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疑案揭秘：嘉庆帝开启匣风波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嘉庆帝到热河秋狝。十八日，自圆明园启程。命王公大臣、皇次子智亲王旻宁和皇四子瑞亲王绵忻随驾。这年，嘉庆帝六十一岁，“身体丰腴，精神强固”。二十四日，嘉庆帝到达热河滦阳行宫，圣躬不适。二十五日，嘉庆帝不豫。皇次子智亲王旻宁、皇四子瑞亲王绵忻，朝夕侍侧。傍晚，嘉庆皇帝病危。大约晚上八点，崩于避暑山庄寝宫。旻宁向随銮座师顾皋放声大哭，泪如雨下。（《清史稿•顾皋传》卷三七六）

嘉庆帝的死因，可能是年逾花甲，身体肥胖，天气暑热，旅途劳顿，诱发心脑血管病而猝死。有人据皇族后人口碑，说嘉庆死于雷击——如果此说属实，清人官私著作绝不敢如实记载。嘉庆暴卒，事前毫无准备，避暑山庄没有准备棺木。旻宁命以“六百里加急”驰报京师，并令速送“梓宫”来热河。

君主猝死，需立新君。立君所凭，在于匣。关于嘉庆匣，有三种看法：其一是说有；其二是说无；其三是说先无后有。

说有的根据是：

第一，《清仁宗实录》记载：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壬申（十八日），上以秋狝木兰，自圆明园启銮。命皇次子智亲王旻宁、皇四子瑞亲王绵忻、皇孙贝勒奕纬随驾。戊寅（二十四日），上至热河，圣躬不豫。诣城隍庙拈香，诣永佑寺行礼，以詹事府少詹事奎照为詹事，赏热河绿营兵丁及看守避暑山庄弁兵一月钱粮、看守口外各行宫弁兵半月钱粮。己卯（二十五日），上不豫。皇次子智亲王旻宁、皇四子瑞亲王绵忻，朝夕侍侧。上仍治事如常，以詹事府少詹事朱士彦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翰林院侍读学士顾皋为詹事府詹事。向夕，上疾大渐。召御前大臣赛冲阿、索特那木多布斋，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卢荫溥、文孚，总管内务府大臣禧恩、和世泰，公启匣。宣示御书“嘉庆四年四月初十日卯初立皇太子旻宁”。戌刻（19时—21时），上崩于避暑山庄行殿寝宫。（《清仁宗实录》卷三七四）这里明明写着嘉庆帝亲召八位大臣“公启匣”。

■避暑山庄烟雨楼

第二，《清宣宗实录》记载：“己卯（二十五日），仁宗睿皇帝宾天。时驾幸滦阳，上与瑞亲王绵忻随扈行在。先一日戊寅（二十四日），圣躬不豫。上侍疾烟波致爽殿，吁天虔祷，问视弥谨。是日，仁宗疾大渐，召御前大臣赛冲阿、索特纳木多布斋，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卢荫溥、文孚，总管内务府大臣禧恩、和世泰，公启匣。宣示御书‘嘉庆四年四月初十日卯初立皇太子旻宁’朱谕一纸。戌刻，仁宗崩，上稽颡大恸，擗踊无算。恭视小殓毕，扈从诸臣遵奉朱笔遗旨，请上即正尊位。”（《清宣宗实录》卷一）这里也明明写着嘉庆帝亲召八位大臣“公启匣”。

第三，嘉庆皇帝遗诏曰：“今疾弥留，神器至重，允宜传付。乃命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公启密缄。皇太子仁孝智勇，必能钦承付托，其即皇帝位以嗣大统。”（《清仁宗实录》卷三七四）

