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新探：武王克商的背后经营效果

周是當時西北的一個小國，周武王之所以能够一舉攻克中原的大邦商，這是從太王“實始翦商”起，經歷了季歷和文王的努力，到武王，積累了四代經營的結果。

太王即公亶父，共有三個兒子，長子太伯、次子仲雍和幼子季歷。相傳太王因季歷生子名昌（即周文王），“有聖瑞”，要傳位給季歷及昌，太伯、仲雍因而出奔“荊蠻”，後來建立了江南的吴國。春秋時期已有這種傳説（見於《左傳》閔公元年所載晉大夫士薦的話和哀公七年魯大夫季康子的話）。事實上，當太王時，周的勢力還很薄弱，決不可能到達江南的吴國。當時太伯、仲雍所到的是虞，在今山西省平隆北。吴國出於虞的分支，是後來康王時再度分封到東南的。《左傳》僖公五年記載：晉獻公第二次假道虞國進伐虢國，虞大夫宫之奇對虞君進諫，講到虞的開國歷史，就説：“太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可知太伯、仲雍應爲虞的始祖。宫之奇所説：“太伯不從，是以不嗣”，《史記·晉世家》把“不從”改作“亡去”。其實“不從”是不隨從在側的意思，并非“亡去”。“亡去”是出於後人誤會。太伯、虞仲當是奉太王之命統率一支周族，有目的的東進到今山西省平隆一帶，建立了一個與周相配合的虞國。這是一項十分重要的東進戰略措施。因爲以虞國爲基地，既可以向北方戎狄地區開拓，又可以向東進入商朝的京畿地區，更可向南越過黄河進入中原的洛水流域。這樣就便於周向中原地區開拓，從而戰勝殷商。這就是公亶父“翦商”的重大戰略步驟，所以派長子太伯和次子仲雍合力前往經營，而只把幼子季歷留守在周。

正因爲虞是周人東進中原的先遣的重要一支，向來受到周朝王室的重視。後來文王重用的貴族大臣，就有“八虞”，與“二虢”（虢仲、虢叔）受到同樣重視。《國語·晉語四》記述胥臣對答晉文公的話，講到文王，“及其即位也，詢於八虞，而咨於二虢”。“八虞”是文王的父一輩，“二虢”是文王的同一輩。前人注釋把“八虞”解釋爲“八士皆虞官”是錯誤的。“八虞”當是虞的八個兄弟，如同“二虢”是虢的兩個兄弟一樣，是當時姬姓貴族中很興旺的一支。《逸周書·世俘篇》記載武王克商後舉行獻俘的告捷禮，“告天宗上帝”，並祭祀祖先，“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虞公即是仲雍。這樣把太伯、王季、虞公三兄弟的神主並列而祭祀，而且以太伯列於季歷之上，説明武王克商時，對太伯、仲雍是十分尊重的。王國維認爲這是沿用殷禮，“蓋周公未制禮以前，殷禮固如斯矣”^[7]。

《詩·大雅·皇矣》説：“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禄無喪，奄有四方”。過去經學家把“作邦作對”的“對”，訓釋爲“配”，是對的。但是把它説成“配天”，並不確當。崔述見到“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曾認爲“似太伯已嘗君周而復讓之王季也者”（見《豐鎬考信録》卷八）。其實，太伯確實未嘗君周，這二句是説上帝創建了一對邦國，這一對邦國創始於太伯、王季。也就是説，太伯從周分出去建立的虞，和季歷繼承君位的周，成爲配對互助的國家，所以下文特别指出，季歷能够發揮兄弟友愛的精神，也就是説能够相互合作，因而擴展喜慶的事，即所謂“則友其兄，則篤其慶”；從而使得季歷受到天禄永不喪失，包有四方，即所謂“受禄無喪，奄有四方”。説明季歷之所以能够開拓領土，是由於與太伯合作的結果。王季之所以能够替殷商打敗大敵鬼方，接著攻克余無之戎等，都是以虞國作爲前進的基地的。當時所有這些強大的戎狄都已進入今山西省北部，已成爲殷商的威脅。王季由於這樣的戰功，得到了商王的“牧師”的封號，但也因他勢力擴張，終於被商王文丁處死。

繼虞而成爲姬姓貴族東進所建的國家，就是“芮”。“芮”，金文作“内”，見於《内公鬲》等銘文。在今陝西省大荔縣以東、朝邑縣以南三十里，正當北洛水和渭水的交會點，又是渭水向東和河水（黄河）交接地區，即渭汭所在。可能“内”的得名即由於“渭汭”。從地理形勢來看，這裡正是從渭水流域進入中原河水（黄河）流域的交通樞紐，是從周到虞的必經之路。它的建國時代不詳，至少在季歷在位時期已經存在。季歷所以能够在今山西地區不斷戰勝戎狄部落，擴大領地，就是由於芮國控制著這個交通樞紐和虞國成爲前線的基地。所以到文王時，虞、芮之間發生争論，成爲文王首先要解決的問題。虞、芮所發生的争端，具體情況已不詳。或者説“有獄不能決”（見《史記·周本紀》），或者説“争田”（見《尚書大傳》及《詩·大雅·緜》毛傳），都不可信。《詩·大雅·緜》説：“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其生（姓）。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悔”。這是説，由於文王使虞、芮重新結好，感動了許多貴族，使得許多人前來歸附，歸來了許多捍衛國家之臣，增強“禦侮”的戰鬥力。團結了許多貴族的戰鬥力量，這是文王的重要戰略步驟。後來到成王、康王時，芮伯依然是周朝的重要大臣。據《尚書·顧命》，成王臨終召集大臣寫遺命，所召集的大臣六人，以太保召公爲首，其次即是芮伯；當康王舉行即位禮後，召公與芮伯一同向前相揖，又一同再拜稽首，並對康王有所囑咐，足見其地位的重要。

