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开国年代与惟王五祀的探讨-《古史新探》

近人解釋“惟王五祀”有三説，或者以爲周公歸政成王以後五年；即成王親政改元之後五年；或者以爲是周公攝政五年，亦即成王在位五年，或者以爲是周公攝政稱王五年，周公攝政稱王自有紀年。我們以何尊銘文和《召誥》《洛誥》作比較研究，當以周公攝政五年之説爲是。

營建成周的年代原有兩説。《尚書大傳》謂在周公攝政五年，而《史記·周本紀》謂在“周公行政七年”，《魯世家》謂即在“成王七年”。《召誥》和《洛誥》的著作年代，同樣有兩説。鄭玄以爲《召誥》作于周公攝政五年（《周禮·地官·大司徒》正義引），司馬遷、劉歆都以爲《召誥》和《洛誥》作于周公攝政七年。皮錫瑞調停兩説，認爲“《召誥》與《洛誥》文勢相接，不得以爲相隔二年”，但是“營洛大事非一時所能辦，《大傳》言其始，《史記》要其終，兩説可相明”，并以爲《召誥》與《洛誥》都作于周公攝政七年（《今文尚書疏證》卷十七）。我們認爲皮氏之説不確。從上節我們以何尊銘文和《召誥》内容比較來看，《召誥》應與何尊作于同年。從何尊銘文與《召誥》《洛誥》所載月份與干支來看，也該是同年的。《召誥》記載三月戊申（五日）召公奉命到洛邑“卜宅”，開始“經營”，乙卯（十二日）周公到洛邑視察，甲子（二十一日）周公召集“庶殷”分配勞役，“既命庶殷，庶殷丕作”。後來召公便對成王作長篇教導。從召公所説“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等話來看，此時成王已來到成周升登王位開始聽政。何尊銘文載：“才（在）四月丙戌，王誥宗子小于京室”，順着《召誥》三月二十一日甲子推算，四月丙戌是十三日。成王當是在周公“既命庶殷”以後來到成周升登王位的。《洛誥》第一段記周公追叙營建成周的事，説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這和《召誥》“乙卯朝至于洛”相合。王國維《洛誥解》説：“日而不月者，成王至洛與周公相見，時在五月乙卯以前故也。”（《觀堂集林》卷一）這一推斷，由于何尊出土，得到了證實。成王在四月丙戌以前已經來到成周，周公和成王相見而對話，當即在此前後。《洛誥》説：“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在十有二月”。順着《召誥》三月二十一甲子和何尊銘文四月十三日丙戌推算，十二月戊辰正好是十二月三十日，所以王國維説：“戊辰是歲十二月之晦也。”所有干支，何尊和《召誥》《洛誥》相合，决不是偶然的。

既然何尊銘文結尾説“惟王五祀”，那末，這年該即成王五年，亦即周公攝政五年，足以證明《尚書大傳》説這年“營成周”，鄭玄説《召誥》作于這年，確有依據。其實周公攝政只有五年，并無攝政七年的事。《尚書大傳》所謂周公攝政七年，《史記》所説周公行政七年，都是由于《洛誥》末二句所引起的誤會。《洛誥》末二句説：“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王國維解釋説：“上紀事，下紀年，猶艅尊云‘惟王來正（征）人方，惟王廿有五祀’矣。誕保文武受命，即上成王所謂‘誕保文武受民’，周公所謂‘承保乃文祖受命民’，皆指留守新邑之事。周公留洛，自是年始，故書以結之。書法先日次月次年者，乃殷周間記事之體。……自後人不知‘誕保文武受命’指留洛邑監東土之事，又不知此經紀事紀年各爲一句，遂生周公攝政七年之説，蓋自先秦以來然矣。”王氏依據殷周之際文辭通例，説明《洛誥》末二句上句紀事，下句紀年，各爲一句，從而指出誤傳周公攝政七年，是由于誤把二句連讀而引起的。這个創見對解决周初年代問題作出了重要貢獻。《洛誥》末二句和艅尊銘文一樣，“上紀事，下紀年”，爲了分隔二句，就連用兩个“惟”字作發語詞，很是明顯。

王國維《周開國年表》（《觀堂别集》卷一）於“文王元祀”下，對於這點又有進一步解釋：“成王即位，周公攝政之初，亦未嘗改元。《洛誥》曰惟七年，是歲爲文王受命之十八祀，武王克商後之七年，成王嗣位，于兹五歲。”這一解釋的正確性，由于何尊出土，得到了證實。所説“成王嗣位，于兹五歲”，正與何尊“惟王五祀”相合。武王以繼承文王所受天命而伐商，武王即位和克商，都未曾改元，還是從文王受命稱王之年算起，如《書·洪範》説：“唯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同時，在克商以後，也已有從克商後計“年”的習慣，如《書·金縢》説：“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既克商二年”即是“唯十有三祀”。武王既死，周公攝政稱王，仍沿用從克商後計“年”的習慣，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洛誥》“惟七年”，即是既克商七年，又是成王嗣位之後五歲。

