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都建设的政治目的和作用

西周初期營建東都成周，有其遠大的政治目的。成周建成以後，確實對於創建統一的周王朝，發展全國的經濟文化，起着重大作用。

第一，建設成周是爲了集中遷移殷貴族到成周東郊，以便加强監督、管理和利用，從而鞏固新建的周朝政權。

周公在平定三監和武庚叛亂以後，就改變對待殷貴族的政策，决定取消原來就地監督的辦法，把他們集中遷移到一定地點，以便加强監督、管理和利用。其中有許多殷貴族，被分配給封君，由封君帶到封國去，用作封君在封國的統治力量。同時又有許多殷及多方（即諸侯）的貴族，被集中遷移到洛邑郊外，既便於集中監督和管理，又可以用來爲周朝服役，包括勞役和兵役。駐屯成周的“成周八”，其中軍官和骨幹當然是周貴族，戰鬥的甲士就可以利用殷及多方的貴族充任。不僅駐屯在成周的“成周八”如此，駐屯在牧野的“殷八”更是如此。

遷移殷貴族到洛邑郊外，是周公在平定三監和武庚叛亂後就着手進行的。《逸周書·作雒》説周公在平定殷的叛亂後，就“俘殷獻民遷於九里”，孔晁注：“九里，成周之地”。九里當是成周東郊的里名。《東觀漢記·鮑永傳》説：“賜洛陽上商里宅”，《後漢書·鮑永傳》作“賜永洛陽商里宅”。李注引陸機《洛陽記》曰：“上商里在洛陽東北，本殷頑人所居，故曰上商里宅也”。説明成周以東的漢魏故城東北，就有殷貴族徙居之地。一九五二年在洛陽東郊的擺駕路口、下瑶村西區和東大寺區，都發掘到西周早期的殷人墓葬，他們沿襲殷的禮俗，但也還有一些特點，出土的銅鏟和鉛戈都是不能實用的明器，墓中顯然缺乏觚、爵之類酒器隨葬，陶器中也没有酒器式樣，這是和殷墟的殷墓不同的。因此考古工作者推定是遷居的“殷頑民”的墓葬^[4]。

根據《多方》和《多士》來看，當時周王朝對待遷居到洛邑的殷及多方貴族，是給予永久的田宅，勉勵他們努力治理的。《多士》説：“亦惟爾多士（指殷貴族），攸服奔走（服役而效勞），臣（臣服）我多遜（遜謂順從）。爾乃尚有爾士，爾乃尚寧幹止（安於事業和居處）”。周朝分配給遷居洛邑的殷貴族田地和住宅，是爲了利用他們，要他們順從而服役。采取這樣的遷移殷貴族的政策，是一舉兩得的，既可以解除這些殷貴族原住地發生叛亂的危險，又可以集中起來便於監督和利用，充實周朝的統治力量。後來秦代和西漢初期從東方遷移大量“豪富”到關中國都附近，還是沿用這項政策。《書序》説：“周公既殁，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分正”是説分設官長。《書序》又説：“康王命作册畢公（‘公’字原脱，據《史記·周本紀》校補）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分居里”是説分别居民的“里”。所有這些措施，無非爲了加强對成周東郊居住的殷貴族的監督和管理。

第二，成周建成以後，東西兩都併立，兩都的京畿連成一片，形成統治四方的政治中心，加强了全國的統一。

《逸周書·作雒》説成周建成後，“制郊甸方六百里，因西土爲千里”。《漢書·地理志》也説：“初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顔師古注：“宗周，鎬京也，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爲方百里者六十四也。洛邑，成周也，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二都得百里者百，方千里也。故《詩》云邦畿千里”。這是一種理想化的整齊的説法，實際上是不可能這樣整齊的。但是兩都的京畿接成“東西長而南北短”的一片，是事實。這樣，東西兩都緊密連結，便成爲統治全國的樞紐，有利於鞏固全國的統一。

