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新探：先秦墓建陵寢与墓上建筑

從古代陵寢制度的源流來看，先秦墓上建築只能是“陵寢”的“寢”。秦漢以後的陵寢制度，當即起源於這種先秦的墓上建築。

古代統治者的所謂“寢”，共有三種：一是宫殿的“寢”，這是君主及其家族飲食起居之所；二是宗廟的“寢”，這是已故君主及其家族的靈魂的飲食起居之所，是模仿宫殿的“寢”的；三是陵墓的“寢”，這是墓主靈魂的飲食起居之所，也是模仿宫殿的“寢”的。古代貴族十分迷信，以爲鬼神和活人一樣需要起居飲食，所謂“鬼猶求食”（《左傳·宣公四年》）。因此按禮制，對於死人的供奉要和對活人一樣講究，所謂“事死如事生，禮也”（《左傳·哀公十五年》）。

古代君主的宫殿包括前後兩大部分：前部是“朝”，是君主朝見群臣、舉行朝議、處理政務的朝廷所在；後部是“寢”，是君主、后妃、其子女以及家屬飲食起居之所。因爲“事死如事生”，宗廟建築模仿宫殿的格局，也分前後兩大部分：前部是“廟”，模仿宫殿的“朝”的建築，“廟”就是由“朝”而得名的。金文中有時還稱“廟”爲“朝”，例如鼎説“王各（格）於大朝”，“大朝”即是太廟。“廟”里陳設祖先的神主，有舉行祭祀禮拜儀式和重要政治典禮的廟堂。宗廟的後部是“寢”，模仿宫殿的“寢”的建築，里面的陳設如同活人的“寢”一樣，有生活起居用的傢具和日用品，有穿着用的衣冠和睡眠用的被枕等。“廟”和“寢”的用途不同，建築的結構也不一樣。《爾雅·釋宫》説：“室有東西厢曰廟，無東西厢有室曰寢。”“廟”之所以必須在“室”的兩側設東厢和西厢，因爲“廟”是按照“朝”的格局建築的。“朝”之所以必須在中間的“室”的兩側設“厢”，因爲臣下要在那里等候處理政務或凖備朝見。“厢”一作“箱”。《儀禮·公食大夫禮》鄭玄注：“箱，俟事之處。”《儀禮·覲禮》鄭玄注：“東箱……相翔待事之處。”“廟”之設東西厢，是在舉行祭祀儀式和重要典禮時，便於親屬和臣下聚集等候。至於“廟”後的“寢”，既然是按照“朝”後的“寢”的格局建築的，是供奉已故君主及其家族飲食起居之所，當然不用設置東西厢。中山王陵《兆域圖》上的五間“堂”，都作方形，没有東西厢，就建築格局來看，只能是“寢”，不能是“廟”或享堂。

根據禮書記載，陵墓設“寢”是從秦開始的。首先講到這點是東漢蔡邕。蔡邕《獨斷》説：

宗廟之制，古者以爲人君之居，前有朝，後有寢，終則前制廟以象朝，後制寢以象寢。廟以藏主，列昭穆；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總謂之宫。……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寢，起之於墓側，漢因而不改，故今陵上稱寢殿，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備，皆古寢之意也。

應劭《漢官儀》（《後漢書·明帝紀》李賢注引）、《續漢書·祭祀志》都有類似的説法。

從秦始皇陵西側建築遺址的出土物來看，秦始皇陵確實在陵墓旁側設有“寢”。在陵墓封土西側建築遺址中曾發現有“麗山”陶文的陶器四件，其中兩件陶壺蓋上有陶文“麗山飤官”“左”和“麗山飤官”“右”^[4]。“飤”與“飼”古通用，飼官當即供奉飲食之官。此處有“飼官”陶文的陶器出土，説明供奉“寢”内墓主靈魂飲食的官就設在這里。秦漢時代，不但宫殿的“寢”内設有“飤官”供奉飲食，陵墓的“寢”内同樣設有“飤官”供奉飲食。《漢印文字徵》卷十五第十一頁有“杜陵飤官丞”印，便是漢宣帝杜陵的“寢”内所設“飤官”所屬官吏的印章。這種在“寢”内設置“飤官”的制度就是沿襲秦代的。1980年12月在秦始皇陵封土西側約17米處，出土兩輛由銅人駕駛的四匹銅馬的大型銅車^[5]，當是供墓主靈魂乘坐巡行之用的。從漢代以後陵寢中設置有交通工具來看，這里當是“寢”中放置交通工具的處所。

