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寬先生古史研究破解古謎

楊寬先生治學，素以嚴謹扎實而聞名。他每研究一个課題，務必廣搜材料，博及群書，不發空泛之言。他在撰寫《戰國史》時，曾編輯數十萬字的《戰國史料編年》。爲了完成《西周史》一書，他對有關文獻、文物考古和古文字材料進行了全面的爬梳、歸類與考證，作了大量帶有研究性質的筆記和表格。楊寬先生對史料真僞的甄别特别嚴格，他對《尚書》《逸周書》各篇的成書年代和性質，還有《周禮》等先秦文獻資料的取捨，都用現代辨僞學眼光和手段加以審視，去僞存真，絶不隨意引用，在他《西周史》等書中，完全没有將僞《古文尚書》這樣材料當做研究素材的，而對於曾被人懷疑的所謂僞《書》、晚《書》，他深思熟慮後認爲可信的，也毫不猶豫加以使用。早在青年時代，他雖然爲古史辨派的後起之秀，就發表文章爲劉歆辯護，認定《左傳》不僞；在對待《逸周書》問題上，他對各篇章的年代和價值做了仔細評估，不是籠統的肯定或否定。正因爲嚴謹周密，根底堅實，蓄積有素，故能探賾索微，左右逢源，不斷寫出有系統、有分量、有見解的論著來。楊寬先生擅長考據，但都是爲了解決其系統研究中的某些疑難問題，亳無餖飣瑣屑、支離破碎之弊。他的學術研究遠没有停留在材料整理階段，而是着重綜合研究，重視融會貫通，致力於歷史規律的總體把握。由於在歷史研究中很好地處理了宏觀和微觀的辯證關係，其西周、戰國史，冶鐵技術史，陵寢、都城史等研究，無不自成體系，視野廣闊，同時對歷史的觀察和描繪也更爲仔細和精緻。由於方法系統，資料詳實，觀點鮮明，結論公允，使得他的一批論著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值得深味的是，這些著作涉及艱深晦澀的上古文獻和非常專門的學術課題，它們却都是學術暢銷書。以《戰國史》爲例，從1980年到1983年短短四年間就印刷十次，印數達57 000餘册。到九十年代末，又印行過增訂本，也很快銷售一空。他的著作如此廣受讀者歡迎，除了作者名氣、學術質量原因之外，還和講究寫作技法大有關係。楊先生早年受過嚴格舊學訓練，寫得一手漂亮的古文。他的成名作《中國上古史導論》，就是用文言文寫的，當時很多學術耆宿都以爲他是老先生。後來他完全用白話文寫作，文字表述樸實通暢，文章結構清晰緊凑，思路富有條理，善於對複雜的學術問題作簡明通俗的表述，着筆層層推進，狀如剥笋，很是暢快。

隨着當代學術的飛躍發展，歷史學與其他社會學科相互結合、交叉滲透已經成爲必然的趨勢。楊寬先生在學術研究中，既重視運用社會科學理論，繼承前人優秀成果，又充分吸收考古學、民族學、古文字學等相關學科的最新成就，不斷開拓新的研究領域。如在研究古代禮制時，就經常用中外原始民族的禮俗進行比較分析，令人信服地闡明了古禮的淵源。他特别重視出土文字資料在古史研究上的重要性，尤其在西周史研究上，他認爲數百篇金文價值等同甚至超過《詩》《書》，應充分運用。他重視吸收古文字學家的研究成果，特别看重郭沫若、陳夢家、楊樹達、于省吾、白川静等人的著作。他雖然不專門研究古文字，但憑借雄厚的文獻功底，以歷史學家的眼光寫出的有關青銅器問題的文章，如考釋何尊所涉及到的西周年代學與成周營建，如辨析金文若干官名和“西六師”和“殷八師”的性質，都受到古文字學家的認可。他從歷史的角度用漢字文化學解釋一些文字，立意新穎，見解深刻。例如他認爲“租”“助”“且”（祖）是同源字，與古代剥削方式有關。“租”在金文中寫成“且”（祖），原指國家公田生産出來祭祀祖先的糧食，後來逐漸成爲實物税的稱號，才加上“禾”旁成爲分化字。“助”是在公田上的協作勞動，得名於這種勞動是爲了提供祭祖的糧食，因此從“且（祖）”（《新探》229頁）。通過這三字之間的語言文字學和歷史學的考察，爲“籍禮”闡發提供了生動的實證。又如，楊先生從鄉飲酒禮角度論證郷、饗、卿一字分化的歷史文化根源，郷原指飲食（饗）、故又指同食共爨的社會單位（郷），再引申出一郷之長老（卿）與官名（290頁）。對“醴”與“禮”，奴隸名稱“人鬲”與櫪楒（手銬）的關係，考證角度也與文字學家不同。他在論著中大量運用新出土的考古資料，以期解決古史研究中的疑難問題。不僅從文物考古刊物和發掘報告中搜集資料，更重視實地考察。爲了撰寫陵寢史和都城史，他以花甲之年兩次考察山東、河北、河南、陝西等省有關王陵和城址，有系統地結合遺跡和文獻進行學術探討，由此得到不少收穫。如他在洛陽白馬寺西北象莊發現一只石象，并確認它就是東漢陵園南面神道上的主要石刻，具有重要的藝術和歷史價值。楊寬先生在著書立説時，很注意了解最新學術動態，凡國内外發表的有關文章和著作，他都盡可能地泛覽細讀、吸取他人之長。如他對西周官制的研究，便受到日本學者白川静關於“右者”觀點的啓發，而加以深入地論證和發展。正因爲楊寬先生在學術上毫無保守習氣，努力吸收最新成果，更新知識，因而始終站在學術發展的最前沿。