在周朝的東西兩都中，雖然周天子長居西都，成爲周王朝的統治中心，但是在具體的政治作用上，東都却比西都重要得多。因爲成周正是四方的中心，對於四方諸侯以及周圍夷戎部族的事，都必須由成周的中央政權機構來管理。周王朝中央政權的最高官署叫“卿事寮”，由太師或太保主管（關於這點將另文詳論）。周公原來官爲太宰，以太宰攝政，《左傳·定公四年》説：“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又説：“周公爲太宰”，可以證明。《帝王世紀》説：“周公爲冢宰攝政”（《藝文類聚》卷十二和《太平御覽》卷八十四引），是不錯的。等到周公歸政於成王，成王命他留守成周爲“四輔”，官職爲太師。“周公爲師”見於《史記·周本紀》和《書序》。《帝王世紀》説：“王始躬政事，以周公爲太師”，也是正確的。周公就是以太師之職主管成周的“卿事寮”，通過“卿事寮”處理東都京畿和四方的政務。此後周公的繼任者，都是以太師或太保之職主管“卿事寮”而管理“三事四方”的。

《令彝》記述了周公之子明保繼承周公職務的情况：

惟八月，辰才（在）甲申，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授）卿事寮。丁亥，令告於周公宫。公令出同卿事寮。惟十月月吉癸未，明公朝（早）至於成周，出令；舍三事令，卿事寮、者（諸）尹、里君，百工，者（諸）侯，侯、田（甸）、男，舍四方令。

成王所以要命令周公之子明保接替周公的職務，該是周公已到告老的年齡，就是《尚書大傳》所説：“三年之後，周公老於豐”。這年八月甲申，成王命令明保“尹三事四方”，授給“卿事寮”，就是要明保接替其父親周公主管東都的職位。後四天丁亥，明保按照禮制，派作册（史官）去向周公報告請示，周公命令明保“出同卿事寮”，就是要他到成周的“卿事寮”舉行殷見禮，“同”就是殷見禮。《周禮·春官·宗伯》説：“殷見曰同”。到十月癸未，明保到成周就職，就到“卿事寮”主持殷見禮，於是發佈主管“三事四方”的命令。“三事”是指京畿的政務官、司法官和地方官，就是《書·立政》所説：“立政：任人、凖夫、牧，作三事”。“四方”是指分布在四方的諸侯。這段銘文的末句，是倒裝句法，應該是：“舍四方令，諸侯、侯、甸、男”（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説》卷一《令彝三跋》）。明保在主持的殷見禮上發佈主管“三事四方”的命令，“三事”的命令從“卿事寮”下達到“諸尹”（政務官）、“里君”（地方官）、“百工”（百工即百官，《詩·周頌·臣工》：“嗟嗟臣工”，《毛傳》：“工，官也”）。“四方”的命令下達到侯、甸、男等各級諸侯。銘文開頭記載成王對明保的任命，“保”當是官職，即是太保，任命是應該説明職稱的。下文稱明保爲“明公”，“公”是尊稱，因爲此器出於他的臣屬制作，尊稱爲“公”是符合禮制的。

由此可知，成周建成以後，成周設有“卿事寮”，主管着“三事四方”，成爲四方的統治中心，從而鞏固了全國的統一。

第三，成周成爲徵收四方貢賦的中心，糧食財物積儲的中心，從而形成全國經濟的中心。

《史記·周本紀》記述營建洛邑的原因，是由於“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的確，營建成周的目的之一，就是爲了便於向四方徵收貢賦。當時成周對四方貢賦的徵收，主要的對象是各級的諸侯。《左傳·昭公十三年》記子産説：“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當時子産説這些話，是和晉國争論貢賦的等級的，應該是有根據的。結合西周金文和文獻來看，周朝的諸侯有侯、甸、男、采、衛五個等級，他們對周朝的貢賦也該有等級區别的。由於史料缺乏，具體情况已不了解。

與此同時，周朝還要對征服的夷戎部族或國家徵收貢賦，這點是比較清楚的。《兮甲盤》載：

王令甲（兮甲）政（徵）（司）成周四方責（積），至於南淮尸（夷）。淮尸（夷）舊我（帛）畮（賄）人，母（毋）敢不出其（帛）、其責（積）。其進人，其貯，母（毋）敢不即（次）、即（歭）。敢不用令（命），則即井（刑）（撲）伐。