西漢時代的陵墓，確實如蔡邕所説，沿用秦代的陵寢制度。《漢書·韋賢傳附韋玄成傳》記載西漢陵寢制度説：

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上四食；廟，歲二十五祠；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

西漢時代把祭祀已故皇帝的“廟”造到了陵園外附近的地方，即所謂“陵旁立廟”，每年要祭祀二十五次。陵墓的“寢”則造在陵園之中，每天要和侍奉活人一樣，四次奉上食品。所謂“日祭於寢”，並不是在“寢”中每天舉行祭祀典禮，只是“日上四食”而已，這和在宗廟中舉行祭禮不同。正因爲陵園中設有“寢”，所以陵園就稱爲“寢園”，《西漢會要》卷十九就有“寢園”條，列舉西漢諸帝以及皇后的寢園。陵園也或稱爲“陵寢”。

《三輔黄圖》記載：“高園（高祖陵園），於陵上作之，既有正寢，以象平生正殿路寢也；又立便殿於寢，以象休息閑晏之處也。”説明當時陵上的“寢”如同宫殿中的“寢”一樣，設有正寢和便殿兩個部分。便殿該是附屬於正寢邊側的别殿，是墓主靈魂遊樂休息的處所。正寢則是墓主靈魂日常起居飲食之所，陳列有座位（稱爲神坐）、床、几、匣、櫃和被枕、衣服以及其他日常生活用具，如同活人的“寢”一樣應有盡有。每天由宫女如同對待活的君主一樣侍奉，“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嚴（妝）具”（蔡邕《獨斷》），還要四次按時刻進獻食物。政府設寢園令（或稱寢令）掌管寢園，是九卿之一的奉常的屬官。如果“寢”中發生特殊情况，寢令要隨時上報。據説元始二年（公元2年）二月，哀帝的義陵的“寢”里發生“急變”事故，乙未這天衣服藏在匣櫃里，丙申這天早上衣服突然出現在床上（這當然是有人故意造作的），寢令當即上報，並超出常規用太牢（牛、羊、豕三牲）來祭祀（《漢書·平帝紀》）。

爲什麽要在陵墓的邊側造“寢”呢？因爲當時人們迷信死者靈魂保藏在陵墓的墓室中，就近造“寢”，便於靈魂用作飲食起居之所。當漢成帝建造昌陵的時候，由於選擇的墓地地勢太低，從其他地方運了大量的“客土”來堆積，費去五年時間，浪費大量錢財，没有能够建成。皇帝徵求群臣意見，群臣反對繼續修建，理由是：“昌陵因卑爲高，積土爲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漢書·陳湯傳》）就是説，由於地勢太低，整個墳丘都用“客土”堆積而成，不能向地下挖掘壙穴建造墓室，墓室中供靈魂遊樂的“便房”也只能造在平地之上，處於周圍堆積的“客土”之中；按照當時的迷信，靈魂處於“客土”的包圍之中是不能保證安全的。當時人既然迷信死者靈魂保藏在墓室之中，因此很自然的，要把供奉靈魂飲食起居的“寢”造到臨近墓室的地方。