以上三条记载，内容基本相同。众所周知，《清仁宗实录》和《清宣宗实录》都是后朝纂修的。

说无的根据是：

第一，皇权交接，嗣君旻宁缺席。他本来在皇父病重时，朝夕侍侧，为什么唯独公启匣时不在场？嘉庆帝参加过乾隆帝禅让皇位时的公启匣仪式，他自己不是也在场吗？

第二，在嘉庆帝临终前，奉命公启匣的八位大臣中，有两人（索特纳木多布斋、和世泰）在《清史稿》中无传，有三人（赛冲阿、卢荫溥、文孚）在《清史稿》中有传，但是并没有记载他们参与共启匣这件重要大事。另外三人（禧恩、托津、戴均元）均有传，并记录了这件事。

第三，《清史稿•后妃传》记载：“孝和睿皇后，钮祜禄氏，礼部尚书恭阿拉女。后事仁宗潜邸，为侧室福晋。仁宗即位，封贵妃。孝淑皇后崩，高宗敕以后继位中宫。先封皇贵妃。嘉庆六年（1801年），册为皇后。二十五年（1820年）八月，仁宗幸热河崩，后传旨令宣宗嗣位。”（《清史稿•后妃传》卷二一四）

就是说，远在皇宫的皇后发来懿旨，令皇次子智亲王旻宁嗣位。如果嘉庆帝临终前真的把传位谕旨装于匣，放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那么自会派员取下，皇后没有资格也没有必要发布这道懿旨。但是她发布了懿旨，这说明嘉庆帝并没有将立储匣放在“正大光明”匾额后。

■ 嘉庆孝和睿皇后像(www.xing528.com)

第四，《清史稿•禧恩传》记载：“二十五年（1820年），仁宗崩于热河避暑山庄，事出仓猝，禧恩以内廷扈从，建议宣宗有定乱功勋，当继位。枢臣托津、戴均元等犹豫，禧恩抗论，众不能夺。会得秘匮朱谕，乃偕诸臣奉宣宗即位，命在御前大臣、领侍卫大臣上行走。”（《清史稿•宗室禧恩传》卷三六五）

以上四种记载，都未说有嘉庆帝临终前召见八位大臣共启匣这件事。如果嘉庆帝曾召八大臣到烟波致爽殿“共启匣”，何须禧恩抗论？又何须托津、戴均元“犹豫”？再何须皇后钮祜禄氏发布“懿旨”？由上述四则史料记载看：嘉庆帝突然驾崩，没有临终前召集八大臣当面共启匣这件事。

说先无后有的根据是：

第一，《清史稿•托津传》记载：“二十五年（1820年），仁宗崩于热河避暑山庄，事出仓猝，托津偕大学士戴均元手启宝盒，奉宣宗即位。”（《清史稿•托津传》卷三四一）这个记载跟《清仁宗实录》和《清宣宗实录》所载有很大差别。“两实录”均载嘉庆皇帝临终御前，由八大臣公启匣；而《托津传》载嘉庆帝驾崩后，托津和戴均元两位军机大臣手启盒，奉宣宗即位。

第二，《清史稿•戴均元传》记载：“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扈从热河，甫驻跸，帝不豫，向夕大渐。均元与大学士托津督内侍检御箧，得小金盒，启，宣示御书‘立宣宗为皇太子，奉嗣尊位’，然后发丧。”（《清史稿•戴均元传》卷三四一）由上，《清史稿•戴均元传》与《清史稿•托津传》的记载大致相同。但后者比前者增加了一个细节，就是托津和戴均元在嘉庆帝临终前，督促嘉庆帝身边的内侍翻找皇帝随身的箱子，找到一个小金盒，马上打开，取出御书宣布，然后就发丧了。这就把匣的来历说清楚了。而且，也没有“两实录”所载嘉庆帝与八大臣公启匣的从容场面。

