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新探》：慧才孕育多产学术生涯

楊寬先生出生在青浦白鶴江鎮一个醫師家庭，五歲進入鶴溪小學讀書，在接受新式教育的同時，也受到嚴格的舊學訓練，打下非常扎實的古文基礎。他自幼對故鄉的農漁業生産和風土習俗就産生濃厚的興趣，童蒙時代初步的社會接觸、觀察和體驗，對後來他的學術成長有着很深遠的影響，如後來他描寫古代農具、生産技術和生産過程，古代禮制的一些論著，其研究興趣最早就發軔於這些早期社會經驗知識的積累。1926年考入蘇州中學後，他開始邁進了學術殿堂。當時這所江蘇名校正處於黄金時期，校長汪懋祖是留美歸來的著名教育家，擔任過北平師範大學校長，具有先進的辦學理念。校内許多任教老師都有很高的學術水平和教學能力，絲毫不遜於大學教授，其中後來成爲學術界翹楚者就有歷史學家錢穆、楊人鞭，詞曲名家吴梅，語言學家吕叔湘等等。學校還經常聘請著名學者如章太炎、胡適、顧頡剛等人來校演講。在這樣濃厚的學術氛圍、出色的師資條件和自由寬松的學習環境中，發奮用功的楊寬先生眼界大開，學業上得到了飛躍的進步。他已經不滿足於一般知識的獲取，課外開始大量閲讀古書和學術著作，將“深”“精”“專”作爲奮鬥的目標。初中階段，受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和梁啓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的影響，他對墨子産生濃厚興趣。孫詒讓的《墨子間詁》，成爲他全部通讀的第一部古書。他最早的學術探索的成果，便是在高中階段用三年的時間對《墨子》和《墨經》進行重點攻讀和系統鑽研，并寫成第一篇學術論文《墨經校勘研究》，投寄著名的學術刊物《燕京學報》，得到主編容庚先生的贊許。這時他年僅十六歲，已經是一个學業初成的早慧學者了。多年以後，他回首早年這段蘇州求學生涯，自認爲這是他學術人生的一个黄金時期。他深情地説：“我探討學問的基礎是那時打好的，鑽研學問的方向是那時決定的，探索學問的門徑是那時開辟的，學術論文和學術著作是從那時開始寫作的，可以説，都是出於教師們教導和栽培的結果。”（《歷史激流——楊寬自傳》第58頁）

1932年，楊寬先生考入上海光華大學文學系，師從吕思勉、蔣維喬等著名學者，吕先生樸實嚴謹的治學態度和系統綜合的研究方法給予他很大影響。憑借中學時打下的文史功底，加上刻苦求學、名師指點，他很快在學術界初露頭角。他在大學求學期間所進行的學術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成果：一是繼續對墨家進行更加深入的探索。他不滿於當時學者對《墨經》隨意校改字句，用現代科學輕率比附的不良風氣，先後寫成七篇墨學論文，涉及《墨經》文本的分期分段、哲學思想、自然科學觀念諸多方面，在此基礎上，他寫成《墨經哲學》一書，後來交由正中書局出版（1942年）。二是完成高中階段就開始起草的《中國歷代尺度考》。他在閲讀王國維《觀堂集林》有關古代尺度的文章時，發現其中一些錯誤，於是開始收集文物和文獻資料，對歷代尺度沿革進行詳細考訂，最後完成這部書稿，1937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1955又重加修訂再版，該書至今仍然是研究中國古代度量衡制度的一部重要參考書。三是在老師蔣維喬的指導下，和同窗沈延國、趙善詒一起合作進行《吕氏春秋》的校勘和注釋工作。爲了做好這項工作，他們收集了當時所能見到的元以來的十四種善本，還廣泛輯録二十種唐宋類書以及古注所引用的字句，仔細進行對勘，加上案斷并評論其是非，再由蔣先生加以審定修正，編成《吕氏春秋汇校》一書出版。這項十分費力的校釋工作，對年輕學子增長校勘、訓詁和古音韻學的知識，熟悉先秦學術流派的分合演變，都很有好處。在此書的基礎上，楊先生和沈延國合作，完成了百餘萬言的《吕氏春秋集釋》。這部書稿，由於後來的時局變動一直不得出版，最後在1989年才交中華書局準備付印，這已經是半个多世紀以後的事情了，可惜這部重要的書稿又拖了近三十年，至今還未面世。