爲什麽又要把已故皇帝的“廟”造到他的陵園附近呢？因爲當時人迷信死者靈魂居住在墓室和臨近墓室的“寢”里，把“廟”造到陵園附近，便於死者靈魂到宗廟里接受祭祀的典禮。原來漢高祖的“廟”，依照傳統禮制，建造在國都長安城中。《三輔黄圖》説：“高祖廟在長安城中西安門内，東太常街南。”原來漢高祖的“寢”不造在“廟”一起，造在未央宫以北的桂宫北面。《漢書·叔孫通傳》顔注引晉灼説：“《黄圖》（指《三輔黄圖》）云：高廟在長安城門街東，寢在桂宫北。”按照當時的祭祀制度，每月祭祀高廟的日期，要把高祖的衣冠從“寢”里搬出，經過一條通道，送到高廟中去遊歷一番。當時吕太后住在長樂宫，漢惠帝住在未央宫，惠帝爲了往見母親時避免在街道上和群衆接觸，在未央宫和長樂宫之間，靠武庫以南造了一條“復道”（架空的道路）^[6]。這條“復道”正好在每月高祖衣冠從“寢”遊歷到“高廟”的通道上面經過，這件事引起了講究禮制的叔孫通的注意，他認爲子孫不應該在“宗廟道上行”，這是對祖宗的不敬。惠帝聽從叔孫通的建議，廢除在長安城里把高祖衣冠每月從“寢”中搬出，遊歷到“高廟”的禮制，另外在渭水以北重新建造一座高祖廟，叫做“原廟”。《漢書·叔孫通傳》顔注：“原，重也。先已有廟，今更立之，故云重也。”叔孫通之所以建議在渭水以北另建“原廟”，就是爲了使這所廟靠近高祖的陵寢——長陵，便於高祖的靈魂從陵寢趕到原廟中接受祭享，便於每月把高祖陵寢中的衣冠搬出遊歷到原廟中去。《漢書·叔孫通傳》顔注：“謂從高帝陵寢出衣冠遊於高廟，每月一爲之。”自從惠帝在高祖的長陵以東建立原廟以後，西漢一代在每個皇帝的陵園附近都設置宗廟，成爲定制。每個陵園的“寢”和附近的“廟”之間都有一條“衣冠所出游道”，都要“月一遊衣冠”。

根據文獻記載，西漢諸帝的“廟”確實造在陵園附近。例如武帝的龍淵廟造在他的茂陵之東，宣帝的樂遊廟造在他的杜陵西北（見《三輔黄圖》）。至於西漢諸帝陵園中的“寢”造在什麽地方，還有待於細緻的考古調查和發掘。日本足立喜六《長安史跡之研究》（中譯本改題爲《長安史跡考》）把西漢諸帝陵墓分爲三種形式，其中第三種形式的陵墓是二級或三級臺階式的方形夯築土臺，據説頂部平面上有建築遺蹟，東西和南北各有四條或五條土墻，形成交錯的棋盤格，劃成二十多個或三十個區。足立氏推定這就是“寢”的建築遺存。我爲此曾向咸陽市博物館的同志請教，據王丕忠同志答覆，現在這些陵墓頂上没有建築的遺跡。因此西漢諸帝陵墓的“寢”究在何處，還待作進一步的調查研究。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西漢陵園中的“寢”即使不在陵墓的頂上，必然也在陵墓的邊側，在陵園之内。它和陵園以外的“廟”有一段距離，有一條通道叫做“衣冠所出遊道”，或者簡稱“衣冠道”，是由太常負責管理的。如果“衣冠道”有損壞而斷絶，就要處罰太常。《漢書·百官公卿表》記載：“元朔元年孔臧爲太常，三年坐南陵橋壞，衣冠道絶，免。”(www.xing528.com)

