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新探：东都周的规模及设施揭秘

周公主持營建東都成周，是爲了確立周王朝統一的統治四方的中央政權，同時也是爲“致政”成王作好准備。

關於成周的建設規模，《逸周書·作雒》有比較詳細的記載：

周公敬念於後曰：予畏周室不延（“不延”原誤作“克追”，從朱右曾依據《初學記》所引改正。延，長也），俾中天下（謂設置天下的中心）。及將致政（謂將歸政於成王），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水經洛水注》引作“中土”，謂天下中心），立城方千七百二十丈（立字原脱，從王念孫依據《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玉海》所引增補，又“七百”，《藝文類聚》等書都引作“六百”），郛方七十里（《藝文類聚》等書都引作“七十二里”，《詩地理考》《通鑒前編》又引作“十七里”）。南繫於雒水，北因於郟山，以爲天下之大凑。制郊甸方六百里，因而土方千里（“因”原誤作“國”，從王念孫據《水經注》改正）。

孔晁注，解釋“王”爲“王城”，“郛”爲“郭”，是正確的。張華《博物記》説：“王城方七百二十丈（‘七百’上脱‘千’字），郛方七十里”（《續漢書·郡國志》河南尹洛邑下劉昭注引），這和孔晁同樣把“城”解釋爲“王城”，是不錯的。整個成周大邑，有大小二城，小城叫“城”，後來稱爲“王城”，因王宫所在而得名。大城叫“郛”，即是“郭”，用作居民會集和軍隊留守之處。《吴越春秋》説：“鯀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東周都城的建築，都有大、小二城。多數宫城在大城的西邊，齊都臨淄，鄭都新鄭，趙都邯鄲，都是這樣布局。秦都咸陽的遺跡已不清楚，也該是同樣布局，因爲秦惠王時張儀和張若主持建築的成都，是“與咸陽同制”的，成都故城也是小城造在大城西邊。只有魯的國都曲阜，現存故城遺址是内外兩城相套的，宫城居中而略偏東北，但是這已是春秋以後的遺跡，西周是否如此，尚待作進一步的考查^[1]。我們認爲，成周大邑的布局，也該是王城在大郭的西邊的。

王鳴盛、朱右曾都以六尺四寸步計算，認爲《作雒》所説“城方千七百二十丈”，正和《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相符合（見《尚書後案》和《逸周書集訓校釋》）。事實上，以六尺四寸爲步，是根據《禮記·王制》“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的，並不可信。金鶚和劉師培以六尺爲步計算，認爲當從《藝文類聚》等書所引，改作“城方千六百二十丈”，今本“七百”是“六百”之誤（見《求古録禮説》卷一和《周書補正》卷三）。當以金、劉之説爲是。焦循《群經宫室圖》有相同的看法。王城的周圍里數，相當於“方九里”。

王城的遺址，《帝王世紀》説：“今苑内王城是也”（《太平寰宇記》卷三引）。《元和郡縣志》説同。《括地志》説在“苑内東北隅”（《史記·周本紀》正義引）。《舊唐書·地理志》説同。苑是指唐代神都苑，神都苑“東抵宫墻，西至孝水，北靠邙阜，南距非山”（《唐兩京城坊考》），可知王城在唐代王宫以西，唐代洛陽城的西北角。根據考古發掘結果，在澗河東側小屯村以東、中州路西段兩側，發現了漢代河南縣城遺址。在漢代河南縣城遺址的外圍，又發現了春秋時代的王城遺址，殘存有西南角的兩邊城墻，其東南角城墻已被洛水沖毁，只有北城墻保存完好，全長2890米，相當於戰國尺度六里多。整個城的形制，南北比東西略長^[2]，但是西周王城遺址尚未找到，應該就在春秋王城的附近，可能略爲偏北（參看《洛陽附近城址變遷圖》）。

《逸周書·作雒》説成周的“郛方七十里”，“郛”就是郭，它的面積要比王城大八倍。金鶚以《孟子》所説“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作比例，以爲郭大於城不過一倍，“七十里當從《前編》（指《通鑒前編》）作十七里”（《求古録禮説》卷一）。此説未必正確。周王朝在成周駐屯有重兵，有所謂“成周八”，它的郭城不但會集居民，還作大軍防守之用，可能很大。自從武王克殷以後，周王朝就在洛邑駐屯有重兵。《召誥》記載：“若翼（翌）日乙卯，周公朝（早）至於洛”。《洛誥》記述周公説：“予惟乙卯，朝（早）至於洛師”。可知成周未建成以前，洛邑已有“洛師”之稱，“洛師”當即因駐屯重兵而得稱。殷墟卜辭和西周金文中，都用“”作爲軍隊單位的名稱，如卜辭有“王作三”（《殷契粹編》第597片），西周金文有“西六”“成周八”和“殷八”。還都用“”作爲軍隊駐屯地點的稱呼，西周金文和殷墟卜辭一樣，常把駐屯軍隊地點，連同地名稱爲“某”，如“成”（《小臣單觶》）“牧”（《小臣簋》）之類。“”在古文獻中作“師”，如“六”稱爲“六師”（如《詩·大雅·常武》等）。十分明顯，西周地名附有“”或“師”的，都是由於駐屯軍隊而得稱。這在周朝已是傳統的習慣。周的祖先公劉，遷都到豳，就稱其地爲“京”或“京師”，因爲駐屯有“其軍三單”（《詩·大雅·公劉》）。周公來到洛邑，開始主持營建成周的工作，稱其地爲“洛師”，可知洛邑早有重兵駐屯。成周有大郭的建設，就是爲了大量會集居民和適合“成周八”的駐屯守衛的需要。

