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新探》：揭秘《詛楚文》中的巫術和血祠

“盟”與“詛”，是春秋戰國時代諸侯和卿大夫之間在戰争中，常用來相互合作和彼此約束的政治手段。詛就是咒詛，《説文》説：“詛，詶也”。“詶”就是“咒”的異文。當時“詛”有兩種，一種是對内的，常是先結“盟”而後加“詛”，如《左傳》記載魯的三桓多次先結盟，再“詛”於五父六衢。這是在神前立誓發咒，遵守盟約，而請神今後處罰不守盟約的。另一種“詛”是對外或對敵的，就是對罪犯或敵人加以咒詛和譴責，請神加以懲罰甚至加以毁滅。如《左傳·定公五年》十月陽虎“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就是在神前咒詛此二人而加以驅逐，秦《詛楚文》是秦楚將大戰前，秦王使宗祝在神前咒詛楚王而祈求“克劑楚師”的。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當時宋國也流行着天神前咒詛敵國君主的祭禮，而且在祭禮上使用了咒詛的巫術。他們雕刻或鑄造敵國君主的人像，寫上敵國君主的名字，一面在神前念着咒詛的言詞，一面有人射擊敵國君主的人像。如同過去彝族流行的風俗，在對敵戰斗前，用草人寫上敵人的名字，一面念咒語，一面射擊草人。我們看到有下列二條史料，足以證明這點。《戰國策·燕策二》第一章記載蘇代約燕王的話，其中講到：

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絶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而有之，寡人如自得之。”

《戰國策·燕策二》第十一章又記蘇子謂齊王曰：

今宋王射天笞地，鑄諸侯之像，使侍屏匽，展其臂，彈其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

以上兩段話，所談宋王“爲木人”或“鑄諸侯之像”，“射其面”和“彈其鼻”，同樣是指一種咒詛敵國君主的巫術，因爲是在天神或地神面前，對作爲敵國君主的木人或鑄像射或彈的，被誣衊爲“射天笞地”。所謂“鑄諸侯之像，使侍屏匽”，是説把諸侯的人像放在天神或地神像的前面，靠邊如同侍者一樣立在隱蔽之處，然後伸展其手臂，讓人“彈其鼻”或“射其面”。

關於宋王的“射天笞地”，還有《吕氏春秋·過理篇》的記載：

宋王築爲帝，鴟夷血，高懸之，射著甲胄，從下，血墜流地。左右皆賀曰：“王之賢過湯、武矣。湯、武勝人，今王勝天，賢不可以加矣。”宋王大説，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盡應，堂上已應，堂下盡應，門外庭中聞之，莫敢不應，不適也。

高誘注以爲“櫱”當作“”，“帝”當作“臺”，解釋説：“言康王築爲臺，革囊之大者爲鴟夷，盛血於臺上，高懸之以象天，著甲胄，自下射之，血流墮地，與之名，言中天神下其血也。”這個解釋有很大的錯誤。當時射的是作爲敵國君主的木人或鑄像，所謂“著甲胄”，是指作爲敵國君主的木人或鑄像著着甲胄。所謂“鴟夷血”，就是用大皮囊盛着血。《史記·宋世家》説：“盛血以韋囊，懸而射之，命曰射天。”所説“盛血以韋囊”就是《吕氏春秋》所謂“鴟夷血”。盛血的皮囊是掛在著有甲胄的敵國君主的人像上，因此射中皮囊，血就下流，象徵着射死了敵國君主，因而宋王左右觀看的人都歡呼：“王之賢過湯、武矣”，室中、堂上、堂下的觀衆都高呼萬歲了，甚至門外庭中也呼應了。這就是咒詛敵國君主的巫術的精彩表演。(www.xing528.com)

這種咒詛敵國君主的巫術，看來已有長久的歷史，《史記·殷本紀》説：

帝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爲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爲革囊盛血，卬而射之（“卬”同“仰”），命曰射天。

這個記載也誤解這種巫術爲“射天”，但從此可知，這種巫術商代已有，可能與做過商王大戊大臣的巫咸有關。宋國原是商的後裔，因而這種風俗一直沿用到戰國時代。秦嬴姓，出於東夷，與殷商同爲東方民族，因而同樣有這種咒詛敵國君主的祭禮。

秦《詛楚文》指責楚王：“欲剗伐我社稷，伐滅我百姓，求蔑廢皇天上帝及大神厥湫（或作巫咸）之祠、圭玉、犧牲。”郭沫若讀“”爲“血”，是正確的。所謂“血祠”就是“血祭”，《周禮·大宗伯》説：“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血祭有兩種，或殺牲取血以祭，或殺人取血以祭。東夷流行殺人祭社的風俗。《春秋》載僖公十九年：“邾人執鄫子用之”。《左傳》説：“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公羊傳》説：“其用之社奈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穀梁傳》也説：“用之者，叩其鼻以釁社也。”杜預以爲次睢是水名，“此水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由此可見，上述的咒詛巫術，就是從東夷殺人祭社的風俗變化而來。他們把代表敵國君主的木人或鑄像，在神前射擊而使之流血，就是象徵性的殺人取血來祭祀。所以要“射其面”而“彈其鼻”，就是要“叩其鼻以血社也”。秦巫所崇祀的大沈厥湫該與東夷所崇祀的次睢社神，是相同性質的。《詛楚文》上對大神厥湫所用的“血祀”，就是這樣象徵性的殺死敵國君主而取血祭祀，而不是指殺牲祭祀，因爲下文接着還有圭玉和犧牲。由於“血祠”的重要性，高於圭玉、犧牲，所以就列在圭玉、犧牲之上。