所謂“徵司成周四方積”，就是主管成周向四方徵收貢賦的積儲。凡是夷戎部族或國家一經徵服，便成爲貢賦之臣，即所謂“帛賄人”或“帛畮臣”（《師簋》作“畮臣”）。貢賦之臣既要貢納幣帛、積儲，更要提供服役者，即所謂“進人”。“進人”要送到軍次（即軍隊駐防地），可知這種服役者是由軍隊監督的勞役。“積”是指積儲的糧食，即《詩·周頌·載芟》所説“其實其積”和《良耜》所説“積之栗栗”的“積”。“”，或者釋“歭”（《綴遺齋彝器考釋》卷七），或者釋“市”（孫詒讓《古籀餘論》卷三），當以釋“歭”爲是。《書·費誓》説：“歭乃糗糧”，《詩·大雅·嵩高》説：“以歭其粻”，“歭”都作動字用。此處作名詞用，當與“庤”通用。《説文》：“庤，儲置屋下也”。銘文説“積”或“貯”一定要送到儲藏的倉庫，這就是“徵司成周四方積”的職司。前文已經談到，擔任這個職司的兮甲，字伯吉父，就是尹吉甫。尹是官名，尹吉甫是周宣王的輔佐大臣，地位很高。《詩·小雅·六月》：“王于出征，以佐天子”，“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其官職亦是太師或太保。(www.xing528.com)

周朝對四方貢賦的徵收，不但要徵“積”“貯”，而且要徵“人”服役。如果徵發來的“衆”閑着怠工，反抗監督的官吏，即所謂“今敢博（迫）厥衆叚（暇），反厥工吏”，或者不把“積”送到指定倉庫，即所謂“弗速（積）我東國”，就要出兵征討。（見《師簋》）周朝軍隊的出征，是爲了保證“政（徵）司成周四方積”的職司的完成，這是奴隸主政權的性質所决定的。

第四，成周是舉行四方諸侯及貴族“殷禮”的地點，“殷禮”是集合内外群臣大會見和對上帝、祖先大獻祭的禮儀，具有對群臣奬勵、督促、考核的作用。

武王計劃營建洛邑，有個重要的目的，就是“依天室”（《逸周書·度邑》）。“依”就是“殷禮”，“天室”就是明堂，前面已經談到。商周兩代都用“衣”（或“依”“殷”）作爲一種禮儀的名稱，但是取義不同，性質也不一樣。“殷猶衆也”（《大宗伯》鄭玄注）。商代把許多祖先的大合祭叫做“衣”，而周代把群臣的大會見和共同大獻祭叫做“衣祭”或“殷禮”。

《洛誥》記載周公對成王説：“王，肇（開始）稱（舉行）殷禮，祀於新邑，咸秩（秩序）無文（紊），予齊百工（百官）。伻（使）從王於周（成周）”。這是説舉行“祀於新邑”的“殷禮”，要使百官都從成王到成周。成王對答説：“奉荅（配合）天命，和恒四方民（使四方民普遍和協），居師（集居京師，即成周），惇宗（厚待於宗廟）將禮（注重禮儀），稱秩（秩序）元祀（舉行大祭祀），咸秩無文（紊）”。這也説舉行“稱秩元祀”的“殷禮”，要使“四方民”集居成周。這時成周將興建完成，舉行“殷禮”具有慶功性質，所以《洛誥》記周公説：“今王即命曰：記功宗（記録功勞於宗廟），以功作元祀（因功舉行大祭祀）。惟命曰：……乃女（汝）其悉自教工”。“教工”當從《尚書大傳》讀作“效功”，是説“效天下諸侯之功也”。在舉行“殷禮”中，既要記功勞於宗廟，又要大臣和諸侯自己報效功績，説明“殷禮”具有奬勵和督促群臣的目的和作用。

同時舉行“殷禮”還有觀察和考核群臣的目的和作用。《洛誥》記周公對成王説：“女（汝）其敬（認真）識（辨别）百辟（諸侯）享（誠心獻祭），亦識其有不享（不誠心獻祭）。享多儀（獻祭以禮儀爲重），儀不及物（禮儀的份量不及貢獻祭品多而好的），惟曰不享（就是不誠心獻祭），惟事其爽侮（這樣對於王事就會出錯和輕慢）”。這是要通過諸侯和群臣參加獻祭典禮中，察看他們是否對待周朝，真心誠意的效忠。