成周的大郭，應該緊靠在王城以東，横跨瀍水兩側地區。《洛誥》記周公説：(www.xing528.com)

“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

“食”是説經占卜吉利而采用^[3]。召公和周公營建成周，采用澗水以東、瀍水以西的地點，又采用瀍水以東的地點。説明整個成周大邑的建築，横跨瀍水東西兩側地區，如同隋唐洛陽城的横跨瀍水一樣。只是西周成周的位置偏北，在洛水以北。《逸周書·作雒》所謂“南繫於洛水，北因於郟山（即邙山）”。隋唐洛陽城的位置則偏南，直跨洛水的南北兩岸地區，而且大部分在南岸地區。考古發現的春秋王城遺址，西邊緊靠澗水，其西南角還跨過澗水，而其東邊還在隋唐洛陽城以西，到瀍水還有相當長的距離。因此成周的大郭，必然横跨瀍水以西和以東地區，然後才能和《洛誥》所記周公“卜宅”之説相合。召公和周公所以選定這個地點建築東都，是有道理的。這里北靠黄河和郟山，南靠洛水，形勢很好，便於防守。這里是澗水、瀍水和洛水會合的地方，水源充足，足以供應王宫、官署以及居民、駐屯軍隊生活上的需要。同時陸上和水上交通都比較便利，便於徵收四方的貢賦，便於供應糧食等物資；也便於和西都鎬京聯繫，便於和四方諸侯聯繫。而且在成周的興建過程中，也便於供給建築用的材料。周的祖先劉公營建豳的時候已經利用水道運輸建築材料。《史記·周本紀》説：“自漆沮渡渭取材用”。這時大規模營建東都，當然更要用水道供應建築材料了。

鄭玄解釋《洛誥》，以爲瀍水以西所建的是王城，即是漢代的河南縣城；瀍水以東所建的是成周，即漢代的洛陽縣城，即今“漢魏洛陽城”遺址（參看《洛陽附近城址變遷圖》），這是沿襲了《公羊傳》和《漢書·地理志》的錯誤。成周原來是一個大邑。一個大邑而連結有宫城和大郭，這是古代都城的通則，决不可能如《公羊傳》和《漢書·地理志》所説那樣，王城在漢代河南縣，成周在漢代洛陽縣，兩城相距四十里。成周在《尚書》中只是一個邑，或者稱爲“新邑”（《洛誥》），或者稱爲“新邑洛”（《多士》），或者稱“洛邑”（《多方》），或者説“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康誥》）。到春秋時，周敬王請晉國幫助“城成周”，也還説：“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左傳·昭公三十二年》）。成周是東都的總稱，王城只是東都的宫城，並非相距四十里的兩個邑。關於這點，已故友人童書業先生《春秋王都辨疑》（收入《中國古代地理考證論文集》），已有精辟的辨正，這里不再多説。至於《令彝》説：“明公朝（早）至於成周”“明公歸王”。“王”該指王城，王城也是指成周的宫城，已故友人唐蘭和陳夢家兩先生根據《漢書·地理志》，把《令彝》的“王”和“成周”，解釋爲相距四十里的兩個邑，是不可信的。關於這點，不是幾句話能説清楚的，它將另作考證，這里從略了。

周公營建成周，建成王城和大郭，王城内主要建設君王的行宫以及官署，大郭主要爲了安居貴族和駐屯重兵。此外還建有許多舉行祭禮和典禮的建築。《何尊》講到成王在成周祭祀武王“天”，“天”就是天室，也就是明堂。明堂是用來舉行重大祭禮和典禮以及施政的廳堂。前面已經説過，在成周建設“天室”，原是武王的計劃，武王要在天室舉行“殷禮”，即所謂“依天室”。《逸周書·度邑》記載武王囑咐周公説：

嗚呼！旦，我圖（圖謀）夷（平定）兹殷。其依天室（謂在明堂舉行殷禮），其有憲命（“憲命”謂法令），求兹無遠（謂宣布法令，可以在此不遠離天意），天有求繹，相我不難（謂如果天有什麽尋求，在此不難得天的對我幫助）。

就是説，在明堂舉行殷禮，可以在此宣佈符合於天意的法令，並可以得到天的幫助。

《何尊》還説成“周建有“誥宗小子”的“京室”。“京室”當是宗廟中的大室。《敔簋》還説成周有大廟”。《敔簋》説：“惟王十又一日，王各（格）於成周大廟”。大廟當即太廟。《逸周書·作雒》説：“乃設丘兆於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乃建大社於國中，……乃位五宫、大廟、宗宫、考宫、路寢、明堂”。《作雒》所説，不免夾雜有後代禮制在内，例如説所建大社的壇，東、南、西、北、中用五色土，顯然是五行學説流行以後的産物。但是成周大邑中，確應設有丘兆、社壇、大廟、明堂之類的建築，以適應舉行各種祭禮和政治上重大典禮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