年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专业制造商富士康集团的选址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富士康集团主要从事6C产业，产品体积小、数量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高新技术产业，其核心竞争优势就在于低成本。富士康最终选择在郑州建设一个10平方千米的高科技园区，除低地价和人力成本是其考虑的重要因素外，郑州航空港的运输条件也使其与市场的距离很近。
2）“聚集”成为新兴产业的集聚要素(www.xing528.com)
传统上，工业增长一直被看作各种部门在基本的消费者、供应商和分包商中心位置竞争的结果，生产往往是“垂直分解”的，重视的是上下层级关系，企业都试图提高其灵活性，而不是发展规模经济。如果按照这种理论模式发展工业经济，必然形成工业在城市中心区的集聚，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主要是因为产业组织的变化导致工业放弃核心区位，而走向规模经济，由“聚集”带来的规模经济成为促使这一现象发生的主要因素。
韦伯将独立个体公司的决定视为一种独立行为，霍特林（Hotelling）进一步修改，开始承认少数企业在特定情况下的相互依存关系。“二战”后是大规模的产业扩张时期，许多发达国家城市的制造业活动离开城市核心到了边缘，被城市学家称为“蔓延（sprawl）”。一开始，理论界将这一运动归结为是制造业企业跟随高收入群体离开并希望获得廉价的土地和更好的周边基础设施；近年来的理论又普遍认为这种倾向是全球化的结果，企业希望靠近已经搬迁的技术工人，同时需要减少交通运输成本，因此选择机场附近或其他交通网络的区位。聚集的形成，对于一些服务范围较小的企业来说有三大要素至关重要：广泛的客户群、信息资源、培训和教育机构。有了这三个要素，再加上公共部门的有效干预和引导，产业的聚集就成为可能，小企业聚集形成的规模效应也成为可能。
经济上的聚集反映在空间上通常具有两种方式：一是在城市外围或边缘形成新的区域性创新和研发中心，典型的如美国硅谷。另一种是以创智、创意为代表的新兴服务产业，以服务于城市家庭或个人的小企业、小公司、工作室为主，这类产业的聚集多利用城市现有空间形成，有些是结合老工业建筑的再利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方式在欧美渐成风气，如纽约、伦敦、米兰等城市形成多个此类创意聚集区，为老工业建筑的重新利用开辟了一条新路径。我国北京的798、上海的8号桥等创意产业聚集区也是这种由小企业“集聚”效应产生的老工业场地再利用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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