我們把秦代和西漢的陵寢制度與先秦的墓上建築作一比較，可以肯定，先秦墓上建築就是秦代和西漢“陵寢”的“寢”的起源。殷代墓上的建築有個特點，就是建築正好坐落在墓壙口上，面積大小基本上和墓壙口相等，正因爲這種建築屬於“寢”的性質，便於墓主靈魂起居生活之用。中山王陵《兆域圖》上宫垣以内併列“王堂”“王后堂”、“夫人堂”等五間，也正因爲都是墓主靈魂生活起居用的“寢”。古代國君的宫殿里，國君、后妃、夫人各自有其居住的“寢”，可以併列建築。國君居住的叫正寢或路寢，夫人居住的叫小寢。《左傳·僖公三十三年》：“薨於小寢，即安也。”杜預注：“小寢，夫人寢也。譏公就所安，不終於路寢。”《儀禮·既夕》賈公彦疏引服虔説：“小寢，夫人寢也。禮，男子不絶於婦人之手。今僖公薨於小寢，譏其近女室。”陵園中的“寢”就是仿照宫殿中的“寢”建造的，因此中山王陵的“寢”可以分設“王堂”、“王后堂”、“夫人堂”等五間，併列在一起。《兆域圖》的“王后堂”上有記載：“王后堂方二百尺，其葬視哀后。”“堂”和“夫人堂”上都記載：“方百五十尺，其椑棺（按即内棺）、中棺視哀后，題凑長三尺。”這些記載替王后、夫人等三人規定了將來舉行葬禮時所用棺椁的規格，説明當制定這幅《兆域圖》時，這三人尚健在。現在所發現的中山王陵園中，陵墓確實只有兩座，一號墓是中山王墓，東側並列二號墓是先於中山王死去的哀后墓。大概後來由於中山滅亡或其他原因，王后、夫人等三人並未葬入這個陵園。這幅《兆域圖》之所以要把這三人將來葬入時所用棺椁規格記載在她們的“堂”的圖上，就是因爲這些“堂”是凖備作爲死者靈魂居住的“寢”的。

從西漢以前的陵寢制度來看，陵墓頂上或邊側的建築，只能是供奉墓主靈魂起居飲食的“寢”，不可能是朝拜祭祀用的享堂。西漢諸帝的“廟”雖然造到陵園的附近地方，但還是在陵園以外。當時對祖先的祭祀仍在“廟”中舉行，不在陵園中的“寢”内舉行。徐乾學《讀禮通考》卷九十四輯録“上陵禮”的資料，有按語説：“漢不師古，諸帝之廟不立京師而各立於陵側，故有朔望及時節諸祭，此實祭廟，非祭陵也。……其率百官而特祭於陵，實自明帝始也。”的確，西漢時期儘管“廟”造得靠近陵園，祭祀還在“廟”中舉行，仍然是“祭廟”而不是“祭陵”。“祭陵”的制度是東漢明帝開創的。從明帝以後才在陵園内建有朝拜祭祀用的建築。

西漢中期以後，豪强大族紛紛在墳墓之前建立祠堂，把“上墓”、祭祀祠堂作爲團結大族成員的一種手段。光武帝和大臣們原本都是豪强大族出身，原來都建有祖墳和祠堂。明帝創立“上陵禮”，實質上就是把豪强大族“上墓”的禮俗搬到了皇帝陵園中舉行。趙翼指出：“光武令諸功臣王常、馮異、吴漢等，皆過家上冢，又遣使者祭竇融父冢，明帝遂有上陵之制。”（《陔餘叢考》卷三十二“墓祭”條）這個分析是符合歷史發展的過程的。明帝在即位的次年，把元旦公卿百官、四方來朝者、各郡上計吏以及皇親國戚會集祝賀皇帝的儀式，搬到了光武帝的原陵上舉行，成爲歷代帝王舉行“上陵禮”——在陵上舉行盛大祭禮的開端。後來又把皇帝親率公卿百官在宗廟中主持的主要的祭禮“酎祭”（或稱“飲酎”）也移到了陵寢來舉行，每年正月和八月要在陵寢中舉行兩次隆重的朝拜祭祀典禮。於是在統治者的祭禮中，陵寢代替了宗廟的地位，宗廟就顯得不重要了。正因爲如此，明帝臨終下遺詔，把神主藏到光武廟中，從此廢除爲每個已故皇帝建立一“廟”的成規，而把許多祖先神主集中放到一座祖廟（即太廟）里，實行“同堂異室”的供奉辦法。這是對陵寢制度和宗廟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因爲這個改革，陵園中才開始有朝拜祭祀用的建築。怎麽可能遠在先秦時期陵墓上就出現祭享用的享堂呢？

