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於九年出師到盟津在此大會諸侯而結盟，並在那裡發表了盟誓，就是先秦古書上引用的《太誓》（或作《泰誓》）。這個九年，《史記正義》説是“續文王受命年”，就是文王稱王的九年，也就是武王即位後第二年。《史記·周本紀》説：“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這是完全依據武帝時發現的《太誓》的，並不可信。這次參加會盟的諸侯可能不少，但“八百”這個數字並不可靠。所説因天命未可而還師，更是和先秦古書所引《太誓》的主旨不合。
從先秦古書所引《太誓》來看，真本《太誓》的主要内容，包括下列九點：
（一）自稱伐紂是奉天命，上帝要滅亡殷王。如説：“爲鑑不遠，在彼殷王。……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墨子·非命下》引《太誓》）。“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天亦縱棄紂而不葆”（《墨子·天志中》引《大明》）。
圖一 文王用兵示意圖
（二）指出天命順從民意，伐紂就是出於民意。如説：“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昭公元年，《國語·周語中》及《鄭語》引《太誓》）。“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萬章上》引《太誓》）。
（三）指出殺伐是爲了討其殘暴，成就將比商湯伐夏更爲輝煌。如説：“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孟子·滕文公下》引《太誓》）。
（四）稱紂爲“獨夫紂”，見於《荀子·議兵篇》引《泰誓》。《荀子·議兵篇》説：“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挹指麾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誅桀紂，若誅獨夫，故《泰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
（五）以敵我對比，認爲勢在必勝。如説：“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十人，同心同德”（《左傳》昭公二十四年引《太誓》）。又《左傳》成公二年：“商兆民離，周十人同”；《左傳》襄公二十八年：“武王有亂臣十人”；《論語·泰伯篇》記：“武王曰：予有亂十人”，都是依據真本《太誓》的。
（六）宣稱從夢和占卜來看，必然克商。如説：“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國語·周語下》引《泰誓》）。
（七）頌揚文王，如説：“文王若日若月，乍（作）照光于四方，于西土”（《墨子·兼愛下》引《泰誓》）。(www.xing528.com)
（八）宣稱克紂乃文王有德，不克是“予小子無良”。如説：“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鄭注：言有德也）；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鄭注：無功善也）”（《禮記·坊記》引《太誓》）。
（九）列舉了商紂的罪狀。如《墨子·非命下》依據《太誓》概括紂的罪狀是：“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墨子·尚同下》依據《太誓》指出殷用連坐法的危害：“小人見奸巧，乃聞不言也（指不揭發），發罪鈞（謂發覺後同等的罪）”。這些罪狀出於墨子的概括，完全用來作爲墨家理論依據的，因而有很大的片面性。
從上述九點看來，這篇誓言主要在於説明伐紂是奉行天命，也就是順從民意；這是討伐商紂的罪行，勢在必勝。這是一篇武王與諸侯在盟津這個地方會盟的時候所作的誓辭，俱有盟誓的性質，所以這篇《太誓》又稱爲《大明》。“明”即“盟”字。《墨子·天志中篇》引用有和《墨子·非命上篇》大體相同的《太誓》上的語句，但是不作《太誓》而作《大明》（道藏本，吴鈔本《墨子》都作《大明》）。孫詒讓《墨子閒詁》認爲“明確爲譌字，蓋誓省爲折，明即隸古折字之譌”。這一校勘是錯誤的。“明”是“盟”的通假，絶非譌字。
漢武帝時發現的《太誓》，説“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見《史記·周本紀》），所謂“八百諸侯”是夸辭，所謂“不期而會”也不可信。所説“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見僞《古文尚書·太誓》的《正義》引馬融説），更是不符事實。從來會盟一定約有日期，會盟時一定有共同的盟辭。當時武王約定日期在盟津與諸侯會盟，盟津這一地名就是由於這次大會盟而得來。《水經·河水注》説：“河南有鉤陳壘，世傳武王八百諸侯所會處，所謂不期同時也，河水于斯有盟津之目”。《逸周書·商誓篇》説：“昔我盟津，帝休”。就是説，這年會盟於盟津之事，得到了上帝讚美，童書業已經指出：“此文實爲孟津原名盟津之鐵證，以此處之盟係動詞[9]”。《楚辭·天問》述及此事説：“會鼂争盟，何踐吾期？蒼鳥群飛，孰使萃之。”洪興祖《補注》：“鼂、晁，並朝夕之朝”。既説“會朝争盟”，又説“何踐吾期”可知這是一次有約期的大會盟。會盟是先秦諸侯間加強聯合對敵的一種重要方式。
