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新探：当代中国古代礼制研究重大突破》

幾千年來，中國一直是“禮儀之邦”，禮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社會時期，禮文和禮典的編纂，也不遲於周代。所謂“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浩繁的周代禮制，部分保留在《周禮》《儀禮》和《禮記》之中。《周禮》是春秋戰國時期編著的一部理想化的政典，《儀禮》係古代貴族所用各種禮儀的汇編，《禮記》乃漢代儒家學者有關“禮”的選集。但這些文獻已經過戰國、兩漢儒家按照其政治倫理觀念重新加以整理編訂，很多方面并非周代的原貌。漢唐學者如鄭玄、孔穎達等人對《三禮》做了很詳細的注疏，《三禮》研究從此成爲儒家經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歷代與之有關的學術成果可謂汗牛充棟。但直到十九世紀二十世紀初，傳統禮學的研究重點還是放在《三禮》的注疏闡釋、成書時代、真僞辨析以及禮儀典章的分類匯編上，不離文字、音韻、訓詁與名物、制度疏證，雖然成就可觀，但研究方法日漸僵化陳舊，考證論述枯燥乏味，尤其在五四運動之後，西學興起，國學衰微，禮儀和禮學被當做“吃人的孔教”成爲衝擊和打倒的對象，傳統式研究逐漸衰落，學術界開始引入近代人文科學研究的方法，結合考古發現和新出土文獻資料，同時沿用漢學的考據手段去研究《三禮》，取得有限的成果。可惜建國後一度將禮學視作封建學術餘孽加以批判，爲數不多的治禮專家不得不轉變學術研究方向，如南京的洪誠先生，就未能在他熟悉的《三禮》領域盡展才華造詣，杭州沈文倬先生、南京錢玄先生，也都沉潛多時。在古史研究領域，幾乎很少舊時代過來的學者再結合禮學探索古代社會，更遑論舊學底子薄弱的新人了。

然而，《三禮》記載的不僅僅是些没有實用性的繁文縟節，其中更有豐富珍貴的歷史和文化資料。因爲周代禮制既是整个貴族社會的行爲規範和道德凖則，更是涵盖了各種典章制度，滲透到社會肌體的各个方面，如同楊寬先生所言，“要對古代制度作比較深入的探索，就無可避免地要進入這个‘禮’的領域，做好各方面的開荒工作，對各種古禮必須作好新的探索”（《歷史激流——楊寬自傳》243頁），爲此，楊寬先生先後考察了籍禮、冠禮、大蒐禮、鄉飲酒禮、射禮、贄見禮等六種代表性的古禮，以及屬於禮制範疇的宗族、宗廟、學校、職官諸制度，探源疏流，詳細分析了各種古禮的特點、意圖與作用，爲深化了解西周歷史提供了極大助益。他這方面出色的研究，開辟了史學與禮學相結合探尋古代社會的研究新路。

楊先生禮學研究具有如下特色：

首先，他充分吸收從兩漢到清代的經學家有關《三禮》的注釋和考證成果，注意收集和閲讀前人有關禮和名物制度的著作和資料汇編，如凌廷堪、江永、孫詒讓、程瑶田、秦蕙田、段玉裁、阮元、胡培翬、吴廷華、惠棟、金鄂、王念孫父子等等經學家和小學家的著作，乃至當代學者如許地山、吕思勉等等的札記，都是他仔細閲讀認真參考的。他家中爲數不多的珍版圖書中，有一部黄以周朱批的《禮書通故》，一直是案頭必備，視爲珍寶。但他對經學家的説法，或擇善而從，或正訛匡謬，絶不盲從迷信。例如他辨析饗禮和饗飲酒禮的關係時，就羅列了三種不同的講法，比較其優劣，又加以申説完善。清代民國禮學家有些帶有進化論眼光的成果也都被楊寬先生吸收，用於探討名物制度的由來，如他很讚賞阮元的壁雍、蔽膝（芾）起源説（《新探》210頁）。正因爲他的禮學研究全面綜合了前人考證成果，因此他對禮書所藴含的經義禮意的闡釋就比較精確，對禮節的鋪陳條理清晰，善於用通曉暢達的語言，描寫深奥晦澀的禮典内容，展現出深厚的經學功底和文字表達能力。禮學讀物的學術性與通俗化，在他論文中達到很好的統一。(www.xing528.com)

其次，他突破了傳統禮學專重注疏考證的路子，開始結合多種學科如民族學、民俗學、考古學、古文字學、文獻學乃至歷史學，將現代先進的研究方法和手段運用於禮學研究上。他民族學的材料主要來自摩爾根的《古代社會》、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還有建國後西南與東北少數民族的社會調查報告，前者出版於1877年，是最早系統地分析人類社會發展的著作，對後來研究提供了詳實的材料和觀點。這部一百多年前的巨著，因爲恩格斯的重視，也由於自身的成就，對建國後的中國古史界産生巨大影響，自然成爲楊寬先生細心閲讀的經典。他經常將包括禮制在内很多中國早期歷史現象和摩爾根、恩格斯著作進行比較，試圖找出人類普遍的發展規律，揭示中國制度的起源。他重視對民主改革之前還處於“奴隸制階段或氏族制階段”的少數民族實地調查成果，也是因爲其社會生活更接近我國中原地區古代的社會情況，更適合用於歷史比較。其實楊寬先生在解放前就閲讀了西方人類學的不少名著，治學上受到西學的影響，比如他八十年代初在爲研究生講授《逸周書·世俘》時，曾經舉出人類學家海頓《南洋獵頭民族考察記》來説明周代“獻聝”禮俗的起源；三十年代在考辯中國神話人物名稱的歷史分化時，也已經運用西方神話語言學派的方法。只是建國後身處當時特定的政治環境中，加之生性謹慎，他著作中基本看不到當代西方所謂資産階級學術的痕迹。

楊寬先生之所以要借鑒和運用多種學科的研究手段和成果，最主要原因是他將古代禮制當做研究歷史的重要資料，需要考辯其源流、性質和功用。因爲禮制具有保守的特性，變化相對緩慢，因而能够結合古文獻古文字和民族學資料，由下而上追踪，找出源頭，再溯流而下，觀察變化。通過這樣多種學科研究手段的交叉運用和不同材料的相互比勘，在楊寬先生的筆下，許多古禮的原始來源被一一揭橥，例如大蒐禮和射禮起源於原始社會的狩獵活動，籍禮來源於遠古的農耕儀式，贄見禮源自於狩獵采集時代的禮物交换……楊寬先生在找出古禮之源後，還進一步對其性質的歷史變化做了追踪考察。他認爲西周禮俗時尚雖然很多都有遠古的來源，但已經變質，被貴族階級利用改造和發展，成爲維護統治的有力手段。因此他研究的重心，就放在對禮制的性質作用的闡述上。這樣，他已經跳出了傳統禮學的藩籬，打破經學界限，與歷史學融合爲一體，形成楊寬禮制研究的一大特色。

楊寬先生長期在文博界擔任領導，對古器物有很深研究，熟悉考古發現，在老一輩學者中，他是最擅長將文物考古與古史結合的史學家之一。他的禮學研究，就很嫻熟地運用了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用考古資料來闡釋禮制，或以禮制解釋考古現象，交叉比較驗證，精彩紛呈。例如他講壁雍起源的時候，就用了半坡聚落資料；論宗廟結構時，舉寶鷄鳳翔建築遺址。後來考察都城陵寢制度時，又結合禮制來分析都城布局，闡釋考古現象的文化意義。這樣的研究方法，啓發了衆多的考古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