根據《周禮·春官》的記載，有官名“詛祝”的，“作盟詛之載辭”。《詛楚文》當是秦宗祝邵鼛所作的“詛”的載辭，原來是在神前念讀而與咒詛的巫術相配合的。文中極力把楚王咒詛成如同殷紂王一樣的暴君，甚至把所有殷紂王殘暴的罪惡强加到楚王的頭上，《詛楚文》指責楚王：“内之則暴虐不辜，刑戮孕婦，幽刺親戚，拘圉其叔父”，無一不是經常被人們指責的紂的殘暴罪行。如《墨子·明鬼下篇》説：殷王紂“播棄黎老（“黎”讀作“耆”），賤誅孩子，楚毒無罪，刳剔孕婦”。又如《吕氏春秋·過理篇》説：紂“刑鬼侯之女”，“殺梅伯”，“剖孕婦而觀其化，殺比干而視其心”。《詛楚文》所謂“暴虐不辜”，就是《墨子》所説“楚毒無罪”。《詛楚文》所謂“刑戮孕婦”，就是《墨子》所説“刳剔孕婦”。《詛楚文》所謂“幽刺親戚”，就指殺比干而言，《史記·宗世家》説：“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詛楚文》所謂“拘圉其叔父”，就是《史記·殷本紀》所説箕子爲紂所囚。箕子是紂的叔父^[2]。關於這點，蘇軾早就看到，蘇軾的詩就説：“刳胎殺無罪，親族遭圉絆。計其所稱訴，何啻桀紂亂。”蘇軾又説：“凡數其罪，考其《世家》，亦無其實。”蘇軾以爲這是秦人欺騙鬼神，他的詩説：“豈惟公子邛，社鬼亦遭謾。”公子邛是魏將被商鞅騙來作爲俘虜的，他以爲社鬼同樣是受騙。

蘇軾説《詛楚文》祈求的是“社鬼”，是不錯的，這是當時民間普遍的信仰。看來當時秦國君臣虔誠地信仰《墨子·明鬼下篇》所説“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所説的鬼神，主要是指宗廟的祖宗和叢社的鬼神，因此“賞必於祖而僇必於社”（“僇”同“戮”）。《墨子》以爲作爲聖王，必須選擇適當地點，建設好宗廟和叢社，“必擇國之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爲祝宗”。“祝宗”就是《詛楚文》的“宗祝”。當時各國都有大的叢社，《墨子》説：“燕之有祖（澤名），當齊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詛楚文》所祈求的大沈厥湫，就是秦的大叢社湫淵之神。爲什麽要“僇必於社”，因爲社神主管刑戮和“罰暴”。《墨子》曾列舉鬼神“罰暴”的故事，其中包括商湯的戰勝夏桀和周武王的戰勝殷紂，都説是鬼神“罰暴”的結果。《墨子》這種説法就是傳統的信仰。因此巫師奉命在舉行咒詛敵國君主的巫術時，必須一面要如《吕氏春秋·過理篇》所説的，把自己的君主看得“賢於湯、武矣”，一面要把敵國君主咒詛得如殷紂一樣的殘暴。這篇宗祝奉秦惠王之命而寫作的《詛楚文》正是如此。

《詛楚文》主要是指責楚王違背了十八世的“詛盟”，一開始就説秦穆公和楚成王既通婚姻，又訂了萬世子孫毋相爲不利的盟約，而且“親仰大沈厥湫（或巫咸）而質焉”，“質”就是在神前作出守約的保證。其實在這以前，秦、楚兩國關係疏遠，既没有結“盟”而加“詛”，更不可能在這些秦的大神之前作“質”。接着又説楚王“不畏皇天上帝及大沈厥湫（或作“巫咸”）之光烈威神，而兼背十八世之詛盟，率諸侯之兵以臨我。”認爲率諸侯之兵伐秦，是違背在巫咸等神之前訂立的十八世的詛盟，隨後又説：“欲剗伐我社稷，伐滅我百姓，求蔑廢皇天上帝及大神厥湫（或作“巫咸”）之血祠、圭玉、犧牲，求取吾邊城新及、長、。”最後的結語又説：“敢數楚王熊相之倍盟犯詛。”這是因爲他們的信仰，認爲這種名山大川的社神是參與掌管“詛盟”的，誰違背這些在社神前的“詛盟”，就得要嚴重的懲罰。例如《左傳》記襄公十一年七月，七姓十二國同盟於亳，是在“司慎、司盟、名山、名川”這些神前訂立盟約，載書最後就寫着，凡是不守盟約的，“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隊”同“墜”），踣其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