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建成周的年代和過程

周武王克殷以後回到鎬京，整夜睡不着覺，憂慮的是“未定天保”（“天保”是指順從天意的國都），難以安定。因此他主張興建洛邑，“定天保，依天室”，把這一任務囑托周公。所謂“依天室”，就是要在新都建築舉行“依”禮的“天室”。“依”就是“殷禮”。“依”“殷”古音通用。例如《書·康誥》：“殪戎殷”，《中庸》引作“壹戎衣”，鄭玄注：“齊人言殷如衣”。“殷禮”是内外群臣的大會見，並共同參與大獻祭的禮儀。“天室”就是明堂，是舉行重大祭禮和典禮以及施政的地方。武王時制作的《大豐簋》説：“王祀於天室”，又説：“王衣祀王不（丕）顯考文王，事喜（）上帝”，這是以文王配合上帝祭祀於“天室”。而《史記·封禪書》説：“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可知“天室”即是明堂。關於周武王計劃興建洛邑的事，見於《逸周書·度邑》。曾爲司馬遷所引用（見《史記·周本紀》）。王國維推定《度邑》是西周時代作品，他説：“此篇淵懿古奥，類宗周以前之書”（《觀堂别集》卷一《周開國年表》）。王氏這個推斷，十分正確。《度邑》所載確是實録，由於《何尊》的出土，得到了實證。《何尊》記載成王“誥宗小子（宗小子是指宗族中的小輩）於京室”説：“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國），自之嶭（乂）民。”所謂“中國”就是四方的中心，即指洛邑。周武王克商以後，就有建都洛邑的計劃，即所謂“宅兹中國”。他所以要“廷告於天”，因爲他自以爲接受“天命”，所要營建的就是“天保”，也就是天都；還要造“天室”，也無非表示要順從天意的。後來周公營建成周於洛邑，就是執行了武王的遺願。周公所營建的成周，果然建有“天室”。《何尊》記載成王來到成周，“復△武王豐福，自天”。“天”就是“天室”，就是説成王到“天室”中對武王舉行了稱爲“福”的祭祀。根據《史記·周本紀》，武王囑托周公建設洛邑之後，“營周居於洛邑而後去”。武王雖然没有建成新都，却先在此作了營建“周居”的規劃。“周居”就是周天子的宫殿以及官署所在。此後成周的創建，就是以這個規劃作爲起點的。

周公平定三監和武庚的叛亂之後，更加認識到加强中原地區統治的重要性。周公攝政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即平定東夷的奄國），四年“建侯衛”（分封諸侯），五年就“營成周”（《尚書大傳》）。這年三月戊申（初五），召公先到洛邑“卜宅”（占卜建都基地是否吉利），得到吉兆便開始“經營”。庚戌（初七），召公使用“庶殷”（許多殷貴族）“攻位”（治理地基），經過五天完成。乙卯（十二日），周公到洛邑全面視察“經營”的規模。到丁巳（十四日）、戊午（十五日），先後舉行郊祭（祭天）和社祭（祭地）。到甲子（二十一日），周公便召集殷貴族各級首領，發佈命令，安排勞役，“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丕作”是“大作”之意。從此就大規模動工興建了（以上依據《召誥》）。大概到年底以前，成周就基本建成。

成周是周公攝政五年即周成王五年三月甲子（二十一日）開始大規模動工興建的。周公之所以要選定甲子這天開始動工，可能與周人迷信甲子這天吉利有關。武王選定甲子這天在牧野發動總攻，一舉攻克殷都，同樣可能是爲了選定吉日。周宣王的大臣兮甲（即尹吉甫），字伯吉父。古人“名”和“字”的字義有聯繫。王國維解釋説：“甲者月之始，故其字曰伯吉父，吉有始義”（《觀堂别集》卷二《兮甲盤跋》）。成周開始大規模興建以後不久，成王就來到這里親政。因爲成王年少，太保召公就以族中長老、監護者的身份，對成王告誡，教導成王要按照上天的“成命”，“敬德”而“治民”，這就是《書·召誥》。接着，周公又向成王追述洛邑興建經過，建議“肇（開始）稱（舉行）殷禮（即殷見之禮），祀於新邑”，並提出在新都統治的政策方針。而成王表示，他將回宗周即君位，命令周公留在成周，作爲“四輔”（四方之輔），主持以後東都政務。到年終，成王就祭祀文王、武王，命令史官寫成正式文件，册命周公，授給周公主持此後東都政務的大權。這就是《書·洛誥》。年終以後，成王回到鎬京，於次年（成王六年）即王位，召公、周公等大臣當然要一同回去參與成王即位大典。到這年三月，周公奉命到成周就職，爲了安定遷到洛邑來的許多殷貴族，對殷貴族重新宣佈了周朝對待他們的政策，這就是《書·多方》。(www.xing528.com)

武王死後，成王年少，由周公攝政稱王。等到周公東征勝利，全國統一，局勢大定，東都成周在周公攝政五年建成，周公就歸政於成王，攝政告一段落。從此由周公出任“四輔”，主持東都政務，而由召公輔助成王主持西都政務。就是所謂“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書序》）；“自陝而東，周公主之；自陝而西，召公主之”（《公羊傳·隱公五年》）。周公攝政共有五年。《尚書大傳》和《史記》所有周公攝政七年之説，是由於誤解《洛誥》的末二句而引起的。《洛誥》末二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上一句是用這年發生的大事紀年，下一句是用重大歷史事件發生以後的年數來紀年。殷周之際通用這兩種紀年方法。上一句實際上就是“惟周公誕保文武命”之年，所謂“惟周公誕保文武命”，就是指成王命令周公留守成周主持東都政務的事。因爲成王的命令指出，任命周公留守成周爲“四輔”，是爲了“誕保文武受民”，就是爲了“保”文王、武王從上天所授的“民”；而周公的答詞，表示接受任命，也説是“王命予來承保文祖（指文王）受命民”。下一句“惟七年”，是説“既克商七年”，當時有此紀年方法，如《金縢》開頭就説：“既克商二年”。“既克商七年”就是周公攝政五年，也即成王五年。關於這點，王國維在《洛誥解》（《觀堂集林》卷一）和《周開國年表》中的分析，十分正確。他用《艅尊》：“惟王來正（徵）人方，惟王廿有五祀”，來作比較。“惟王來征人方”是説這年殷王出征人方，就是用這年發生的大事紀年；“惟王廿有五祀”是説這年是殷王即位以後的二十五年，文例與《洛誥》末二句正相同，作者爲了分清二句，每句開頭都用“惟”字作發語詞。《洛誥》也是同樣每句開頭都用“惟”字。後人不明這種文例，誤解“惟周公誕保文武命”是講周公攝政，又誤和下一句“惟七年”連讀，於是發生周公攝政七年的誤解。關於這方面，我已另外寫成《釋何尊銘文兼論周開國年代》一文（《文物》一九八三年第六期），此處不再詳論。總之，《尚書大傳》所説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是不錯的。周公攝政七年之説以及攝政七年營建成周之説，都出於對《洛誥》末二句的誤解。