第三，包世臣所撰《大庾戴公（均元）墓碑》文，作了重要补充。《碑文》说：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春，戴均元拜文渊阁大学士、晋太子太保、管理刑部。七月，戴均元“偕满相托文恪公（托津）扈滦阳围。甫驻跸，圣躬骤有疾，不豫。变出仓猝，从官多皇遽失措。公与文恪（托津）督内臣，检御箧十数，最后近侍于身间出小金盒，锁固无钥。文恪拧金锁发盒，得宝书。公即偕文恪奉今上即大位，率文武随瑞邸（绵忻）成礼。乃发丧，中外宴然。”（《清代碑传全集•续集》卷二）上述记载说，托津和戴均元督促内侍翻找了十多个嘉庆帝的随行箱子，最后发现一位近侍身上带着一个小金盒，锁着，没有钥匙。托津拧开金锁，得到盒子里的传位御书，于是，二位军机大臣便奉旻宁即大位，之后发丧。

以上两位军机大臣的传记和碑记，不仅没有提到嘉庆帝临终前的公启匣，而且记录了在嘉庆帝突然驾崩前后，他们仓猝翻找匣的情节。再加上《禧恩传》提供的他们三人曾讨论皇位继承的情节，都指向一个疑点：事出突然，仓猝无备。嘉庆帝生前并没有公启匣，所以情急之下，才会引出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的种种越制行为。

第四，面临嘉庆皇帝突然驾崩的局面，皇后钮祜禄氏也作出了非常之举。《清宣宗实录》记载：“癸未（二十九日），奉皇太后懿旨：皇次子智亲王，仁孝聪睿，英武端醇，现随行在，自当上膺付托，抚驭黎元。但恐仓猝之中，大行皇帝未及明谕。而皇次子秉性谦冲，素所深知。为此特降懿旨，传谕留京王大臣驰寄皇次子，即正尊位，以慰大行皇帝在天之灵，以顺天下臣民之望。”（《清宣宗实录》卷一）

懿旨中说得很清楚，但恐大行皇帝未及明谕，所以发此懿旨。《清宣宗实录》接着记载：“上奉懿旨，怆感靡极，恭折覆奏：本月二十五日，皇父圣躬不豫，至戌刻大渐。子臣震惊哀恸，五中摧裂，昏迷失据。维时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恭启匣。有皇父御书‘嘉庆四年四月初十日卯初，立皇太子旻宁’朱谕一纸。该大臣等合词请遵大行皇帝成命，以宗社为重，继承大统。子臣逊让，至再至三，该大臣等固请不已。本日恭奉懿旨，命子臣即正尊位。皇父皇母恩慈深厚。子臣伏地叩头，感悚不能言喻。惟是子臣德薄才疏，神器至重，实深愧惧，惟有勉力图治，以期仰副恩命。谨将匣所藏皇父朱谕，恭呈懿览。”（《清宣宗实录》卷一）

到此，事情真相，已经廓清——事分三步：

第一步，“说其无者”——嘉庆帝猝死，未及交代后事。大丧奏到皇后钮祜禄氏处，应是紧急派员取“正大光明”匾额后匣，却未找到，情急之下，皇后发出懿旨：传谕留京王大臣驰寄皇次子，即正尊位，以慰大行皇帝在天之灵。禧恩即向军机大臣托津和戴均元建议，奉旻宁即位，但托津和戴均元“犹豫”，并未同意。

第二步，“说其有者”——翻检大行皇帝遗物，最后从内侍身上找到携带的匣，拧开锁，找到内藏的嘉庆帝朱谕“嘉庆四年四月初十日卯初，立皇太子旻宁”。

第三步，“说其先无后有者”——后找到匣，按照匣朱谕和皇后懿旨，旻宁继位，是为道光皇帝。

那么，为什么《清实录》要把道光皇帝在仓猝之间继位，描写得从容不迫，面面俱到？官书极力掩饰之处，恰是疑窦丛生所在。嘉庆帝死因不明，道光帝即位仓猝，必有不合仪轨之处。这正是：甲胄最为坚厚之处，正是身体要害之点。本想说圆，反露罅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