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穆王西征史迹的真实性揭秘

我們認爲，周穆王在幾个游牧部族的引導下，帶着所謂“六師之人”，沿着黄河上游西行，穿越戎、狄地區，經歷許多戎狄部族，相互贈送禮品，做安撫的工作，都是真實的故事。其中摻入神話傳説，或有夸張增飾，當然是無可避免的。先秦時代西北地區分佈有許多戎狄的部族，中原的王朝或諸侯，企圖兼并這些部族和擴大統治地區，不外乎兩種手段，或者用安撫的策略，或者用武力征服，或兩者兼而用之。周穆王是兼用兩種策略的。

黄河是中國民族和文化的摇籃，黄河與人民的生産和生活休戚相關，與國家的興衰也有密切關係，有爲的國君對此是要關心的。例如秦惠文君八年（前330），魏入西河地于秦；十年，魏納上郡于秦，于是秦開始佔有黄河上游一部分地方；十二年（前326），秦就“初臘，會龍門”（見《史記·六國年表》）。臘祭是冬季舉行酬謝收穫之神、慶祝豐收的節日，舉行酒會，男女齊集，開展娱樂活動。從這年起，秦國在龍門舉行臘祭而集會，就具有特别的用意，該是爲了和沿黄河上游的人民聯歡，包括原來留居在這一帶的戎狄部落的人民在内。由于秦和這一帶游牧部族的關係友好，秦王可以通過戎地而游觀北河。《六國年表》載秦惠文王更元五年（前320），“王北游戎地至河上”。《秦本紀》作“王游至北河”。《集解》引徐廣曰：“戎地在河上。”《正義》曰：“按王游觀北河，至靈、夏州之黄河也。”這時在河上的戎地，當然包括河宗氏這个部族在内。《秦本紀》又載秦昭王二十年（前287），“又之（‘之’通‘至’）上郡、北河”。秦昭王也經上郡到北河，北河就是河套南邊的黄河。這時河宗氏已被趙武靈王所攻取，北河東部以南榆中的林胡亦已被趙兼并。近人馬非百認爲秦惠文王和秦昭王都不可能到河套南邊的黄河，于是别出新解，認爲“北河應爲一縣，其地當在無定河上。昭王時榆中、九原尚屬于趙，不得謂爲黄河也。故《本紀》特言上郡北河，明謂北河屬于上郡也”（見《秦集史·郡縣志上》，第579頁）。他看了《秦本紀》，忽略了《六國年表》，又主觀地認爲秦惠文王和秦昭王都不得到河套的北河。其實《六國年表》明確記載秦惠文王是經過戎地到河上的。秦昭王時榆中九原已屬趙，也還可以從秦上郡經戎地到河套。秦惠文王和秦昭王都是很有作爲的秦君，秦完成統一的基礎就是他們所奠定的，他們先後越過戎族地區，到北河去視察，説明了他們對黄河的關心和重視。看來周穆王也是如此，同樣是越過戎狄地區而游觀黄河上游，只是規模要大得多，路程要遠得多。

周穆王能够越過戎狄地區，沿着黄河長途西行，主要是依靠幾个得力的游牧部族的引導和支持，可考的除了河宗氏以外，還有秦、趙兩國的祖先造父之族。《秦本紀》説：“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繆王，得驥、温驪、驊駵、騄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繆王御，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繆王以趙城封造父。”《趙世家》大體相同，惟謂“桃林盜驪、驊騮、緑耳”，以爲這些名馬出于桃林。又于“西巡狩”下有“見西王母”。看來秦、趙兩國都有他們祖先造父爲周穆王之御而西巡的傳説，只是没有像《穆天子傳》由河宗栢夭爲先導而西征的傳説那樣能够流傳下來。《穆天子傳》説“天子命駕八駿之乘”，列舉八駿之名，而《史記》所載造父爲周穆王之御，只有其中四駿，四駿之名是相同的。所説：“見西王母”也是相同的。《穆天子傳》列舉八駿之名中有華騮、緑耳、赤冀、盗驪，是和《史記》所説四駿相同的，“赤冀”和“得驥”是音同通用。足見《穆天子傳》與《史記》的記載的來源是一致而真實的。只是《史記》説造父因此封於趙城，《穆天子傳》没有提及。看來《穆天子傳》因爲出於河宗氏的祖先傳説，只記河宗栢夭因此而得“河宗正”官職，没有述及其他隨從人員因功所得的賞賜。由于《穆天子傳》出於河宗氏的傳説，河宗栢夭的來歷説得很清楚，其他隨從人員的來歷就没有説到，例如《穆天子傳》講到天子之御有造父、三百、耿翛、芍及四人，都没有説明來歷，看到《史記》才知造父是秦、趙的祖先。

