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新探：殷贵族平定及国都创建计划

根據近年新出土的《利簋》銘文，武王在甲子日克商之後，“辛未王才（在）間（闌），易（錫）又（有）事（司）利金。”辛未是甲子之後第七天，戊辰“王立政”之後第三天，武王已從指揮作戰的前線來到闌坐鎮，在那裡賞賜有功的臣屬。“闌”這個地名，多次見於商代銅器銘文，連同《利簋》銘文，有五種不同的寫法，商王常到那裡，在宗廟裡把貝賞賜臣下。如《戌嗣子鼎》銘文，記載商王在闌宗（即宗廟）賞給貝廿朋。這個“闌”字，從“柬”得聲，“柬”或省作“束”，從“宀”或從“間”等，都是形符。容庚《金文編》釋《宰椃角》銘文，定爲“闌”字。于省吾考釋《利簋》銘文，也定爲“闌”字，並進一步認爲“管”的初文，“古無管字，管爲後起的借字”^[16]。徐中舒也認爲：“辛未是甲子後第八日（按應是第七日），闌，其地必在殷都朝歌不遠，于氏以“闌”爲管叔之“管”，以聲韻及地望言之，其説可信。”^[17]《墨子》兩次提到“管叔”都作“關叔”，見于《耕柱篇》和《公孟篇》。“闌”與“關”音義俱近，更足以證明“闌”即是“管”。《史記·管蔡世家》説：武王“封叔鮮于管”，“管”這個地名早就存在，“管”是後起字，原本寫作“闌”。從沿革地理來看，近年河南鄭州發現的規模很大的商城，即是管城。《括地志》（《史記·周本紀》正義引）説：“鄭州管城縣外城，古管國也。周武王弟叔鮮所封”。《元和郡縣志》卷八河南道鄭州“郭下”也説：“本周封管叔之國”。所謂“外城”或“郭下”，正是現在發現的鄭州商城。根據考古發掘，緊貼商代夯土城牆外壁，附加有一周戰國時代修築的城牆，漢代以後城垣規模縮小三分之一以上，在北部另築一道城牆，把三分之一面積隔開在外，即成爲“外城”或“郭下”。外城或郭下正是商代管邑的城牆，建築於商代前期（二里崗下層文化時期），曾一直沿用到戰國。管邑該和牧邑一樣，原是商的别都，所以建有大城，設有宗廟，商王常到此對臣下賞賜。原來是個戰略要地，所以駐屯有重兵，建有牢固城牆。當周師從盟津渡河進攻牧野時，估計此地已成爲駐屯重兵的後方，所以《利簋》仍然稱爲“闌”。等到武王克商，就到此地來坐鎮，並對臣行賞賜，正因爲這是黄河以南的戰略要地，便於在這裡指揮攻克南國所有殷屬諸侯的軍事行動，處理有關政務，從而鞏固對中原地區的統治。後來把管叔封在這裡，作爲三監之一，同樣是爲了鞏固對中原的統治，並就近監視殷貴族的行動^[18]。

武王在利用原有管邑作爲統治中原重要據點的同時，也還把洛邑作爲駐屯重兵的基地，并計劃進一步建設成爲國都。《史記·周本紀》末段載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周朝把洛邑建設成東都成周，確實開始于武王的規劃，至成王時才建成。但是説“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也是不錯的。《尚書·洛誥》記周公説：“予惟乙卯，朝（早）至於洛師”，可知在成周未建成以前洛邑已有“洛師”之稱。“洛師”之稱，如同“闌”一樣，當因駐屯重兵而得名。盟津後來又稱孟津，在今河南孟縣西南黄河沿岸，西周、春秋時附近有邑名盟，原爲蘇國之邑。盟津正介於洛邑和管邑中間的黄河沿岸，武王要在盟津會合諸侯的聯軍，大規模的渡河北上進軍牧野，是必須先攻占洛邑和管邑，並駐屯重兵，作爲支援大軍渡河的基地，並防止殷的南疆諸侯從背後襲擊。從地理形勢來看，洛邑比管邑更爲重要。後來三監叛亂時，也曾以攻取洛邑作爲目標。《史記·衛世家》載：三監“乃與武庚禄父作亂，欲攻成周”，當三監叛亂時還没有成周之名，當即指洛邑。正因爲洛邑是中原十分重要的戰略要地。(www.xing528.com)

武王克商以後，就有建都洛邑的計劃。近年陝西寶雞出土的《何尊》記載成王“誥宗小子（宗小子是指宗族中的小輩）于京室曰……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國），自之嶭（乂）民。”所謂“中國”就是四方的中心，即指洛邑。所謂“宅兹中國”就是要建都于洛邑。他之所以要“廷告于天”，因爲自以爲接受“天命”，要順從天意，要營建符合天意的國都。《逸周書·度邑篇》記載武王克商後，整夜睡不著覺，憂慮的是“未定天保”難以安定大局，“天保”即是指順從天意的國都。武王原要傳位於周公，周公没有接受，於是武王把建設洛邑爲國都的任務囑託周公。王曰：“嗚呼！旦，我圖夷兹殷（我圖謀平定這個殷商），其惟依天室（“依”與“殷”同音通假，要在明堂舉行内外群臣大會見和大獻祭的殷禮），其有憲命，求兹無遠（宣佈法令可以在此不遠離天意），天有求繹，相我不難（如果天有什麼尋求，在此不難得到天的對我幫助）。自洛汭延於伊汭（從洛水入河處到伊水入洛處），易居無固（地平易無險固），其有夏之居（是有夏建都之處）。我南望過於三塗（我向南望超過三塗山），北望過于嶽鄙（我向北望超過太行山附近的都邑），顧瞻過於有河（回顧超過黄河），宛瞻延于伊洛（坐看能看到伊水洛水），無遠天室（不要遠離明堂）。”這段話，《史記·周本紀》曾經引用，是很重要的。説明武王要把洛邑建設成國都，目的在於平定殷商，在這裡可以舉行會見群臣的殷禮，宣佈法令，從而鞏固統治。從這段話，可知武王曾考察洛邑的地理形勢，登高向南北瞭望，認爲適宜在此建設國都。“其有夏之居”，舊注以爲是説原是夏代的國都，這是錯誤的。屈萬里説：“周人自謂其國曰夏，《尚書》……區夏、有夏皆謂周也。此有夏，亦當指周言。其，將然之詞，言此地將爲周之居處（意謂京都）也”^[19]。這個解釋是正確的。周人自稱“我有夏”（見《尚書·君奭》《立政》），“有夏之居”即是“周居”，所以《史記·周本紀》下文接著就説：“營周居於洛邑而去”。這個“營”字是規劃的意思，是説武王和周公在洛邑作好建都的規劃後離去。從武王所説考察洛邑的情況和《史記》所説“營周居於洛邑而去”來看，武王和周公談話的地點應該就在洛邑附近。《逸周書·度邑篇》第一段説：“王室于周，自鹿至于丘中，具明不寢”。“王”字下疑脱“將”字。“鹿”與“丘中”的地點不詳，該在洛邑附近。當是臨行前，在中原地區巡視，因“未定天保”而睡不著覺，武王這個繼續“圖夷兹殷”即平定殷貴族，在洛邑建設“天保”（即新的國都）和創設宣佈法令的“天室”（即“明堂”）的規劃，是高瞻遠矚的，他把這一規劃交託周公去完成，並因兒子年幼而要傳位給周公，也是爲鞏固周朝統治著想的。武王去世，周公因成王年幼而攝政，在平定三監和武庚叛亂、東征勝利後，營建東都成周，都是執行了武王這個遠大規劃的^[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