武王這時統率大軍，與諸侯約期在盟津結盟，由武王親自主盟，並締結共同的盟誓。借此説明自己所以要伐紂的原因和目的，分析形勢而指出必勝的趨勢，争取諸侯的同情、理解和支持、合作，從而增強伐紂的力量和減少反對的阻力，以便取得伐紂戰争的勝利。因爲當時中原的許多諸侯，有不少出於商王的分封，原本出於殷的貴族，或者和商紂有利害關係。如果不作詳細分析説明，加以争取和分化，就可能被商紂所利用，組成聯合反抗的力量。
武王在這篇《太誓》中，極力自稱伐紂出於天命，出於民意，殺伐是爲討其殘暴，並以敵我形勢作對比，指出勢在必勝，而且把自己比作湯，認爲這次伐紂，意義上比商湯伐夏更爲光輝，更著重地指出，由於商紂的暴虐，已失去作爲君王的資格，只成爲一個“獨夫”，討伐商紂只是除去一個“獨夫”。荀子引用《太誓》中“獨夫紂”的話，指出“誅桀紂若誅獨夫”，就是發揮了武王這篇《太誓》的重要理論。《孟子·梁惠王下》有一段齊宣王和孟子的對話，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齊宣王再問曰：“臣弑其君，可乎？”孟子再對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獨夫”或一“夫”，是指爲非作歹，成爲群衆所反對的孤獨者。孟子這段議論，同樣是依據武王“太誓”而加以發揮的。孟子對答萬章的話，又同樣認爲湯、武的征伐，是“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也還引用《太誓》：“則取于殘，殺伐用張”等話作證（《孟子·滕文公下》），這就是儒家極力鼓吹的“湯武革命”理論。這是當年武王與諸侯會盟時首先在《太誓》中提出的，後來成爲孟子、荀子等儒家的民主思想的淵源，對後代的政治思想曾發生深遠的影響。
這種“湯武革命”的理論，是武王的傑作，曾長期進行宣傳。《逸周書·商誓篇》記載武王克商後，告誡殷貴族曾説：“古商先誓（“誓”是“哲”的通假）王成湯克辟上帝，保生商民。……今紂棄成湯之典，肆上帝命我小國曰，革商國。”這是説，天命之所以革商，是由於商紂不能繼承成湯之典，也就是不能“克辟上帝，保生商民”，因爲天命和民意是一致的，天命是順從民意的。《商誓篇》還記武王説：“若朕言在周曰：商百姓無罪”。又説：“昔在西土，我其有言，胥告商之百姓無罪（“姓”字原缺，從孫詒讓校補），其維一夫，予既殛紂，承天命，予亦來休。”這裡所説“百姓”是指“百官”和貴族。從此可知，武王把紂稱爲“獨夫”或“一夫”，還有個重要意義，就是指惟一負有重大罪責的人，因此，所有百官和貴族可以一概無罪，不予追究。這種集中打擊一人而對其餘寬大的政策，是瓦解敵人抵抗力量的一種重要策略。這樣就使得商紂一人陷於孤立無援的境地，便於一舉殲滅。武王所以要在會盟的“太誓”中鄭重聲明他殺伐的目標祇有“獨夫紂”一人，就是要許多原來屬於殷的諸侯，早日認清戰鬥的形勢，脱離商紂的陣營，不再助紂爲虐。
武王這次統率大軍，約定日期，在準備將來渡河北上進軍的渡口，即所謂盟津，和許多諸侯會盟，意義是十分重要的。這是準備定期進軍克商的重要戰略步驟，具有大規模行軍和進行軍事演習性質，以便做好此後在此約定日期、會合同盟的大軍大規模渡河北上決戰的準備。《史記·周本紀》説：“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于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這些話不見於漢武帝時發現的“今文《太誓》”，當别有所據，是可信的。所説“上祭于畢”，就是在畢地祭天神沿用過去“周文王初禴畢”的禮制，上祭即是禴祭，祭的是天神。馬融解釋爲祭於文王墓地，不確[10]。《楚辭·天問》説：“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王逸注：“尸，主也。集，會也。言武王伐紂，載文王木王，稱太子發，急奉行天誅，爲民除害也。”“載尸”就是指載文王木主。武王統率大軍在盟津會盟諸侯，軍中載有文王木主，表示奉行文王所受天命而伐紂，所以《太誓》極力推崇文王，稱“文王若日若月”。也就是利用文王過去在諸侯中的威望來和諸侯會盟，繼續作爲盟主而發表殺伐商紂的大計，分析當時形勢，表示必勝的信心，同時宣佈對敵作戰的政策，表示殺伐目標集中於商紂一人。目的在於進一步鞏固準備聯合作戰的諸侯聯盟，加強伐商必勝的信心，同時使得其他諸侯，特别是過去屬殷的諸侯不再助紂爲虐，脱離商紂的陣營，從而瓦解殷商的抵抗實力。
武王在這會盟中所作《太誓》，是以盟主身份所作的盟誓，所以《墨子》一書中，既引作《太誓》，又引作《大明》，“大明”即是“大盟”，古“明”“盟”同音通用。陳夢家已經指出：《墨子·非命上》所引《太誓》與《天志中》所引《大明》，内容相同，是大明之明是盟誓之盟[11]。《逸周書·商誓篇》説，“昔我盟津，帝休，辨商其有何國？命予小子肆伐殷戎”，其中“辨商其有何國”一句當有脱誤，唐大沛注：“今姑就文義釋之，帝降休命，辨别商其能有何國，言衆心皆離也”。總之，武王在盟津與諸侯會盟的結果，確是使殷商原有抵抗的陣營進一步瓦解，而武王伐商的陣營力量得到進一步加強。因而武王認爲這次會盟於盟津，是成功的，得到了上帝的讚許，因而上帝命令他實行伐殷的大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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