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新探》揭示《穆天子傳》与周初历史的准确性

《穆天子傳》主要叙述穆王西征歷程，述及周初其他的事不多。但是所述及的事很正確，可以糾正《史記》的錯誤。當穆王到達赤烏氏，接受所獻禮品後，由河宗栢夭宣讀王的講話，講到“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吴太伯于東吴”。這是和《史記》不同的。《史記·吴世家》説：太王共有三子，即太伯、仲雍和季歷。因爲“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即文王）”，太王要傳位給季歷及其子昌，于是太伯、仲雍出奔荆蠻，到江南建立了吴國。這樣的傳説，春秋時已有。例如晉大夫士見到晉太子申生不得立爲太子，就勸太子逃走説：“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吴大伯不亦可乎？”（《左傳·閔公元年》）可知吴太伯逃奔之説早有流傳，但是，這是出于誤傳。《左傳·僖公五年》載：晋獻公第二次假道虞國進攻虢國。虞大夫宫之奇對虞君進諫，講到虞的歷史説：“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可見太伯、仲雍是虞的始祖，所謂封於東吴，吴即是虞，金文常稱“虞”作“吴”。虞的封國在今山西平陸北。宫之奇所説“大伯不從”，原是不隨從在側的意思，因爲已分封到虞去。《史記·晉世家》誤把“不從”改作“亡去”，“亡去”即逃奔，是出于後人的誤解。這个誤解早在春秋時代已有。例如《左傳·哀公七年》魯大夫季康子説：“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爲飾，豈禮也哉？”所謂仲雍斷髮文身，就是説仲雍已從江南吴越之舊俗了。但是我們細加考核，可知《穆天子傳》所説太王封太伯于吴（即虞），真是正確的事實。

當太王亶父時，周的勢力還很薄弱，周的貴族不可能有力量逃奔到江南吴地去創建國家。太伯、虞仲當是奉太王之命，帶了周族的一支，來到虞地，創建了一个小國，作爲東進的一个重要據點，因爲從這里可以向北方戎狄地區開拓，又便于向東進入商朝的京畿地區。太王這樣派長子、次子東進中原，合力創建新的小國，而把幼子留守在周，這是太王重要的“翦商”戰略步驟。正因爲如此，虞這支貴族向來是很受西周王室的重視。周文王所重用的大臣就有“八虞”和“二虢”，所謂“詢于八虞而咨于二虢”（《國語·晉語四》晉大夫胥臣述及周文王）^[1]。武王克商後，祭祀祖先，“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即仲雍）、文王、邑考，以列升”（《逸周書·世俘解》）。這樣把太伯、王季、虞公三兄弟的神主並列而祭祀，而且太伯列于季歷之上，可見對太伯、仲雍極其尊重，怎么可能是逃亡出去的呢？《詩經·大雅·皇矣》：“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禄無喪，奄有四方。”過去經學家把“對”訓釋爲“配”，説是“配天”的意思，并不確切。這是説上帝創立了一對的邦國，這一對邦國創始于太伯、王季（即季歷）；還説季歷能够發揮兄弟友愛的精神，也就是説能够相互合作，因而擴展喜慶的事，從而使得周受天禄而永不喪失，包有四方。看來王季能够伐西落鬼戎（即鬼方）、俘二十翟王；又伐余無之戎而克之（見《後漢書·西羌傳》注引《竹書紀年》），開拓很大領土，都是王季和太伯、仲雍合作，并以虞國作爲前進基地的結果。當時這些强大的戎狄部族都在今山西北部，若没有虞作爲前進的基地，周長途遠征，是不可能取得這樣的成就的。到周文王時，進一步向東征服了黎（一作“耆”或“飢”），黎在今山西長治附近；接着又攻取了邘（一作“于”或“盂”），邘是商王經常狩獵的地點，在今河南沁陽西北，這需要經山西南部穿越太行山才能攻到此地。這都需要以虞作前進基地的，否則是不可能的。

據師酉簋銘文，周王在吴（即虞）的太廟册命師酉的禮，可知虞有太廟可以作周王行禮之處，就是因爲虞是太伯、仲雍的封國。《穆天子傳》卷六稱穆王“乃宿于虞”，也是因爲虞爲太伯封國，原有周王留宿的宫室。

《史記·吴世家》説：“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爲虞仲，列爲諸侯。”這是顛倒了歷史事實。上引宫之奇講虞的歷史，説：“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可知仲雍即因封于虞而稱虞仲。而《史記》説周章之弟虞仲封于虞，顯然是錯誤的。《索隱》説前後有兩个虞仲，是“祖與孫同號”，這是彌縫的曲説。其實，江南的吴國出于虞的分支，是後來康王時再度分封到江南來的，到康王時，周才有力量可以把周貴族分封到江南來。