此書卷一稱：周穆王開始西征，出隃之關隥（即今雁門山），“至于人，河宗之子栢絮且逆天子于智之”。于省吾以爲人即馮夷，因爲“”“馮”古通，甲骨金文中“人”“尸”“夷”三字形音并通。我認爲此説不妥。郭璞注云：“，國名。”是正確的，下文述及其首領爲栢絮可證。按《穆天子傳》的文例，常以“人”字稱呼邦國或部族，如封膜晝“以爲殷人主”。也或用“人”以稱呼部族之首領如稱赤烏之人其，赤烏即赤烏氏。這類例子很多。“河宗之子”，《趙世家》正義引作“河宗之子孫”，作“子孫”比較確切，猶如此書卷四稱爲“河伯之孫”。人同河宗氏一樣是一个以河伯爲始祖的部族，以滲澤爲河伯潛居之處，設有祭祀河宗之所，周天子因而以獵得的白狐玄狢以祭。人傳爲馮夷之後，是可能以馮夷作爲其部族的名稱的。但其首領不稱馮夷栢絮或人栢絮，可知當爲其部族或國名。由此可知河宗氏和人都是以一个湖泊作爲中心而沿黄河游牧的。因爲游牧需要水草茂盛的地方，湖泊周圍是水草茂盛之處。(www.xing528.com)

人之所在，既是周穆王從隃之關隥（雁門山）西行，首先到達之地，又是周穆王西征歸來，最後結束之處，引導者河宗栢夭由此“歸于其邦”的。當時“栢絮觴天子于澡澤之上（‘澡’當是‘滲’字之誤），多之汭，河水之所南還”。這分明是北河由東而向南轉彎的彎曲之處，當即在今内蒙古托克托一帶，正當後來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之後向西攻取胡地而建立的雲中郡的南部。上文所引《趙世家》所載霍太山山神的朱書，講到趙武靈王將要“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諸貉”。《趙世家》又載武靈王二十六年（前300）“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古本竹書紀年》載：“魏襄王十七年（前302）邯鄲命吏大夫遷于九原，又命將軍、大夫適子、戍吏皆貉服。”（《水經·河水注》所引）可知趙武靈王在胡服騎射之後，所攻略取得的最西之地，就是雲中和九原，此地原爲貉族居住地區，因而趙武靈王爲此特别下令，要遷居到此地文武官員“皆貉服”。以前《古本竹書紀年》的注釋者往往以爲“貉服”即“胡服”，其實是有些差别的。趙武靈王“初胡服”在前，《六國年表》和《趙世家》都記在趙武靈王十九年，如果貉服和胡服没有差别，趙武靈王就不必在這時再下令要遷居到九原的官員“皆貉服”了。“貉”原是中原人對北邊游牧部族的稱呼，大體上在胡族之北，古書上常以胡、貉并稱，如《荀子·强國》稱秦“北與胡、貉爲鄰”。“貉”一作“貊”，西周時代已有這个稱呼。如《詩經·大雅·韓奕》説：“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追”與“貊”都是對北方狄族部落的稱呼。西周時韓國在今山西河津之東，靠近龍門。

十分明顯，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之後所攻取得的九原、雲中，就是“休、溷諸貉”的“游居”地區。看來九原、雲中的地名，即起源於休、溷。據王力編制的古音的韻部的諧聲表，從“九”聲和“休”聲的同屬“幽”部，當可相通。“溷”字常用作“混”的異體字，從“雲”聲和“昆”聲的同屬“文”部，也可通用。“九”“雲”與“休”“溷”古音可以相通，并非出于偶然的巧合，這種地名看來都是依據當地的方言，因而有前後相承的關係。《穆天子傳》所説人，當即《趙世家》所説溷之貉族；所説人所居的滲澤和多之汭，正在雲中郡南部北河，由東向南轉彎的彎曲之處，即是“溷”的所在。吕調陽説：“同混。”如此説來，“”和“溷”同樣是“混”的異體字了。我認爲，“溷”原先是滲澤的别稱，“滲”所從“參”聲和“混”所從“昆”聲也很相近而可以通假，原是出于當地方言的不同音譯，這个湖泊周圍原是人游牧的中心地點，靠近北河由東向南的彎曲之處，即所謂“多之汭”，多也出于當地方言的音譯，出于同一的語源。

先秦的歷史上，趙武靈王所設九原、雲中二郡，已經是西北最遠的地方，因此我們以中原文獻與《穆天子傳》所載西征地名能够參證的，只能到此爲止。從此已可見周穆王西征史跡的真實性。《左傳·昭公十二年》記楚的左史倚相對楚靈王説：“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祁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没于祗宫。”《穆天子傳》簡書的整理編輯者荀勖所作序文，就引用《左傳》的這段記載，以爲“此書所載則其事也”。又説：“王好巡狩，得盜驪、騄耳之乘，造父爲御，以觀四荒，北絶流沙，西登昆侖，見西王母，與《太史公》記同。”這是正確的。據《左傳》，左史倚相對楚靈王説這些話，是進諫楚靈王的，所講當是歷史事實。《晋書·束皙傳》説：“《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束皙也是參與汲冢出土簡書整理編輯的。荀勖説：穆王“以觀四荒”，束皙又説：“游行四海”。爲《穆天子傳》作注的郭璞，在所作《山海經》叙中，又引汲郡《竹書》及《穆天子傳》，較詳地叙述了“穆王西征”的經歷，并説：“周歷四荒”。因爲穆王在“西征”中，又有“北征”，“東歸”後，又“東南翔行”，回到宗周之後，又曾西游、北游和南游。楚左史倚相所説“周行天下”，就是指穆王曾向四方游歷，其實主要的是長途西游這一次。管仲曾説：“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跡以成名。”（見《國語·齊語》和《管子·小匡》）凡此都足以證明周穆王西征的真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