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决战牧野的卓越战略-《古史新探》书评

武王經過在盟津和諸侯會盟之後，大大增強了自己伐商的實力，削弱了殷商的抵抗力量。但是，殷商畢竟是個大邦，周畢竟是個小國，殷商的軍隊當然在數量上遠遠超出武王所組織的討伐聯軍，因此武王要取得克商的勝利，不僅要作好充分準備，更需要制定出一個卓越的戰略方針。

在武王觀兵於盟津之後二年，武王制定了一個在牧野速戰速決的戰略，是非常卓越的。當時殷商的王畿，即所謂“大邑商”，四周都有天險。吴起説：“殷紂之國，左孟門，右漳釜，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爲政不善，而武王伐之”（《戰國策·魏策一》）。就是説：商紂所居的王畿，左有太行山的關塞孟門（今河南輝縣西），右有漳水和滏水，前有黄河，後有山嶺，都是天險。除了天險之外，商代在國都殷（即今河南安陽）的四郊，還設有别都，駐屯有重兵，用以防守。在殷以南有個牧邑，就是《尚書·康誥》所説的妹邦和《尚書·酒誥》所説的“妹土”，“妹”或作“沫”，春秋以後稱爲朝歌。古時“妹”“牧”雙聲通用。根據《古本竹書紀年》，“自盤庚遷殷，至紂之滅，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殷是商代後期長期的都城，這已爲考古發掘所證實。但是文獻上有武乙或帝乙遷都朝歌，與紂都朝歌之説。《尚書·康誥》的妹邦，即是牧邑，是周初分封給康叔的衛的國都，《史記·衛世家》説是“故商墟”，就説是商的舊都。《漢書·地理志》在河内郡朝歌下也説：“紂所都，周武王弟康叔所封，更名衛”。當時牧邑（即朝歌）正是别都所在，商紂即居住在牧邑的宫内，後來商紂在牧野戰敗之後，就是逃奔入牧邑宫内自焚而死的。當時商紂所以住在牧邑，因爲牧邑是别都，駐屯有重兵，是王畿南郊的軍事重鎮。直到殷商滅亡之後，康叔分封到此建立衛國，周朝的一支重兵“殷八”，仍然駐屯在這裡。據《小臣簋》銘文，伯懋父（即康叔之子康伯髦）統率“殷八”征伐東夷得勝歸來，是“復歸才（在）牧”的。所謂“牧野”，就是牧邑之野，指朝歌以南七十里地區。《水經·清水注》説：“自朝歌以南，南暨清水（即今衛河上游，土地平衍，據皋跨澤，悉坶（牧）野矣）”。古文獻上如《詩·魯頌·閟宫》《墨子·明鬼下》《荀子·儒效篇》都作“牧之野”，是對的，這是指牧邑郊外的廣大地區，後人指爲朝歌以南七十里的地點，是錯誤的，正因爲牧邑是個防守國都的軍事重鎮，武王要克商，就必須進軍到牧野，在這裡展開決戰。一旦牧野的決戰取得決定性勝利，牧邑就可隨手取得，殷的都城也就没法防守，整個“大邑商”就很快可以全部佔領，從而取得克商勝利^[12]。

武王進軍牧野的時間，是在武王觀兵於盟津之後二年（即文王受命十一年）的二月的甲子日^[13]。甲子是武王選定到牧野決戰的吉日，這與周人相信甲子日吉利有關。後來周公建設東都成周，也是選定甲子日召集殷貴族而發佈命令動工的。周宣王的大臣兮甲，字伯吉父，見於《兮甲盤》銘文，即文獻上的尹吉甫。王國維解釋説：“甲者月之始，故其字曰伯吉父，吉有始義”^[14]。王充《論衡·譏日篇》也説：“王者以甲子之日舉事，民亦用之”。根據《漢書·律曆志》所引《武成》據王國維所作《生霸死霸考》推算，武王於一月二十六日癸巳，從宗周出發，經歷二十五天，到二月二十一日戊午在盟津渡河，從盟津出發，又經六天，到二十七日甲子到達牧野，當天早上宣誓決戰就取得決定性勝利。從盟津到牧野約有三百里路程，這是採取急行軍，每天行五十里速度到達的。當時這一帶交通條件比較好的，從殷虚卜辭來，這一帶正好是殷王經常的狩獵區，可以通行馬車，殷王常常駕駛馬車到盟津以北的太行山南麓進行狩獵活動的。

