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墓上建筑无法用于祭祀-《古史新探》

目前比較流行的説法，認爲這種先秦墓上建築用於祭祀墓主，定名爲“享堂”。我在1980年版《戰國史》中也採用此説，把中山王陵上的建築稱爲“享堂”。看來這是不恰當的。有的人探討了“陵墓上建享堂的源流問題”，認爲根據這些考古發現“可以糾正漢代人所謂‘古不墓祭’‘古禮廟祭，今俗墓祀’的錯誤説法”，甚至認爲“西漢因襲秦以前的舊制，多在陵墓建‘祠堂’（即享堂）”。看來這些説法並不正確。

享堂和祠堂的名稱是後起的，先秦所有統治階級祭祖的處所一律稱爲宗廟。《荀子·禮論》説：“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從先秦文獻來看，統治者的宗廟和族墓顯然在兩處，宗廟建在都邑中，而另有宗族的墓地。宗廟不僅是祭祀祖宗和宗族内部舉行禮儀的處所，而且是政治上舉行重大典禮和宣佈决策的地方。到戰國時代，由於社會發生變革，君主集權的政體出現，政治上的重要典禮都移到朝廷舉行，重大决策都已在朝廷上宣佈，但始終没有把宗廟和陵墓合爲一體。古人重視祭祀祖先，祭祀必須在宗廟舉行，有一定的禮儀，不可能隨便移到墓地舉行。

從中山王陵《兆域圖》格局來看，墓上建築不可能是用於祭祀的享堂。按照古代禮制，后妃居於配合祭享（或稱爲“配食”）的地位，不可能把國王、王后甚至低於王后一級的夫人並列在五間享堂而同時祭享。而且享堂也不宜造到墓穴之上或墳丘之上。《禮記·曲禮上》説：“適墓不登壟，助葬必執紼。”鄭玄注：“爲其不敬。壟，冢也。墓，塋域。”如果墳丘頂上建有享堂的話，送喪葬的親屬就該登上墳丘參與祭祀，怎能看作不敬而加以禁止呢？

古代有没有“墓祭”，是個有争論的問題。從漢代以來，許多講究禮制的學者都認爲“古不墓祭”。清代學者對此有不同的看法。顧炎武是主張“古不墓祭”的（《日知録》卷十五“墓祭”條），閻若璩就反對顧炎武之説，認爲古有墓祭（《四書釋地》“墦間之祭”條）。我們從《周禮》《儀禮》《禮記》等講究古代禮制的書來看，確是不存在墓祭的。《周禮·春官·冢人》記述墓葬完畢以後，“凡祭墓爲尸”。閻若璩以此作爲古有墓祭之證，是不正確的。賈公彦疏認爲“是墓新成，祭后土”，孫詒讓《周禮正義》也認爲是“禱祈於墓地之祇”。《禮記·檀弓下》載：“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鄭玄注：“舍奠墓左，爲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周禮·冢人》：凡祭墓爲尸。”孔穎達《正義》也説：“禮地神也。”可知古代禮制只有在墓旁祭祀地神，没有祭祀墓主的。(www.xing528.com)

在其他文獻上，也没有見到西周、春秋時代祭祀墓主的例子。《史記·周本紀》載：“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於盟津。”《集解》引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索隱》又説：“按文云上祭於畢，則畢，天星之名。畢星主兵，故師出而祭畢星也。”我們認爲，司馬貞所説“祭畢星”未必正確，稱爲“上祭”，該是祭天神^[1]。春秋時代國君有大事，除了到宗廟向祖先請示和報告以外，也有到墓地向祖先請示和報告的，不過多數是出於緊急事故^[2]。即使“去國”之後，得到“反其國”，也只是“展墓而入”（《禮記·檀弓下》），没有祭祀墓主的。

根據禮書記載，在嚴格實行宗法制度的貴族組織内部，只有在宗子離開本國的特殊情况下，庶子無爵者因爲身份低下，不能到宗廟祭祀，才不得已在墓旁臨時設壇祭祀。《禮記·曾子問》記載：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鄭玄注：不祭於廟，無爵者賤，遠避正主），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由此可見，在墓旁設壇祭祀要比在宗廟祭祀低一等，是宗子出國的時候庶子無爵者臨時採用的辦法，用以代替宗廟按時的祭祀。如果宗子在國外死去，這套臨時辦法就得取消。這樣臨時在墓地祭祀必須“望墓而爲壇”，説明墓地上原來並無祭祀用的建築存在。《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安葬以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集解》引《皇覽》説：“孔子冢去城一里，冢前以瓴甓爲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由於孔子特殊的地位，弟子們及魯人出於尊敬，世世相傳，對孔子冢按時舉行祭祀，也只有“與地平”的祠壇，“本無祠堂”。可知從先秦到秦漢之際，按禮制的規定，墓地上還没有祠堂的建築。到戰國時代，由於社會變革，階級關係發生變化，民間祭墓的風俗開始出現。據《孟子》記載，齊的國都臨淄的東郭以外有個墓葬區，經常有人在冢墓之間用酒肉臨時致祭，往往在祭祀以後把酒肉送給乞食者^[3]。這樣零星的祭祀該是規模不大的。所謂“東郭墦間之祭”，也不可能有祠堂。

總之，“古不墓祭”該是事實，即使因特殊原因而祭祀墓主，也只設祭壇，没有享堂或祠堂。因此，現在考古發現的先秦墓上建築不可能是用於祭祀的享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