文王團結好貴族力量之後，就向西討伐大戎，接著攻滅密（即密須），密在今甘肅省靈臺西，目的在於解除後顧之憂。然後向東征服黎（一作耆或飢），黎在今山西省長治附近。接著又攻取邗（一作于、盂），邘是商王經常狩獵的地點，在河南省沁陽西北二十里，已經到了商代京畿的外圍地區（以上依據《史記·周本紀》）。《韓非子·難二篇》説：“文王侵盂，克莒，舉酆”。莒不知在何處，酆不可能是文王後來建都的豐。《路史·國名紀己》記“商世侯伯”，認爲酆即後來屬於楚國之豐，杜預所説“析縣南有豐鄉”，在今陝西省山陽縣，後來成爲文王的一個兒子的封國。此説較爲可信^[8]。(www.xing528.com)

文王東進最費力進攻的，就是崇侯虎所在的崇國。文王伐崇，是一次重大的戰役，《荀子·議兵篇》曾把文王伐崇，與湯伐有夏、武王伐紂相提並論。《詩·大雅·文王有聲》歌頌文王武功，説“既伐于、崇，作邑于豐。”皇甫謐因此誤認爲崇國在豐、鎬之間（《史記·周本紀》正義引）。崇侯虎是商紂得力重用而聽信的“諛臣”，不可能封國遠在豐、鎬之間。陳奂《詩毛氏傳箋》已經加以辨正，認爲此即《左傳》宣公元年晉大夫趙穿所伐之崇（杜注：“崇，秦之與國”），俞樾以爲此即所傳崇伯鯀之崇，在今河南省嵩縣附近（《俞樓雜纂》卷二十八“崇”條）。其説可從。王念孫曾指出，古無“嵩”字，以“崇”爲之，故《説文》有“崇”無“嵩”（《讀書雜志》卷四）。崇國當即因靠近嵩山而得名。據《詩·大雅·皇矣》所描寫文王伐崇的戰役，崇利用山地利於防守的形勢，築有高大城牆，所謂“崇墉言言”“崇墉仡仡。”文王事先曾組織好兄弟國家的力量，準備好攻城用的“臨”“衝”“鉤”“援”等工具和武器，經過激烈的戰鬥，大量的殺傷和俘虜然後才征服了崇。

文王在黄河以北攻取得黎和邘以後，離開商朝建都的殷，不過二百多里，但是要從周調動大軍沿渭水東進，渡過黄河，超越太行山脈向商的王畿進攻，在地理形勢上十分困難。等到文王在黄河以南攻取得崇，消滅了這個爲殷商防守的堅固城堡，就便於在黄河南岸建立進攻的基地，準備調動大軍在盟津一帶渡河進攻商的王畿了。可以説，克崇以後，文王克商的戰略步驟已經基本完成，克商的大計快要實現了。只因爲文王克崇後一年便去世，這個克商大計只能留待武王去完成了。

武王克商是四代接連經營的結果，特别是武王繼續文王經營的結果。文王在位的時間很長，足足有五十年。《尚書·無逸》説：“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吕氏春秋·制樂篇》也説：“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年，凡文王立（莅）國五十一年而終”。在五十年中，他勤於處理政務，講究團結貴族與“國人”，對内推行“明德慎罰”的政策，對外採取聯合周圍小國的方針。《尚書·康誥》記周公説：“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於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文王爲了創建周朝和準備滅商，十分重視選拔人才，並重用投奔前來的異姓貴族。《尚書·君奭》記周公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宫括”。再説：“武王惟兹四人尚迪有禄”。《正義》引鄭玄説：“至武王時虢叔等有死者，餘四人也。”從《逸周書》《墨子》《史記》列舉武大王的臣來看，的確不見有虢叔。《墨子·尚賢中》説：“武王有閎夭、泰顛、南宫括、散宜生而天下和，庶民阜，是以近者安，遠者歸之。”值得注意的是，周公列舉的文王的五位大臣，除了虢叔以外，都是周以外貴族中賢人前來投奔的。《史記·周本紀》説：“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文王這樣重用外來投奔的賢人，正是他逐漸興旺的重要原因之一。據《君奭》所載周公的話，文王重要五位大臣，都是有“德”之人，文王之所以能够用“德”來“降於國人”，“聞於上帝”“受有殷命”（接受取代殷朝的天命），都是出於五位大臣“彝教文王”；武王之所以能够奉“天威”，取得殺敵的勝利，都是由於“四人昭武王惟冒（勖），丕單稱德”。“昭”是幫助的意思；“冒”通“勖”，是勉勵的意思。就是説，由於四人對武王的幫助和勉勵，大大地推廣了“德”的結果。説明文王由於重用前來投奔的有“德”之人，得以大大推進了克商的步驟；武王由於繼續重用這些大臣，繼續推行文王的政策，因而取得了克商的偉大成果。

《尚書大傳》解釋《康誥》，講到“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畎夷（即犬戎），五年伐耆（即黎），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史記·周本紀》又説：文王在解決虞、芮争端之後，諸侯聞之曰：“西伯（即文王）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明年西伯崩”。兩書雖然記載文王征伐各國的年份不同，但是都説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所謂“受命”之年，就是文王自稱接受天命開始征伐之年，也就是開始稱王之年。就是《周本紀》所説“蓋受命之年稱王”。文王稱王七年後去世，武王即位，繼續重用文王選拔的原班大臣執政，並且没有改元，繼續以文王受命稱王之年爲元年，無非表示繼嗣文王“受命”的大業，將繼續完成克商的天命，保持著推行文王政策的連續性（見圖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