西周初期一貫以分封小國作爲東進開拓疆土的手段。芮該是和虞同是周早期分封的小國，金文“芮”作“内”，在今陝西大荔東、朝邑南，正當北洛水和渭水的交會點，又是渭水向東和河水交接地區，即所謂“渭汭”所在，“内”可能即由“汭”而得名。這个地理位置很是重要，這是周從渭水流域進入中原河水流域的交通樞紐，是從周到虞的必經之路。它的分封時代不詳，可能與虞同時，至少到季歷在位期間已存在，季歷之所以能够在今山西地區不斷征服戎、狄部族而擴展領地，文王之所以能够攻取黎地而攻取商的邘地，就是由于芮國控制着這个交通樞紐和虞國成爲東進的前綫基地。所以當文王時，虞芮之間發生争端而不和，成爲文王首先要解决的問題^[2]。《詩經·大雅·緜》：“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生’讀作‘姓’）。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這是説：由于文王使虞、芮重新團結，感動了許多貴族，使得許多人前來歸附，歸來了許多捍衛之臣，增强了“禦侮”的戰鬥力，這是文王壯大力量的一个重要成就。周在太王、季歷、文王三代時期，虞始終是一个東進的前綫基地，可知太王分封太伯和仲雍到虞，確是開始計劃“翦商”的一个重要戰略步驟，而且是很成功的。(www.xing528.com)

我們還要指出，《史記·周本紀》把太王（即大王）稱爲“古公”或“古公亶父”，是錯誤的。《詩經·大雅·緜》稱“古公亶父”，“古”是“昔”的意思，崔述《豐鎬考信録》已經指出：“周自公季以前未有號爲某公者，微獨周，即夏、商他諸侯亦無之，何以大王乃獨有號，《書》曰古我先王，古猶昔也……古公亶父者，猶言昔公亶父也。公亶父相連成文，猶所謂公劉、公非、公叔類者也。”這个論斷是正確的。《周本紀》不稱大王（即太王）而稱古公，在一連串的叙事中，一律稱爲古公，這是出于誤解了《詩經·大雅》“古公亶父”的稱呼。《尚書·無逸》説：“太王、王季克自抑畏。”《詩經·魯頌·閟宫》説：“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孟子·梁惠王下》也説“大王事獯鬻”，又説：“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先秦古書一概稱爲大王，没有稱作古公的。童書業《春秋左傳研究》説：“古公亶父未必即太王（古乃時代之稱，亦非‘謚法’），而《史記》之‘古公’則確爲太王，蓋周族至太王時始脱戎狄之俗而建城郭之國家，并開始有‘翦商’之志而稱‘王’也。”此因《史記》大王誤作古公，以爲“古公亶父未必即太王”，這是不對的。由此可見，《穆天子傳》稱爲大王亶父，是真實的歷史記載，應該據以改正《史記》的錯誤。

《穆天子傳》記載河宗栢夭向赤烏氏首領傳達周穆王的講話，講到大王亶父做了兩件大事，一是把元子太伯封于吴（即虞），二是把元女嫁給赤烏氏首領，用以説明“赤烏氏先出自周宗”。既然封元子之事確是事實，那么，嫁元女給赤烏氏也該是事實，而且與封元子之事同樣重要，因而相提并論。王貽樑認爲赤烏氏可能即烏孫氏，因爲烏孫原來在敦煌、祁連山之間，顔師古説到，“胡人多青眼赤髮”，因而稱爲赤烏氏。這个推斷可能性很大，因爲赤烏氏在舂山，即在昆侖附近，祁連山就是傳説中的昆侖，《穆天子傳》所説舂山上有縣圃，縣圃正是昆侖的神話中的。

漢代敦煌郡有昆侖塞，或稱昆侖障，在今甘肅酒泉南，《後漢書·西域傳》謂“今以酒泉屬國吏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即此。崔鴻《十六國春秋》記前凉張駿時，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昆侖之體，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謂此山也。”所謂酒泉南山即是祁連山，這是著名的高山，海拔五五四七米。祁連原爲胡族之名，顔師古云：“匈奴謂天爲祁連。”這和漢語稱爲昆侖，是相同的語義。昆侖之名不僅由于山的高，可以上通到天，而且由于山頂作“穹隆”形，如同所謂“穹蒼”^[3]。《楚辭·天問》説：“圜則九重，孰營度之？”王逸注：“言天圜而九重。”神話中天是圓形而九重的。胡人謂天曰祁連，以爲祁連山可以上通到天，同時以爲祁連山頂作穹隆形，有所謂“昆侖之體”，因而以爲即是昆侖。從《穆天子傳》看來，昆侖之丘是這座山的總名，舂山是這座山北面的最高峰。所以天帝的命令是：“乃至于昆侖之丘，以觀舂山之寶。”到達時，先是“天子升于昆侖之丘，以觀黄帝之宫”。後來“天子昆侖之丘，以守黄帝之宫，南司赤水，而北守舂山之寶”。接着“天子北升于舂山之上，以望四野，曰：舂山是唯天下之高山也”。所謂“北守”、“北升”都在昆侖之丘的範圍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