從陵寢制度演變的歷史來看，陵園内的主要建築是隨着禮制内容的變化而變革的。大體説來可以分爲五個階段：從先秦到西漢是第一個階段，這時陵園的禮制，主要是爲供奉墓主靈魂的起居飲食，主要的建築是“寢”。東漢是第二個階段，這時陵園的禮制，除了維持原來供奉墓主的禮俗以外，開始舉行上陵禮，於是“寢”開始擴建，設有舉行朝拜祭祀儀式的大殿，有所謂“寢殿”或“石殿”；同時設有懸掛大鐘的鐘虡（鐘架），因爲行禮需要鳴鐘作爲開始的信號。第三個階段是魏晉南北朝，這是陵寢制度的衰落時期。第四個階段是唐宋時代，自從唐太宗營建昭陵，進一步推行上陵禮，就把朝拜祭獻用的“獻殿”和供奉飲食起居的“寢宫”分開建築。寢宫原來造在陵墓旁邊的山上，後因供應困難，移到山下，稱爲下宫。宋代沿用唐制，分設上宫（即獻殿）和下宫。第五個階段是明清時代，自從明太祖營建孝陵，更進一步擴展上陵禮的排場，取消原來日常供奉飲食起居的辦法，於是廢除寢宫的建築，擴大享殿的設施。這就是顧炎武所説：“明代之制，無車馬，無宫人，不起居，不進奉。”（《日知録》卷十五“墓祭”條）清代的東陵和西陵，基本上沿用明代的制度。在陵園中不設“寢”而單獨設置享堂，是從明代開始的，怎麽可能在先秦的陵墓上就出現單獨的祭祀用的享堂呢？

原刊《文物》1982年第1期

【注释】

[1]按《古本竹書紀年》載：“紂六紀，周文王初禴於畢。”（《通鑒前紀》卷五引）王國維《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説：“《唐書·曆志》：‘紂六年，周文王初禴於畢’，雖不著所出，當本《紀年》。”據此，周文王已“初禴於畢”，可知《史記·周本紀》所説“武王上祭於畢”，當即指禴祭，並非祭周文王之墓。《易·既濟》：“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過去注釋者都認爲東鄰指殷紂王，西鄰指周文王，這是可信的。雷學淇《竹書紀年義證》説：“按班固《通幽賦》云：東厸虐而殲仁。應劭注：東厸謂紂。顔注，厸古鄰字。是西漢時有此解。《禮·坊記》引此爻詞。鄭玄注：東鄰謂紂國中也，西鄰謂文王國中也。”所謂“西鄰之禴”當即指“周文王初禴於畢”。禴有春祭、夏祭、薄祭三義，此處是用薄祭之義。《周易》王弼注：“禴，祭之薄者也，沼沚之毛，蘋蘩之采，可羞於鬼神。”西周初年的禴祭，不是指祭宗廟而是指祭天神。《漢書·郊祀志》載杜鄴説王商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瀹祭，言奉天之道，貴以誠質，大得民心也。”“瀹祭”即是“禴祭”，可知“禴祭”是“奉天”之祭。既然周文王初禴於畢，後來周武王的上祭於畢，該是沿襲周文王祭天神的禮制，决非祭於周文王之墓。

[2]參見拙作《試論西周春秋間宗法制度和貴族組織》的第二節“族墓制度”（收入拙著《古史新探》，1965年中華書局出版）。

[3]《孟子·離婁下》：“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施從良人之所之……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趙岐注：“墦間，郭外冢間也。”這雖是假設之辭，但當時該已出現這種風俗。

[4]見趙康民《秦始皇陵原名麗山》，載《考古與文物》1980年第3期。該文誤釋“飤”字爲“”。從該文所附拓本來看，與金文“飤”字相同，以釋“飤”爲是。

[5]見《文匯報》1981年1月7日所載西安1月3日專電。

[6]李好文《長安志圖》的《漢故長安城圖》，在故城的東南覆盎門西北有“高帝廟”，下有注：“惠帝朝長樂，取道於此（原本“此”字誤作“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