武王統率進攻牧野的精鋭先鋒部隊，只有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孟子·盡心下》《吕氏春秋·貴因篇》《吕氏春秋·簡選篇》以及《史記·周本紀》都是這樣説的。《史記·周本紀》還説有“甲士四萬五千人”，更説：“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紂“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四千乘”和“七十萬人”之數，恐怕都不可信，調動幾千乘兵車和幾十萬人參與一個戰役，要到戰國時代才可能出現。據《尚書·牧誓》，在武王所統率的聯軍中，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等八國，其中庸、蜀、羌、盧、濮五國，到春秋以後尚存，都是西南部族，他們不可能派遣四千乘兵車到牧野參加會戰。《吕氏春秋·古樂篇》説：“武王即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鋭兵克之于牧野”，武王確是以精鋭部隊作爲先鋒，採取突擊動殺方式，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的。《逸周書·克殷篇》説：“周車三百五十乘陳于牧野，帝辛從。武王使尚父（即吕望）與伯夫（當即《牧誓》所説“百夫長”）致師（孔晁注，挑戰也）。王既誓，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大崩，商辛奔内，登于鹿臺之上屏遮而自燔于火。”商師的陣線，是被周作爲先鋒的三百多乘兵車和虎賁三千多人猛死動殺得崩潰的。

牧野之戰，在甲子這天，從清晨誓師冲殺開始，到夜晚就取得全勝，迫使商紂自殺的。《詩·大雅·大明》描寫這場戰争説：“牧野洋洋，擅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會朝清明”就是早晨清明之時。《逸周書·世俘篇》説：“越若來二月，既死霸，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則咸劉商王紂，執夫惡臣百人”（劉師培校改“夫惡”爲“共惡”）。所説“朝至接于商”，就是説清早到達就與商師接仗。《世俘篇》又説：“時甲子夕，商王紂取天智玉琰及庶玉環身以自焚”（原有脱誤，從顧頡剛校正）。説明甲子當天夜晚，商紂就因失敗而自殺。一九七六年陝西臨潼出土的“利簋”有這方面與文獻符合的記載：“征商，唯甲子朝，歲鼎克。聞（通“昏”），夙又（有）商。辛未王才（在）間（闌）。易（錫）又（有）事（司）利金，用乍（作）公寶彝”。“甲子朝”就是甲子這天清早。“歲”通作“劌”，《説文》説：“劌，傷也”。卜辭常有歲羌若干或歲若干牛的記述，歲即殺死之意。“鼎”通作“丁”，義爲“當”。“歲鼎克”就是説衝殺當即得勝。“聞”通作“昏”是説夜晚。“夙有商”是説快速佔有商邑。或者解釋“歲”爲歲星或歲祭^[15]。但是敘述在“甲子朝”之後，未免文理難通。牧野之戰在甲子一天内，從早到晚就取得全勝，這與文獻記載是一致的。《吕氏春秋》上多次談到此事，如《首時篇》説，武王“立（莅）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又如《覺因篇》説：武王“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早）要甲子之期而紂爲禽（擒）”。《韓非子·初見秦篇》和《戰國策·秦策一》也都説：“武王將素甲三千，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利簋”記載正與文獻相合，“朝（早）”與“聞（昏）”上下文正相呼應。

殷之所以兵多而不堪一擊，首先由於殷貴族生活奢侈腐化、沉迷酒色、政治敗壞，對人民十分暴虐。《國語·周語上》記祭公謀父説：“商王帝辛，大惡于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墨子·明鬼下》也説：“與殷人戰乎牧之野，王手禽費中（仲）、惡來，衆畔皆走（“手”字原誤作“乎”，從孫詒讓校正；“皆”原誤作“百”，從王引之校正）”。這時殷的軍隊早已喪失鬥志，確如武王《太誓》所説“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因而一擊即潰，旋即叛離而走。

其次原因是這時殷的力量已被東西兩面的夷戎部族所削弱。殷商的東部，從商代後期起，東夷的勢力逐漸強盛，《後漢書·東夷傳》載：“武乙衰政，東夷寖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從今泰山以東、濟水以南，直到淮水流域，都成爲東夷分佈的區域。奄（今山東曲阜）曾是盤庚遷殷以前的國都，這時已成爲一支強大的東夷的主要居住區稱爲商奄或奄。營丘（今山東臨淄）一帶原爲殷的諸侯逢伯陵之地，這時也已成爲東夷的蒲姑所在地。殷商連年與東夷交戰，消耗力量很大，所以春秋時人説：“紂克東夷而殞其身”（《左傳》昭公十一年叔向語）；“紂之百克而卒無後”（《左傳》宣公十二年欒武子語）。與此同時，西方和北方的戎狄也漸強大，逐漸進入中原地區，例如打敗周師的燕京之戎，在太原汾陽的燕京山一帶，雷學淇認爲“當殷末政衰爲戎所據”（見《竹書紀年義證》卷十四衰），是不錯的。商王文丁曾授權周的季歷征伐戎狄，授以牧師（諸侯之長）的稱號，季歷在不斷戰勝戎狄的過程中，壯大了力量，擴大了地盤。到商紂時，殷商實際能够控制的地區，只有王畿及其南疆一帶，因而力量逐漸減弱。