在當代史林中，楊寬先生屬於高産的史學家之一。他主張學者要盡快將研究心得轉化爲論著公開發表，通過這樣的抛磚引玉，求得交流、批評與争鳴，從而推進研究的進一步深入。他的絶大多數專著，每過若干年後都要進行重大修改，不斷充實完善，這其中就包括了對不同學術批評意見的思考和汲收。他不少學術性很强的論文，如西周農業中的“菑”“新”“畲”性質，周代是否存在墓祭等等，就是在學術争論中撰寫的，對很多歷史問題的認識，也是在相互詰辯中得到升華的。這樣的討論，完全是認真平和的學術交流，并不夾雜个人私怨。楊先生和于省吾先生曾經就金文“六師”和“八師”的性質有過幾次論辯争鳴，但這不影響彼此的相互尊重。1983年他曾經親自致函給于老，推薦我以研究生的身份，參加于老主持的全國古文字研究班，還託我帶上他新發表的《商代别都制度》，面呈思泊先生教正。于老也很客氣地對論文中所涉及的“大邑商”談自己的看法。這裏還提一事。楊先生和顧頡剛先生私交甚篤，十分讚賞顧先生晚年對《尚書》所做的研究，但對他在資料方面求全求備、不輕易落筆很不以爲然。早在六十年代京城一次見面，楊先生就力勸顧先生，盡快在有生之年將畢生研究成果整理出來，可惜顧先生最終没有完成他生前製定的《尚書》學寫作計划，楊先生爲此常常扼腕嘆息。十分慶幸的是，這樣的歷史遺憾没有發生在楊先生身上，在其暮年，他最終完成並看到重要著作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這包括《西周史》《戰國史料編年輯證》和《楊寬古史論文選集》（自選）。

楊寬先生在復旦大學歷史系執教多年，他是粉碎“四人幫”、高校恢復招生以後，歷史系唯一一个爲本科生上課的老教授，那時他已經六十多歲，身患胃病，到復旦上課要倒兩部公交車，十分辛苦。記得當時他以《戰國史）增訂版作爲教材，用帶有濃重青浦口音的普通話講課。在老先生裏面，他的口才屬於中流，但學問却是極好，聽他講課，猶如咀嚼橄欖，由澀變甜。1982年，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招研究生，我和王貽梁、姚平有幸成爲門下弟子，另外，他還帶高木智見、太田有子兩位日本留學生。我們印象中的老師，生活簡檏，經常穿的衣服是洗得有點發白的咔嘰中山裝。他不講究飲食，家中常見的“滋補品”，不過是普通的紅棗赤豆湯。他喜歡在看書的時候，桌上放上一碟南瓜子，此外似乎没有什麽其他嗜好。1983年四五月間，他帶我們到山東、河北、河南、陝西、湖北考察先秦古代都城，一路風塵僕僕，馬不停蹄，經常和我們共宿一屋招待所，同擠火車硬座厢，從來不要求地方文物部門特别款待。每到一地，他不是考察實地，就是應邀做學術演講，晚上還要看資料，思考問題，非常珍惜時間。記得旅途中有位學生晚上看世乒賽決賽，没有整理考察資料，便受到他嚴厲的批評。學習上他要求我們掌握古文獻、古文字、考古資料，熟悉經典作家社會形態理論，通曉人類學知識。爲了打好我們的古器物學基礎，他特地請著名青銅器專家馬承源先生在上海博物館爲我們專設《中國青銅器學》課程。老師做學問向來都是親自動手，身體力行，就連借閲資料也從來不要我們幫忙，希望我們專心學習，迅速成才。1984年老師出國後，我們保持密切的書信來往。他在海外二十餘載，生活充實安定，可謂一生完滿。(www.xing528.com)

這次復旦大學爲學校前輩學者出版復旦百年經典系列，我有幸承擔楊寬卷的編選工作。楊寬先生一生治學領域廣泛，佳作名篇衆多，十多本專著，都蜚聲於史林，其中《戰國史》《西周史》，更是被公認爲學術經典。考慮再三，我挑選了《古史新探》。這是因爲，該書學術界早有定論，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上古史研究成果之一，也是楊寬先生生前最滿意的一部作品。其次，該書在大陸僅僅由中華書局印刷過三千册，海外雖有翻印和盗版，但一般讀者很難見到。記得我讀研究生的時候，曾經和先生説過圖書館只有一本《新探》，借閲不便，受楊先生之命，還曾經以讀者身份致信中華書局，要求再版。後來楊寬先生將《古史新探》的精華都收入《西周史》一書，但畢竟不是全貌。又因爲本書文章都作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期，經過“文革”，楊寬先生西周史領域研究又有新的系列文章，很有必要加以集中，以附編的形式收入，這也是符合先生將作品不斷充實的一貫做法。這次還收入一篇論青川簡牘中的田畝制度，雖然屬於戰國史範圍，但因爲内容和西周井田制度息息相關，可以將該考古新資料與此前楊寬先生相關文章對讀，既加深理解，也能品出楊寬先生學養的厚度。還有一篇《古史新探簡介》是從楊寬先生自傳擷取出來的，雖然不是獨立論文，但可以看做是閲讀《新探》的提綱。書後所附楊寬先生簡歷與學術編年，由大連大學歷史學院賈鵬濤同學編寫。本書編撰過程中得到復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編輯胡春麗博士付出辛勤努力，這裏一并致意。

謹以此書紀念敬愛的導師楊寬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