自從成王在成周“肇稱殷禮”以後，此後成周便成爲舉行殷禮的主要地點，都由主持東都政務的輔佐大臣主持。當周公奉命爲“四輔”，開始主持東都政務時，就曾舉行這種殷禮。《書·康誥》篇首載（這是一段錯簡，原非《康誥》之文）：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始）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百官）、播民（分布之民）和，見士（事）於周，周公咸勤（慰勞），乃洪大誥治。

“四方民大和會”就是《洛誥》所説“和恒四方民”，就是舉行“殷禮”。所謂“四方民”，包括侯、甸、男、采、衛各等諸侯以及百官、貴族。既稱“大和會”，又説諸侯、百官、“播民和”，説明“殷禮”具有協和貴族内部、加强團結的作用。所謂“見士於周”，“見士”即是“見事”，古“士”“事”音義俱近。“見事”原爲當時成語。《匽侯旨鼎》載：“匽侯旨初見事於宗周”。《鼎》載：“己亥見事於彭”。“見事”，就是效事的意思，王先謙説：“此見士訓爲效事”（《尚書孔傳參正》）。是正確的。見事和《洛誥》所説的“教工（效功）”，意義相同。也就是所謂“述職”。《孟子·梁惠王下》記晏子説：“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見事”的“事”，就是“無非事者”的“事”，是指職務範圍以内的工作情况。可知“殷禮”還有匯報工作和檢查的目的和作用。

周公以後，周公職位的繼承者，繼續在成周舉行這樣的“殷禮”。周公之子明保在就職時，就舉行“殷禮”，即所謂“出同卿事寮”，前面已經談到。《小臣傳卣》：“惟五月既望甲子，王才（在）京，令師甲父殷成周年”。《臣辰簋》載：“王令士上史寅於成周”。所謂“殷成周”和“於成周”。都是在成周舉行“殷禮”。

從上述四點看來，成周的建成，對於周朝一統大業的完成，是具有重大作用的。“成周”之所以稱“成”，用意就在於此。鄭玄説：“居攝七年（當作五年）天下太平而此邑成，乃各曰成周”（《公羊傳·宣公十六年》疏引）。何休説：“名曰成周者，周道始成，王所都也”（《水經谷水注》引）。這些解釋還不够確切。我們認爲，成周之所以稱“成”，和成王之所以稱“成”，用意是相同的。《詩經·周頌》有一篇《昊天有成命》，説昊天有“成命”，爲“二后（文王、武王）”所接受，成王繼續日夜盡心，“肆其靖之”（終於使天下大定）。這是一首歌頌成王成功的詩。賈誼解釋説：“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終於“有成”（《新書·禮容語下》）。《吕氏春秋·下賢》也説：“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馬融所引解釋“成王”的三種説法之一，也説：“以成王年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書·酒誥》正義引）。成王原來確是“生號”，成王之所以稱“成”，應該取義於周朝開國大業的完成，也就是昊天“成命”的完成。《召誥》記載召公引用周公的話，“其自時（是）中乂（居中治理），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休謂取得美好成果）”。《召誥》記召公最後對成王説：“王末（終）有成命，王亦顯”。《洛誥》記周公對成王説：“其自時（是）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十分明顯，成王稱“成”，是由於他終於完成了昊天的“成命”，取得了“成績”。成周的所以稱“成”，也該是由於完成“成命”和取得“成績”，建成了周朝統一四方的國都。

原載《歷史教學問題》1983年第4期

【注释】

[1]參看張學海《淺談曲阜魯城的年代和基本格局》，刊《文物》一九八二年二期。

[2]參看考古研究所洛陽發掘隊《洛陽澗濱東周城址發掘報告》，刊《考古學報》一九五九年二期。

[3]僞《孔傳》説：“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俞樾《群經平議》卷六認爲此説不確，“食可訓用”，“兩處皆曰食，則皆所用也”，楊筠如《尚書核詁》又説：“食亦事之假，事猶治也”。

[4]參看郭寶鈞、林壽晉《一九五二年秋季洛陽東郊發掘報告》，刊《考古學報》第九册，一九五五年出版。
洛陽附近城址變遷圖
（説明：圖上“東周城”即是春秋時代“王城”。本文認爲，西周時代“王城”也該在這里，可能略爲偏北；“成周”的大郭應該在“王城”以東，横跨瀍河兩側地區，南靠洛河，在隋唐東都城的北部及以北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