周之所以兵少而能一舉克商，首先由於四代的連續的經營，姬、姜兩姓貴族的鞏固聯盟，領導集團的“同心同德”以及西南八國的加入聯盟。這次進軍牧野的聯軍，作爲統帥的太師吕望（即太公望）就是姜姓貴族；作爲六師長官之一的吕他，也該是姜姓貴族。(www.xing528.com)

其次原因是武王繼承文王克商計劃，確定了適當的戰略步驟，會盟諸侯的成功，瓦解了殷紂的抵抗力量，增強了自己的實力，最後又制定了決戰於牧野的卓越戰略，利用殷商貴族内部很多矛盾、士兵没有鬥志的時機，用精鋭的先鋒部隊頃刻間衝垮牧野守兵陣線，在甲子一天内取得了克商的戰果。

殷周之際已盛行車戰，以戰車上的甲士作爲戰鬥主力。武王所統率的革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在這次牧野決戰中作爲先鋒的，就是周的主力軍。當時兵車一乘，大體上，車上乘有甲士十人，車後隨從徒卒二十人。《司馬法》載有一説：“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大體可信，春秋前期也還沿用這種兵制。《詩·魯頌·閟宫》記載魯僖公的軍隊，有“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每乘有公徒三十人，包括甲士與徒卒而言。《左傳》閔公二年載“齊侯（齊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每乘也有甲士十人。《吕氏春秋·簡選篇》所説：“齊桓公良車三百乘，教卒萬人，以爲兵首，横行海内，天下莫之能禁。”當有依據。所謂“兵首”，便是用作先鋒。《左傳》定公十年記載夾谷會盟，“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説明直到春秋晚期，以甲車三百乘出征還是常例。當年武王統率的革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虎賁即指勇猛而快速的甲士，正是每車甲士十人。“賁”即“奔”的假借字，《後漢書·百官志》虎賁中郎將注：“虎賁舊作虎奔，言如虎之賁也。”西周常用虎賁作爲宿衛之臣，見於《尚書·立政》和《尚書·顧命》。

車戰方式與後世步騎作戰方式不同。雙方往往要先排列成整齊的車陣，然後挑戰和交戰。這種整齊的車陣，一經交戰，戰敗者如果崩潰，車陣大亂，就很難整頓車隊，重新組成車陣繼續作戰，所以每次決戰很快就分勝負，不像後來用步、騎兵野戰那樣曠日持久。春秋時代著名的大戰，如城濮之戰、邲之戰、鞌之戰，勝負都在一天内就見分曉，鄢陵之戰也祇經歷兩天。城濮之戰，晉以七百乘的兵力，抵擋楚和陳、蔡聯軍，以少勝多。晉先以下軍“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接著“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就是先以下軍進攻薄弱的陳、蔡軍，作爲右師的陳、蔡就奔潰；接著又以上軍將佐從兩路夾攻楚左師，使左師又崩潰，於是晉就在城濮之戰中得到大勝。牧野之戰也有類似情況，武王“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大崩”，接著乘商師崩潰的時機，乘勝追擊，就在甲子一天内取得這一大戰的全勝。