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戰亂頻仍，内憂外患，同時又是新思潮激荡、不同學派迭興、充滿生機的一个學術轉型時期。這期間學術界發生的三次古史大辯論：古史傳説的真僞、井田制度有無、中國古代社會性質，深深吸引着楊寬先生，他的學術興趣，也開始轉入到中國上古史領域，并作爲後起的青年翹楚，積極加入到古史傳説的討論。從1933年起，他開始分别以中國上古傳説中的人物爲中心，對其神話來源及其分合演變進行整理，陸陸續續寫成系列論文，最後彙集成《中國上古史導論》一書，收入《古史辨》第七册。而中國社會史論戰對楊先生帶來的深刻啓發，便是促使他認識到春秋戰國之際的社會大變遷，是三代以前和秦漢以後的一大界限，是中國古史領域必須首先解決的關鍵問題。他和友人童書業相約，分别致力春秋和戰國史的研究，通過這樣的分工合作齊頭並進，逐一解決相關的一系列問題。在1941年日寇鐵蹄踐踏上海的艱難時局中，楊先生舉家隱居青浦家鄉，開始了爲時兩年多的戰國史料編年輯證工作。在這樣非常扎實的史料整理的基礎上，楊先生在50年代初期完成並出版了他的代表著作——《戰國史》。(www.xing528.com)

早在大學期間，楊先生就開始參加上海博物館的籌辦工作（1937年），負責陳列布置和編寫文物説明工作。以後除了在廣西勷勤大學和上海光華大學擔任過短期的副教授職務之外，他一直任職於上海博物館，1948年開始擔任館長，直到1960年離任擔任上海歷史所副所長。前後長達二十來年的文博界生涯，對楊先生學術的一个重要影響，便是注重歷史文獻和文物考古相結合，這成爲他治學的一大特色。1954年春，爲了答复觀衆對於中國古代鋼鐵兵器如何制造的疑問，他開始了冶鐵技術史這个學術處女地的開墾，在短短兩年的時間中，完成了一系列論文和《中國古代冶鐵技術的發明和發展》（1956年）這本冶鐵史領域第一部專著。該書的出版，比1958年大躍進大煉鋼鐵運動早了一年多。後來有人批評這部書是配合時局的跟風之作，并不確切。由於楊寬先生在古史研究中，十分重視古代科學技術對提高社會生産力，促使生産關係變革的重要作用，他對古代冶鐵技術的系統考察一直没有中斷。在1982年，他在兩部舊著（上書和《中國土法冶鐵煉鋼技術發展簡史》）基礎上，重新改寫爲二十五萬字的《中國古代冶鐵技術發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他這幾部冶鐵史的著作，廣泛收集農書、方志等文獻資料和生産實物資料，注重中外技術的比較和生産工具對中國古代社會發展的影響，在研究途徑和方法上别開生面。對楊先生這方面所做的工作和貢獻，國内科技史學界和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都給予了高度評價。

楊寬先生與復旦大學的結緣始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1953年到1958年，他受聘擔任復旦大學兼職教授，講授春秋戰國史和先秦史料學。“文化大革命”期間（1970年），他借調到復旦大學從事擔任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一册先秦歷史地圖的工作，此後他一直在復旦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他在復旦工作的主要學術成果，是主編《戰國會要》，撰寫中國古代陵寢制度和都城制度兩部著作，修改《戰國史》。1984年應邀遠赴美國講學，從此和夫人卜居邁阿密海濱，謝絶外界邀請應酬，潛心整理舊作，完成最後重要著作《西周史》一書和《歷史激流——楊寬自傳》。晚年他皈依羅馬天主教，在平和的心境中，走完人生最後的一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