《洛誥》第二段記周公説：“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又説；“今王既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王國維《洛誥解》把“殷禮”解釋爲“祀天改元之禮”，把“作元祀”解釋爲“因祀天而改元，因謂是年曰元祀矣”。從《尚書大傳》所説“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來看，這時確有“改正朔”之事。但是這樣把“作元祀”解釋爲“改元”，“因謂是年曰元祀”，不免是曲解，不符合原意。楊筠如《尚書核詁》改作解釋説：“元，《詩傳》：大也。元祀即祭天改元之大禮。”也很牽强。“記功宗”是説記功勞于宗廟，古有此禮。“以功作元祀”是説因功而在宗廟舉行大祀。“元祀”仍當從舊説釋爲大祀爲是。“殷禮”也不是“祀天改元之禮”，該是大合内外臣工的殷見之禮。《尚書大傳》所説“易正朔”，就是不再沿用文王受命的紀年，而改用成王的紀年。從何尊“惟王五祀”來看，所用成王紀年是從嗣位開始的。因爲當時周朝統治者已經確認成王繼嗣接受皇天的“成命”。這在《召誥》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召誥》説：“皇天上帝改厥元子”，“有王雖小，元子哉”！“王厥有成命治民”，“今王嗣受厥命”。《詩·周頌》中更有《昊天有成命》篇，突出地歌頌了成王繼嗣“二后”（即文王、武王）的“成命”。爲什么這年既稱成王五祀，《洛誥》還是用“惟七年”呢？因爲《洛誥》是周公方面記録的文件，既然把周公留守洛邑稱爲“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用來作爲一年大事而記於篇末，當然要沿用周公原來從克商後計“年”的老例了。

王國維《周開國年表》前後不一致。他于“文王十六祀（既克商五年，成王三年）”下，列有《尚書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于“成王元祀（既克商九年）”下，列有《召誥》首段和《洛誥》末段（包括末二句），又列有《尚書大傳》“五年營成周”。這樣把《召誥》《洛誥》和“營成周”都定在既克商九年，把周公攝政一年定在既克商五年即成王三年，比前面所引王國維之説又推遲二年。上下文不相符合，當是出于偶然疏忽而發生的錯誤。如果依照後説，成王元年和二年周公既未攝政，是誰執政的呢？成王年少未親政，怎么可能無人執政呢？

王國維《洛誥解》認爲結尾“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是指周公受命留守成周的事，是依據宋人蔡沈《集傳》的。《洛誥》第三段記載成王對周公説：(www.xing528.com)

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亂當作“”）爲四輔。

蔡沈《集傳》解釋説：“此下成王留周公治洛也。謂之後者……猶後世留守、留後之義。”蔡氏以留守、留後相比，當然不對，但謂成王命周公留守洛邑，很是確切。王國維解釋説：“後者，王先歸宗周，周公留洛，則爲後矣。”從上下文來看，成王“命公後”的“後”，就是“迪將其後”的“後”，指此後治理東都的政務，包括“監我士、師、工（即監督百官），誕保文武受民（謂大保文王、武王所受于天的人民，指統治人民），亂爲四輔（謂成爲統治四方的輔佐）”。因爲東都成周是天下的中心（所謂“土中”或“中國”），負有統治百官和四方人民的責任。《洛誥》末段説“王命作册逸（即史佚）祝册，惟告周公其後”，就是把成王的口頭决定，寫成公文，用“册命”方式授給周公今後治理東都的大權。鄭玄、王肅等人以爲“命公後”是指封周公之子伯禽，不確。周公于攝政三年“踐奄”。伯禽封於魯，“因商奄之民”，當即在“踐奄”之後，不必待成周建成之後再封。而且從《洛誥》上下文來看，當時成王留周公治洛，是由于“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未能按宗周禮制使天下大定），亦未克敉公功（也未能完成周公之功）”，因而要命令周公“迪將（主持）其後”。辭意分明，絲毫不見有分封周公後代之意。

結合何尊銘文和《召誥》《洛誥》來看，成王于五年三四月間，因營建成周，來到成周升登王位開始聽政，即何尊所説“惟王初，宅于成周”；也即《召誥》所説“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王乃初服”“宅新邑”。在成周大邑建成後，舉行慶功的、大合内外臣工的殷見之禮，“祀于新邑”。到歲末，成王命令史佚册命周公留守成周，主持此後治理東都的政務。同時，成王即回宗周（鎬京），即王位。成王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又説：“公定，予往己。”三四月間，召公説“王來”，到歲末，成王自己説“予小子其退”“予往己”。一則稱“來”，一則稱“退”或“往”，很是分明。根本不存在遷都成周和還都宗周的事。

成周是周王朝統治四方的中心，所以成王命周公留守成周，是“爲四輔”，即是統治四方的輔佐大臣。同時成王還説：“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就是勉勵周公不要廢棄原有法則，這樣子孫就可以世襲這个“爲四輔”的職位。所謂“四方其世享”，無非世代作統治四方的輔佐大臣。後來果然這樣，周公的後代曾世襲這个治理成周、統治四方的職務。令彝銘文説：“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又説：“明公朝至于成周。”《書序》又説：“周公既没，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禮記·坊記》引有《君陳》佚文，鄭玄注：“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至于《書序》説“周公在豐，將没，欲葬成周”，這是説周公告老回到豐的。《尚書大傳》對此説得比較清楚：“三年之後，周公老于豐，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廟。然後周公疾，曰：吾死，必葬于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據此可知，周公告老回到豐，是爲了表示心不敢遠離成王，便于祭祀于文王、武王的宗廟；他病將死，因爲成王曾命令他留守成周，故而要回葬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表示他忠于成王所任命的職守。

總之，由于何尊的出土，我們對《召誥》和《洛誥》得到了進一步的理解，對于周公攝政和歸政的年代以及相關的大事可以進一步明確。成王遷都成周之説是不能成立的；由此作出的推論，認爲遷都成周在周公歸政成王以後五年，周公攝政不應包括在成王在位年數之内，也是缺乏依據的；至于説周公歸政成王以後，成王在成周改元而親自執政，周公因而回到豐邑，更是不可信的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