武王在牧野之戰取得克商的偉大戰果之後，隨即命令太師吕望乘勝進擊殷將方來，同時分兵四路南下，平定服屬於殷的南國諸侯。根據《逸周書·世俘篇》，在牧野之戰得勝之後，“咸劉商王紂，執共惡百人”，就是殺死商紂，並捉到與商紂共同作惡的臣屬一百人；接著“太公望命禦方來；丁卯，望至，告以馘俘”。就是命令太師吕望繼續進擊殷將方來，到丁卯，即甲子在牧野得勝之後三天，吕望凱旋回來報告勝利，並舉行獻馘俘禮。吕望所進擊的方來，唐大沛和陳漢章都認爲即是《史記·秦本記》所説的惡來（見唐所著《逸周書分編句釋》上編、陳所著《周書後案》卷上），並認爲“方”是東夷國名，《後漢書·東夷傳》有“方夷”，“來”是其名。據《史記·秦本紀》記載，商代末年嬴姓一支東夷遷居到了西方，其首領名“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之伐紂，並殺惡來。是時蜚廉爲紂使北方（“使”原誤作“石”，從梁玉繩等據《水經·汾水注》和《太平御覽》引《史記》改正），還無所報，爲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死，遂葬於霍太山”。蜚廉即飛廉，中潏一作仲滑，《正義》引《世本》云：“仲滑生飛廉”。處父，《索隱》以爲“蜚廉别號”。《秦本紀》這段話，該採自嬴姓之族的傳説，所説飛廉“不與殷亂”而“得石棺”，當是他們自古相傳祖先得到祕靈保佑的説法。事實上，飛廉和惡來同樣是被武王派人追逐殺死的。許多古書上都説他們是和崇侯虎同樣助紂爲虐的。《荀子·成相篇》説：“事之災，妒賢能，飛廉知政任惡來”。《荀子·儒效篇》又載進軍牧野途中，周公説：“刳比干而囚箕子，飛廉惡來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焉”。《吕氏春秋·當梁篇》又説：“殷紂染於崇侯，惡來……故國殘身死，爲天下僇。”惡來、飛廉是和崇侯虎一樣被商紂重用而聽信的大臣，所以武王特派大軍追擊。《孟子·滕文公下》説：“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于海隅而戮之”。所謂“伐奄三年討其君”，是周公東征的事。所謂“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是武王東征的事。該是惡來被武王攻殺以後，善走著稱的飛廉向東逃奔到原來東夷的居地，周師乘勝追擊，直追到海邊才殺死的。可以想見，追擊善走的飛廉，是經過一番激烈的追逐和戰鬥的。

根據《逸周書·世俘篇》，在丁卯這天吕望戰勝殷將方來回來，“告以馘俘”以後，“戊辰，王遂祡（“祡”原誤作“禦”，從于鬯校改），循追祀文王（“追”原誤作“自”，從盧文弨依據孔注改正），時日，王立政”。戊辰就是丁卯之後一天，這時殷的原來王畿已全部攻克，武王因而在此舉行祡祭，就是燒柴燎祭天。《説文》：“祡，燒柴燎祭天也”，同時又追祀文王，並且在這天“王立政”。孔注：“是日，立王政佈天下”，這一解釋並不確切。“立政”二字，應與《尚書·立政》同樣意義。王引之《經義述聞》解釋説：“《爾雅》曰：正，長也。故官之長謂之正。……政與正同……立政謂建立長官也”。武王在這裡“立政”，當是發表新的統治全國的長官。

孟子、荀子等儒家爲了鼓吹武王是“仁義之師”，是“以至仁伐至不仁”，不免有武斷和虚構的歷史事實的地方。孟子武斷《武成》不可信，同時他描寫牧野之戰：“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蹶）角稽首。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孟子·盡心下》），這樣説武王在牧野前線發表告慰百姓的話，是爲了安定百姓而來，不與百姓爲敵，並説百姓聽到之後，都跪下來叩響頭，響聲像山崩一樣；而且認爲“征”只是“正”的意思，各人都要端正自己，又何必要戰争呢？這都是孟子憑理想而虚構的，不見有什麼根據。荀子就更進一步，指出牧野之戰是由於殷人倒戈而使武王得勝的。他描寫説：“武王之誅紂也……厭旦於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鄉（向），遂乘殷人而誅紂，蓋殺非周人，因殷人也，故無首虜之獲，無蹈難之賞。反而定三革，偃五兵，合天下，立聲樂，於是《武》、《象》起而《韶護》廢矣”（《荀子·儒效篇》）。這是説：牧野之戰，指揮作戰的鼓聲一響，紂卒就倒戈，掉頭轉向，他們殺了紂，不勞周人動手，因而周師没有砍下一個頭、捉住一個俘虜，也没有因戰功而受賞的事，回去後就放棄三種盔甲和五種兵器而不用，於是創立稱爲《武》、《象》的音樂而廢除殷代稱爲《韶護》的音樂。在孟子、荀子等儒家的宣傳鼓吹下，殷人倒戈而使周人得勝，就成爲牧野之戰的主要關鍵。所以，《史記·周本記》説：“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叛）紂。”《華陽國志》的“巴志”更説：“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巴師勇鋭，歌舞以凌，殷人倒戈，故世稱之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也。”一場有關朝代興廢的決戰變成了“前歌後舞”的慶祝場面。至於，東晉人僞造的僞《古文尚書·武成》説：“甲子昧爽，受（紂）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就不免自相矛盾了。既要承認“殷人倒戈”是事實，又要承認“血流漂杵”是事實，於是就造出“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的話，“血流漂杵”就變成“殷人倒戈”的結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